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亚洲观到底从何时开始转变的

Posted 2022-12-29 鸦片战争

篇首语：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日本的亚洲观到底从何时开始转变的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日本的亚洲观到底从何时开始转变的

文/木子君侃史在亚洲国家中首先接受亚洲概念并利用亚洲观作为国家对外策略的其实是日本。不过日本从来与中国、朝鲜不同，是东亚华夷秩序中的异类，虽然地理位置在亚洲，但观念上是独立于华夷体制之外的存在，这种意识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让小编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亚洲观的演变过程，这样各位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明治时期日本会提出「 ”脱亚”的主张了。一、古代日本的亚洲观日本历史一般将古坟时代至平安时代（12世纪初）称作古代。日本古代没有明确的亚洲观。换言之，日本古代的亚洲观是在对中国古代「 ”华夷秩序观”不断认识的过程中形成的。日本的「 ”脱亚入欧”观念隋唐时期，按照华夷秩序认识，中国为中心国，四方皆为属国或藩地。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强大优势，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国学习，所以尽管在谋求与中国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观上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中心国地位。保科富士男对《日本书记》中表示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用语进行整理，结果发现在收录的中国发往日本的文书中，对遣隋使来朝的目的明确被记载为「 ”朝贡”。这种未作修改和隐瞒的做法，说明当时日本对朝贡事实的承认。但在日本发出的国书中，则有避免使用朝贡关系词语的倾向，选用一些不表明高低关系的中性词语。显示此时日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优势，但己开始谋求一种与中国的对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献《校订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书古记>》中写道:「 ”邻国者大唐、藩国者新罗也”；「 ”凡边远国、有夷人杂类”，书中对其中的「 ”夷”和「 ”杂”作了注释:「 ”之所谓夷者，夷狄也，杂类亦夷之种类也”。中日之间也曾有过一段长时间的蜜月期在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的邻国就变为两个，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将朝鲜(当时的新罗)称作藩国，即比邻国地位低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华夷秩序的认识已在日本逐渐形成。日本学者也认为当时日本的秩序观是一种类似于华夷秩序的秩序观。这种秩序观也是以礼的道德规范为基础区分「 ”华”和「 ”夷”。但是与中华的华夷秩序不同，它已经吸收了日本传统的神国思想，其中的「 ”华”也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最高统治者的「 ”皇”则是天皇。虽然在各种外交词汇中，日本力图用华夷秩序的词语描述自己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但是这种秩序观在当时并未能成为现实。以古代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是通过册封、朝贡、以及华夏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所形成的。后世的日本学者虽然也力图按照这种结构形式解释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是这种秩序认识并没有获得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认可。遣唐使的航线二、中世纪日本的亚洲观随着遣唐使废止而中断的中日贸易在平安后期开始恢复，至平清盛时代，完全打开了与中国的贸易，大量的宋钱通过贸易往来流入了日本，借助宋钱的流通，中世纪（12世纪初——16世纪后期）的日本成为了东亚铜钱经济圈的一员。但是日本的这种贸易门户开放政策只限于与中国之间，与朝鲜（当时为高丽）并没有改变既往的断绝经济往来政策。在日本看来，朝鲜只是一个藩国，与朝鲜贸易会降低日本的身份，而与中国贸易，则显示日本和中国处于平等的地位。传说中的「 ”万世一系”恐怕就是个传说进入15世纪后，日本力图与中国保持同等国家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出于对贸易经济利益和巩固统治体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接受中国明朝皇帝的册封，重新开始以朝贡的方式与明朝往来。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间的主属国关系确立，日本与朝鲜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册封，二者此时同为中国的藩国，处于同等地位。足利义满向朝鲜国王递交国书，朝鲜向日本派遣通信使，传递国书和回礼，这是自895年废止谴唐使以后，日本又重新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秩序圈。不过此时的日本虽然从形式上己经臣服中国，归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圈，但是在统治阶层仍有相当力量在固守传统意识中的「 ”日本式华夷体系”观。古代日本也不过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三、近世日本的亚洲观进入近世（16世纪后期—1867年）之后，日本的亚洲观经历了一个重建和改变的过程。所谓重建是指日本又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圈中脱离，力图构筑自己的秩序圈。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日本开始重新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华夷秩序观”的重建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开始谋求以武力将传统的「 ”日本式华夷秩序观”现实化。他拒绝明朝皇帝的册封，并制订了一取朝鲜、二取台湾、三取中国大陆、四取亚洲，最后征服全世界的扩张侵略方针。 1591年，丰臣秀吉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并于次年占领了朝鲜首都汉城，深入到咸镜道北部，朝鲜政府火速向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万援军，与朝鲜军队一起向日军发动了反击，于1593年初收复了平壤，并切断日军的补给线，迫使日军停战，史称文禄之战。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在其后开始的中日谈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认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外，拒绝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让朝鲜四郡领土等其它要求，丰臣秀吉于1597年1月出动14万陆军和数万海军再次向朝鲜发动战争，明政府应朝鲜要求再次派出援兵，连手大败日军，史称庆长之战，日本与明朝及朝鲜的交往也由此中断。德川时期，日本继承丰臣时代的秩序观，废除了中国皇帝授予的「 ”日本国王”称呼，改称为「 ”日本国大君”。重开与明朝的交往后，仍然循日本传统的「 ”朝鲜”藩国论，将日朝关系定位于「 ”朝鲜入贡”的框架中。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进攻朝鲜按照日本的逻辑，日本和中国是平等的国家，朝鲜既然臣服于中国，也就应该臣服于日本，但是这种关系并未能得到朝鲜的认可。对于台湾，1593年丰臣秀吉派原田孙七郎为使，带信到台湾(高山国)催交纳贡，遭到拒绝；德川家康于1609年和1616年分别派有马晴信和长崎代官村山等出兵台湾。但所有这些行动均以失败告终，日本式的华夷秩序并没有获得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认同，这种亚洲观仍然只维系在自我认知层面。明朝援朝抗日欧洲思想的传入与亚洲观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亚洲观存在于三个层面：一是传统的日本式华夷秩序观，这种秩序观主要表现在政府认识层面和后期兴起的国学者中。即仍然谋求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式华夷秩序观。这种传统秩序观是以天皇为基础构建的一种秩序意识，此前未能从文化理论上得到诊释。随着幕末国学的兴起，日本完成了对独自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创造。在平田笃胤、会泽安等创造的国学理论中，天皇「 ”万世一系”至高无上，日本是优于任何国家的「 ”神国”神国，是世界的中心。佐藤信渊更是主张：皇国要开拓他邦，必先吞并中国，实力强大的中国如果被我神国所征服，西域、印度、泰国等其他小国都将服从于我，如此之势，统一万国，何难之有？这是继丰臣秀吉之后，又一次把侵略的狂妄目光投向中国，并企图称霸世界。日本后来为亚洲划定了一个为人熟知的圈子第二种亚洲观是推崇中华华夷秩序，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这种意识主要存在于普通的民众以及德川前期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德川幕府虽然实行了海禁，但是大量的中国文化仍源源不断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这一阶段，日本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创新，完成了中国文化的本土化过程。除科举制度以外，德川家康几乎全部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写中国汉字、诵中国汉诗、吃中国汉方草药、崇拜朱熹…..当时民众也推崇中国文化，以能读懂汉书为荣。上述两种亚洲观相同之处是都以「 ”礼”为标准去区分「 ”华”和「 ”夷”，不同之处只是到底谁是「 ”华”，即谁是世界中心的问题。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秩序认知，都建立在以自我为文明的基础之上。德川幕府也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国策随着欧洲文化的传入，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还有一种他们认为的更先进的文明存在，这种认知便慢慢地被瓦解，形成日本亚洲观的第三个层面。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不能称为世界中心，在欧洲还有更发达的文明。 1715年，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出版，「 ”西洋”一词首次在日本的书中出现。新井白石时代的欧洲，虽然己经开始出现贬低东方文明的思潮，但是向往东方文明的余温尚存，它自然会在传到日本的著作中体现。但尽管如此，将西洋文化圈置于与东洋文化圈并列的地位，还是意味着中国为唯一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宗教书籍以外的西洋书籍的进口禁令，大量荷兰书籍开始传入日本并被翻译成日文，加快了欧洲文化的传播进程。西方实证主义的近代研究方法，让日本学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逻辑的严谨性，而且在运用的过程中也感受到其明显优于华夏文明经验主义方法，仰慕华夏文明的价值观逐渐崩溃。德川幕府后期开始对西洋文化解禁，日本人开始重新认识世界鸦片战争与日本亚洲观的转变鸦片战争是日本亚洲观的一个整体转折点。首先它给日本国内尊崇中国式传统华夷秩序的保守派以沉重一击，使他们认识到西方的力量优于东方，从而对自己所坚持的观念产生怀疑，甚至放弃。同时，也使日本式华夷秩序的信仰者开始了反思。日本式华夷秩序信仰者虽然一直认为日本与中国比肩，甚至在某些人的认识中日本优于中国，但是这种强调自己独立性的思想，在国家实力这一因素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实力强于日本。实力在日本之上的中国尚且战败，不得不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如果继续坚持原来的认识，将可能重蹈中国的覆辙。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也惊醒了日本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这两种力量不得不考虑改变原有对亚洲以及对日本的认识，谋求强大以抵抗西方的入侵。在日本各种力量思考国家命运的过程中，兰学的普及与魏源的《海国图志》的传入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在兰学传播的过程中，西学优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思想己经在日本知识分子中有了一定基础。鸦片战争使他们这一思想在现实中得到了验证，开始更多地关注和吸收兰学。《海国图志》的传入则为日本提供了寻求国家富强的具体思路。为「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的巨著《海国图志》，虽然出版后在中国没有引起大的重视，但在日本却引起巨大反响（何其可悲！）。《海国图志》被日本学到了精髓，可悲可叹！其原因之一是经过幕府200多年锁国阶段的汉学兴盛，日本一般民众也能够阅读汉文，《海国图志》对他们不构成语言上的障碍；其二是因为对汉学崇拜思维惯性的存在，《海国图志》所记述的思想更能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历史的两位思想家吉田松阴和佐久间象山都反复阅读了该书，「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渐渐为日本所接受，成为他们改造日本的思路。鸦片战争的结果促使日本改变了亚洲为世界中心的中心观，同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一种在丰臣秀吉时代曾经有过的，欲将中国纳入其版图的想法再次出现。吉田松阴是继佐藤信渊之后，日本对外扩张的又一思想先锋。吉田松阴在其所著《幽囚录》中提出：「 ”如今须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半岛、抢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警示朝鲜……北则割据中国的东北，南则掠取台湾及菲律宾群岛，显示渐次进取之势。” 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又在计划什么结语：总体来看，近代以前日本接受的大多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其亚洲观也相对简单，自称建立了日本式的华夷秩序。但随着近世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固有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观开始崩塌，开始重新寻找自己在世界以及在亚洲的定位，这也为后来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笔。参考文献：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新井白石《西洋纪闻》渡边华山《外国事情书》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日本的亚洲观到底从何时开始转变的？更多精彩请关注「 ”木子君侃史”，如有不足之处还请批评指正，敬请留言，必定认真回复！谢谢！文中图片均来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