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Posted 2022-12-29 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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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15世纪4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明朝无力应付各类外患的开始。除了发生在北方边界的土木堡惨败，还有多次耗费巨大的西南麓川之役。但在明朝内部，各种暗流也在争相涌动。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人们皆因朱家天子的暴虐而陷入饥馑。因此，发生在浙江、福建与江西三省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就是体现明朝统治艺术的一个巨大窗口。货币制度与压榨理念明朝大部分问题都可以从朱元璋说起起始于1444年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实际上源于明朝时期的特殊货币制度。自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大明朝后，就对原本已相对活跃的经济状态抱有敌意。为了加强本王朝对地方的控制，想尽各种办法压榨民间经济。例如将已经成为世界硬通货达2000年时间的白银，宣布为非法货币，并禁止在任何民间交易中加以使用。尽管很多后世学者得出结论，古代东亚长期存在贵金属匮乏问题。但至少到宋元之际，白银在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已不可替代。北宋时就为和契丹人的辽国贸易，发行了基于铜钱造型的银币。等到大量外番商人东来的蒙元，白银更是在民间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至于夹在两朝之间的南宋，也出于各种原因而加大对白银的开采力度。尤其是在距都城临安不远的浙江东南部山区，银矿数量大大增加，并被后来的明朝所直接继承。直到今天南方依然存在大量的可开采银矿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已经将白银从明朝官方货币体系中剔除。但这并不意味着朝廷不需要银两来进行对外贸易和对内赏赐。加上元末的大瘟疫和长期战乱破坏，使得民间经济相对凋敝，所以对采矿业就没有进行集中打压。当时的南京朝廷不仅默许私人开矿，甚至视为自己吸纳白银的主要手段。此外，由于朱皇帝断绝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贸易，让府库的贵金属收入急剧下降，就更需要借助民力来挖掘财富。这样短暂的和谐，很快就因为朱棣的篡权上位而被终结。在郑和不断率船队下西洋之际，明成祖又加大了对民间贸易的打压。由于大量发行无准备金的纸币，明朝的货币系统很快就因恶性通胀而濒临崩溃。为了杜绝民间自发以任何贵金属进行交易，朱棣下令将银矿全部收归官府所有。虽然在表面上留下部分民户矿主，但其实全都由关系户担当。任何人如果敢私自采矿，不仅自己会被判处死刑，家人也将按律遭到流放。朱元璋时代出现的无准备金纸钞此外，由于经济活力遭到严重压制，大部分人便只能依赖脚下的土地为生。对于许多原本就不依赖农业为主的地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经济层面的降维打击。一些同地方官府有利益勾兑的富户，也趁机进行大肆兼并，致使地区内的大部分人沦为佃农。加上大量皇庄、宗室封地和卫所占地的存在，让更多人的生活陷入赤贫。当然，再严酷的恶法也挡不住民间的求生欲望。例如在矿源集中的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原本就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当地人，就因失去小块份地而偷偷进入山区寻找白银。明朝官府通常会在初期视而不见，等到确定对方采集成功，再派人进山抓捕。一直到后来出现财政困难，对控制全部区域感到力不从心，才僵化的将许多山地封禁起来。结果，就更多流民选择抱团进入，为自己和家人寻找一线生机。根据1441年时的调查，仅浙江金华一个地方的编户齐民人口，就平白无故的消失了40%。显然，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的人间蒸发。苦不堪言的民众被迫进山开采白银叶宗留矿工起义明英宗时代的战乱频繁对资金的消耗极大公元1442年，英宗皇帝治下的明朝已3次出兵西南地区，并消耗了大量库存资金。为了弥补军费亏空，就催生了更高的农业税与白银索取。原本在浙江处州担任衙役的叶宗留也因此失业，并依靠自己在乡邻间的号召力，带着800人进入浙江-福建-江山三省间的山区寻找白银。两年后，新的银矿顺利开采，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此时的叶宗留已将队伍发展到数千人，并用开采的白银购买了武器和盔甲，成为树大招风的地方刺头。1444年6月，在福建地方官的禁令传达后，羽翼渐丰的矿工也向对方发出战书。7月，有1000人的明朝官军前来赴约，并毫无悬念的被精壮矿工们给干翻。领头的福建参议竺渊，还被叶宗留亲自射箭击杀。这则消息很快在附近山区流传，并引起各路矿盗团体的相应，轰轰烈烈的叶宗留矿工起义也就此正式展开。至于众多部署在周遭地区的防御卫所，却没有任何办法加以限制。明朝官军很乐意查封已经开采成功的银矿到1445年的12月，才有第二批明军从江西方向南下，准备将分布在三省交界的矿工们一网打击。然而，要抵达叶宗留等人的根据地，就必须越过赣南与闽北之间的众多山麓。很不幸，长期在此活跃的矿工们对当地更为熟悉，所采取的战术也绝非普通的盗匪能够相比。叶宗留主动率领部下出击，攻占了属于今天江西上饶地区的广丰城。数千明朝官军抵达后，发现城池已经被矿工们占领，就准备在外围安营扎寨。结果，城内的义军突然杀出，将半数缺乏组织的明军消灭，残部只能仓促逃亡北方。第二年春季，明朝官方开始重视起叶宗留的矿工集团。御史柳华奉命执掌浙江、福建和江西的三省兵马，同时进剿造反的矿工。当时，由于浙江的处州和温州等地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等的佃农起义，所以明军的兵力被大大稀释。同时，连年的远征麓川，又让湖南等地的苗人武装损失巨大，根本无法调来增援东南。明军就只能继续使用不可靠的地方驻军作战，却发现军户人口中也有不少人已提前逃逸，甚至跑去为叛军效力。浙江南部与福建交界存在大量的私人银矿叶宗留也迫于各路兵马的陆续抵达，能率领数千人的队伍四处机动。依靠自己对于山区环境的熟悉，不断与数量占优的官军周旋，不断采用打了就跑的方式还击。在战斗的间隙，他们也继续挖掘发现的银矿作为费用，并会组织投奔而来的流民耕作土地生产。明朝却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乱跑，实际上连义军主力究竟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鉴于江西与浙江南部已经失去控制，明朝官方将剿匪重点部署在福建一省。不仅是因为当地驻军被大量抽调，还因为那里同样存在数量不等的银矿，还有随时同叛军合作的沿海走私商贩存在。柳华就在当地大力推广保甲制度，将众多可能参与叛乱的人口都编组为乡兵使用。不少城镇与大型村落都设立了碉堡，并安排数量暴涨的地方民团加以驻守。这个做法也很快收获了效果，叶宗留在数次进攻中都被加固的城池所阻挡，只得赶在朝廷的援军抵达前撤离。明朝开始在福建等地建立乡兵保甲制度邓茂七的佃农乡兵起义叶宗留不仅开始称王并尝试将手中的部队正规化时间进入1447年，叶宗留在左右人的拥戴下，打出旗号并自称大王。此外，他还从已经扩张到万余人的队伍中选出数千精壮，进行强化的军事训练。这些人获得了较好的甲胄保护，并开始以长枪对抗明军。其他部众的战术纪律也大为提高，基本上已经同追缴自己的明朝官军水平无异。如此一来，众多只获得有限兵力的明朝县城就不能靠防御幸免于难，包括福建浦城与江西铅山等地被依次攻克。原本的矿工班底，也因为大量流民的加入而扩充到50000人左右。叶宗留的好友陶得二也转战浙江处州，掀起更大规模的佃农起义，将这个方向的明军都牵制在原地。而在福建沙县，原籍江西的邓茂七也宣布起兵加入反明队伍。讽刺的是，由于此前已经被官府收编为保甲乡兵，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了完整的组织和部分地方武库的控制权。兵力严重不足的明朝官府，只能出动300人的小规模队伍赶去镇压，结果被群起攻之的佃农们打的大败。原是保长乡兵的邓茂七也在福建开始起义至此，明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已面临全局崩溃的威胁。不仅有叶宗留的矿工流民武装在赣南和皖北扎根，还有浙江佃农与福建乡兵在两翼予以声援。甚至在靠海的泉州等地，还出现了走私海商攻击卫所驻军的事情。但当时的明英宗却还将主要目光聚焦在西南，下令集合云南、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驻军筹备第四次麓川之役。稍微有些战斗力的边军部队，则被崛起的瓦剌太师也先所牵制，难以迅速赶往东南作战。至于一直享有最好待遇和武器供应的京军，也必须驻守北京而很难调离。 1448年的夏季，御史丁瑄只能率领南直隶等地的二三流部队增援东南。当他派出2000官军进攻邓茂七所在的沙县时，遭遇沿途山民和义军的联合伏击。战力羸弱而缺乏意志的明军，在狭小的山路被前后堵截，最终全部死在包围圈内。邓茂七随即放出风声，宣布自己将进攻位于武夷山区的延平县城。丁瑄再次出动4000多人前去阻截，结果还是在山路中误入义军提前布置好的伏击圈。领头的指挥室遭到斩首式袭击而死，余下部众在意识到自己被包围后一触即溃，并再次为对方奉上数千人头。邓茂七的出现让福建也成为重要战场由于惨败接踵而至，坐镇北京的明英宗再也无法沉得住气。他在9月下令集结所有可用之兵，交由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节制，准备对各路叛军进行最后的总攻。约有20000人的京营沿着运河南下，并在携带大批火器之余也不忘配上数百蒙古骑兵助战。他们在抵达南直隶后，还能获得超过万人的漕运部队支持，以便维系远征部队的后勤保障。此外，明朝的地方官府与士绅也开始从初期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他们慢慢注意到义军规模虽然庞大，但内部实际可以分为多股势力。除了叶宗留和陶得二彼此协作，包括邓茂七在内的其他首领大都互不统属，所有人都各行其是。同时，大部分义军内部缺乏起领导作用的主心骨。不少外围队伍内夹杂着流民、佃农、小商人、盗匪、手工业者和逃跑的军户，彼此间缺乏认同，时间长了也容易滋生矛盾。于是，仅仅通过收买变节者和以谈判为由进行诱捕，便很快将浙江地区的大部分小规模叛乱压了下去。明朝地方官与士绅尝试收买了不少小规模义军极限操作义军在明朝京营抵达前也加速了行动迫于形势的逐步恶化，两路义军为在明朝中央军抵达前做好准备，开始了范围更大的极限操作。叶宗留一面警惕的关注浙江方向，同时又派重兵守住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因为根据常识，北方的赣江是从长江沿岸南下的最快途径。倒是浙江大部分地方多为山区，缺乏辅助航运的大型水系。至于在福建活动的邓茂七，也开始大举向南方的泉州等地推进。然而，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却反其道行之。他派出部队兵马由江西南下，同留守南部山区的精锐矿工武装对峙，自己则率领大部分主力由浙江沿海杀向福建。但在京营与蒙古骑兵抵达之前，他依然只有南直隶等地方省的卫所兵可供调遣。因此，走在最前头的先锋部队又遭到伏击，被由流民构成的义军偏师消灭。直到这年的11月时，张楷才再次率领2000人突然拔营，从浙江南部突然转入赣南山区，抵达铅山一带的黄柏铺。江西南部也重要的战场驻守此地的义军遭遇两路夹攻，只能以长枪阵死守山头。明军则用特制的大型藤牌抵消长枪威力，并在盾牌阵背后疯狂射箭。最后，由于叶宗留在混战中被流矢击杀，义军队伍才被迫撤入山中。此后，处州矿工武装的残部继续在山间不停游击，迫使明军进行分头扫荡。义军也抓住机会，再次歼灭几波明朝官军。他们还派人向南方的邓茂七联系，并派出400人加入他的队伍。当时的邓茂七部队，还在进行漫长的延平围攻战。在持续将守军压制在城墙内后，首先分兵控制武夷山的几处战略要地，然后出动包括矿工盟军在内的更多部队进攻南方。利用矿工们带来的地道和器械制造技术，顺利拿下了德化、永春、安溪等地，并进而抵达泉州城下。最后一支人马向西发展，进攻疏于防备的闽西各城。利用明军主力依然忙于追缴叶宗留残部的窗口期，将10万流民发展进自己的阵营。浩浩荡荡开向东南三省的明朝京营 1449年初，明军的京营和蒙古骑兵陆续进入东南战场。通过已经大体平息事端的浙江，直接冲入福建北部。当地的叶宗留残部被迫后撤，并使得张楷率领的地方军也得以突破赣南山区。邓茂七果断放弃对延平的围攻，期望以内线机动进攻实力较弱的张楷所属部队。但当他发现对手已经占据建宁之后，便又选择向南退入山区据守。同时，兵力日渐稀少的南路军也在泉州城下屡攻不克，逐渐成为强弩之末。在朝廷的重压之下，福建义军内部开始出现了大批变节者。明军则通过他们释放虚假信息，引诱邓茂七率领主力从山区走出来同自己交战。后者不知情况有变，在2月率领数千部众再度返回进攻延平。 15世纪的明朝京军几乎对火器形成垄断数万明朝京军早已在河道对岸部署了射击阵地，并派出大量步兵和蒙古人迂回到两侧进行埋伏。等到邓茂七的义军开始渡河，就释放大量火器和箭矢进行突然阻击，瞬间杀死了几百人之多。接着，利用后方义军阵脚不稳之际，出动大批伏兵从两翼发起合围。作为灵魂人物的邓茂七，就这样死于乱军中飞来的箭矢。 3月，明军开始对分散到各地的义军残部加以猎杀。作为福建义军总部的沙县被大军攻克，不少人在稍后选择向官军投降，留下极少数人继续坚持游击。到1449年的5月，最后一支200人的佃农部队被官兵绞杀，整个福建地区的叛乱才彻底平息。但叶宗留残部的矿工们还在赣南等地不断流动，并在下半年杀回了老家处州。由于已经无法迅速得手，便在官军回援后被迫撤走。1450年时，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被捉住杀死。至此，持续6年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才算彻底宣告结束。叶宗留与邓茂七的部众几乎撼动了东南半壁影响和预示邓茂七死后半年蒙古人在土木堡俘虏了明英宗发生在1440年代的这次东南大叛乱，无疑是明朝农民起义的典型。不负责任的土地、经济和货币制度，催生出各类社会矛盾。明朝当局不仅没兴趣加以化解，反而总有人期望利用经济衰退来发不义之财。这也就怪不得广大生活在底层的人民走上了暴力反抗路线。同时，明军的实际战斗力也在这次叛乱中暴露无遗。由于时间线与麓川之役同期，所以明朝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抽调惯用的土司武装加以平息。各地驻军在纸面上依然维持着朱元璋当年吹嘘的百万雄狮规模，实则三省合计的可用力量不过每次数千。若非最后调动京营和蒙古骑兵出战，那么义军完全有可能占据整个福建和半个浙江。然而，就在邓茂七义军的残部被消灭1个月后，明英宗自己也和数万帝国精锐一起折戟土木堡之战的沙场。若再将视角缩小到具体实操层面，也能注意到明朝大部分军队其实不具备火器实战能力。空有朱棣时代就开始的普及推广运动，依然是连最原始的火门枪都没有普及。明英宗重新夺权后对东南各省给予一定的怀柔 1450年，明英宗在完成传奇性的「 ”北狩”后才得以返回国内。由于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给予他的巨大震撼，明朝当局也开始对地方治理模式进行必要休整。除了派巡视组体察当地民情，也取消了对于私自开矿者的死刑规定。当然，更重要的是派更多官吏和驻军进入浙江-福建-江西三省间的山区，设立新的郡县，并在地方上进一步推广儒家官学教育。至于所需费用，自然还是由经历浩劫的民众买单。最后到15世纪后期的成华和弘治年间，明朝官府终因迫于无奈而认可白银为合法的支付手段。但随之而来的货币稀缺问题，还要等到16世纪中期的隆庆皇帝来加以缓解。在此之间的嘉靖倭寇大爆发中，许多第三方记录都显示有一定比例的徽商出没于倭寇队伍当中。显然，他们是为了贸易和白银而南下，并继续通过赣南-闽北的山区通道来回。起义之后明朝被迫逐步承认白银为合法支付手段这段长期不为明朝所正视的内部贸易路线，甚至还为宁王的叛军输入过少量佛朗机炮。而彼时的明军最精锐部队，依然不知世间有此「 ”神器”。纵有王阳明老先生的两次军功伟业，都没有能将这条黑道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