我所知道的于右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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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于右任点滴

于右任(左)与张大千 谢稚柳于1942年作《藕塘图》,赠送于右任长子于望德伉俪,古朴中不失清逸之趣。 人们都知道于右任是近代一位政治家、教育家,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宽厚仁慈的长者,也是一位大书法家、草书的圣人。 1940年秋至1946年夏秋,我的父亲谢稚柳在国民政府监察院担任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秘书。程沧波是监察院秘书长,他是我伯父谢玉岑的连襟,也是我父亲的学长。当时,伯父、父亲和程沧波一起曾在前清进士、江南大儒钱振锽的寄园读书。后来,钱振锽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我的伯父谢玉岑和程沧波。父亲进监察院工作,是由程沧波引荐的。1940年,父亲31岁,于右任62岁,按辈分,于右任是我的爷爷辈,而今天仍健在的于右任公子于中令先生是我的叔叔辈。小时候,听父亲他们都尊称「 ”于右老”「 ”右老”或「 ”髯公”。 当时,于右老聘任的监察委员中有许多文化名人,甚至是大学者、大书画家和篆刻家等。常常听父辈谈起或幼时见过的有章士钊(律师,学者,书法家)、沈尹默(诗人,大书家,善画竹)、汪东(南社成员,诗人,书画家)、叶元龙(经济学家,教育家,重庆大学校长)、乔大壮(监察院参事,学者,篆刻家)、潘伯鹰(诗人,大书家)等许多名人名家。他们都大我父亲好多年岁,父亲是晚辈。因此,也可以说是他们影响了我的父亲,尤其是在诗书画和做人品德方面,对我父亲的影响很大。其中的两位大书法家沈尹默、潘伯鹰,成为我父亲一生的师友。 于右老十分仁厚,也非常器重和支持我父亲的绘画。当时,在监察院中还有一位秘书叫张目寒,后来担任监察院秘书长,长期追随于右老。他是张大千的义弟,张大千与于右老的密切关系都是由张目寒从中联系的。大千先生多次为于右老画的祝寿画,都是寄给张目寒转交的。现在看到张大千写给张目寒的数百封信件中,常常在信的最后都要请目寒向髯公问安。由于我的父亲与张大千往来密切,因此,张大千在重庆的事情,都是张目寒和我父亲帮忙处理的。当时,张大千写信给张目寒,常常会说转告稚柳办某事;写给我父亲的信中又会说转请目寒办某事,所以张大千、张目寒与我父亲三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前些年,看到张大千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香港写给张目寒的一封信:信中关注我父亲当时的状况,甚为担忧,写了一首诗,抄录了给张目寒看。大意是说:他与谢稚柳在乱世中因追求艺术而相识,20年交情亲如兄弟。张大千在这两句诗的下面,特别写了两句注解:「 ”稚柳恃才傲物,于髯公待之极优渥”,意思说谢稚柳眼界高,恃才傲物,但于髯公(指于右老)对谢稚柳极为优待。这是从张大千口中说出了于右老对我父亲的赏识和优待。 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于右老对我父亲的关照。1941年,张大千去敦煌研究临摹壁画,后来感到人手不够,写了几封信邀父亲去敦煌协助,于右老很支持这件事,特别批准我父亲请假去敦煌。因当时父亲担任秘书工作,去敦煌时间很长,工作势必会受影响,如果没有于院长的首肯,我父亲是不可能去敦煌的。后来,父亲在敦煌待了一年之久,对敦煌洞窟壁画做了详细的研究,出版过专著。敦煌壁画特别是其中的唐代人物画,对张大千和我父亲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于右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于右老不但支持我父亲去敦煌,在这之前还给西北军政首长写信,要求派人照顾张大千一行在敦煌的工作。据我父亲说,他们在敦煌出行,当地政府还派了士兵保护,因为当地常有土匪出没。有一次,他们在沙漠中见到一只巨大的鹫鹰,有一个人那么高,大家都害怕,那个士兵便朝天开了一枪,那只鹫鹰听到枪声便要飞走,但因体态庞大,需要在平地上奔跑了一段距离,方能起飞,就像现在的飞机起飞一样。另外,他们确实遇到过半夜土匪打劫。据我父亲说,某天半夜,土匪进村敲门,那个士兵叫大家不要惊慌,不出声也不要点灯。后来,土匪以为院里没人,便离开了。这多亏了于右老关照地方政府派人保护。 另外,今天「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敦煌艺术研究所”正是于右老建议设立的。于右老在1941年10月至12月,亲自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留下了许多诗篇。回重庆之后,立刻出面给国民政府写了建议书,建议成立「 ”敦煌艺术研究学院”。1944年,「 ”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首任所长,这就是今天「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所以从某种角度说,从民国开始的敦煌文物保护和艺术研究,都与于右老有直接的重要关系。 于右老「 ”书圣”的名号,绝对是实至名归的。他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忧国忧民,与此同时,他的草书也是书法艺术的楷模。古往今来,于右老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尤其在近代书法史上,是一位旗帜性的人物。他写的草书,除了形式的艺术性之外,在内容上也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和收藏家的喜爱。除了人情往来、风花雪月之外,他写的更多的是抗战、励志、忧国忧民等内容,如「 ”为万世开太平”的句子,他写了上万张。还有一副对联「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流传很广,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也体现了于右老「 ”天下为公”的胸襟。他一生的书法作品,据估计在五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据说,当年沈尹默在监察院时曾调侃于右老:「 ”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院长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右老听了哈哈大笑说:「 ”物以稀为贵嘛。” 还有一件事,我父亲和于右老的长公子于望德先生是同庚,而且还是重庆中央大学的同事,他们当时都是重庆中央大学的教授。1942年,父亲为于望德夫妇新婚画过一张巨幅荷花《耦塘图》,上面画了许多红白莲花,寓意「 ”嘉耦”。这幅画我在2012年春天香港苏富比拍卖时见到过原作,大横幅,有60多厘米高、2米多宽,后来为常州的一位藏家所得。 于右老一生忧国忧民,两袖清风。据说,他逝世后,他的保险箱内没有钱财宝物,仅有日记信札及为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集旅费的借据,还有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当时,有报纸曾感叹「 ”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1964年1月12日,于右老在日记中写道:「 ”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24日,又写道:「 ”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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