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变法不可取，变化之中有恒常

Posted 2022-12-29 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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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变法不可取，变化之中有恒常

程颢、程颐以及王安石同为北宋时期显赫一时的人物，王安石以变法闻名，而让二程闻名后世的原因之一，不仅是二人在学术上的造诣，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二人当时反对王安石的举措。历史上的程颢和程颐并不赞成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并在理论上对王安石的变法说进行了反驳。王安石以五行「 ”金木水火土”为万物发展变化之基础，并以五行相生相克规律论证了事物新旧交替、循环往复的发展规律，继而提出新事物必定取代旧事物的观点，认为变法势在必行。程颢和程颐站在高处俯视王安石的理论，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对王安石新旧交替说进行反驳。他们创造性将王安石提出的「 ”新旧交替”规律看成是事物发展变化的「 ”理”。二程指出，纵使万事万物因为「 ”理”而不断变化，但是这个让事物变化的「 ”理”是不变的。因此，把握事物本质的真谛在于把握不变的那个「 ”理”，而不是仅仅针对变化的表象作出相应的应激措施，这样治标不治本。因此，王安石的变法理论在二程的理论下就显得比较偏激了，二程批判王安石变法之举只是流于事物变化之表象，而不知事物变化的背后有控制事物改变的那个不变之「 ”理”。所以二程认为，把握变中之不变的「 ”理”，继而作出相应变化，才是符合事物发展的，所以激进的全面变法是不可取的。二程对于「 ”变中之常”的议论确实是精妙，抛开二程与王安石政治立场的对立关系，其实他们三个的思想都非常难得，让人赞叹。一、程颢和程颐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社会背景经过唐朝的盛世，宋朝积累了不少物质财富，宋朝的各君主吸纳了唐朝的前车之鉴，认为唐朝之所以灭亡主要是因为中央权利不稳定，形成了许多比中央强大的割据势力，于是宋朝对内采取的制度是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一开始，中央集权制度确实稳定了国内的局面，但是渐渐的，由于国家资源渐渐被朝廷有权势的握在人手中，百姓手中的土地等各类资源便越来越少。朝中不少官僚打着巩固皇权的名义肆意掠夺百姓手中的土地以及各种资源。以至于到了北宋时期，朝中便出现了不少富得流油的官僚大地主，他们的手中握着国家大部分的土地和资源。反观百姓，不仅失去了土地，身上承担的苛捐杂税也越来越多。按照北宋时期的土地政策，国家土地的面积都是纪录在册的，于是按照规定，国家每年都要收一定数量的税收。一些朝中官僚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利将土地掠夺到自己名下，利用自己的特权让他们从农户手中掠夺的土地就不用交税。但是，朝廷每年都要征收一定的税收，可是一部分土地被官僚拿走了，还成了不用交税的土地。农民这边呢？地少了，国家要收的税收还是那么多，为了保证国家收入，一些官僚便开始利用各种手段增加老百姓的苛捐杂税。百姓越来越穷，官僚越来越富有，百姓和官僚地主之间矛盾日益严重。百姓和官僚之间的矛盾王安石不知道吗？知道，二程不知道吗？也知道。王安石将矛头对准了官僚地主在物质层面上拥有特权的事实，认为当时的朝廷政策出了问题，这些政策变成了官僚地主们为自己辩护的有利武器。王安石认为，当时的官僚地主就是钻了政策的空子，要堵住这个空子，就要改变当时的律法，让律法不能为官僚所用，继而限制官僚地主们的特权，以此缓解甚至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达到维护封建统治者政权稳定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王安石的变法的核心重点是落在现实层面上的。而二程将矛头对准了官僚地主欺压百姓的深层心理原因。二程认为，当时的官僚地主们戴着仁义礼智信的面具假仁假义，内心没有社会伦常道德的限制，于是便以权谋私。在二程的心里，内心若没有社会伦常道德限制，再完善的律法制度都可能被有心之人钻空子。因此，二程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治标不治本，而且还容易打乱社会秩序。二程指出变化之中有不变的理，要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就需要加强人的个人道德修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二程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 ”心性”的重要作用。二、二程与王安石皆为忧国忧民之辈，但视角不一，继而安国方略不一二程和王安石所面对的北宋，内有奸臣，外有强敌，局势并不乐观。于是，王安石大肆批判保守主义，认为北宋社会要想恢复安定繁荣的状态就必须进行改革。王安石用五行说解释万物发展变化的原理，并以金木水火土作为组成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指出万事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联系组成的，并且依据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特性指出，事物发展变化都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的，新的事物总会代替旧的事物。基于此，王安石以其独特的五行说来论证自己的变法主张，指明要改变北宋局面，就不能因循守旧，要将当前的社会状态推动到其对立面的那一边，这样才符合事物新旧不断交替的发展规则。因此，王安石眼中的北宋社会需要与大宋开国以来不同的新法才能焕然一新。当然，王安石的变法主张遭到许多保守主义派的反对，保守主义派虽然众口一词，但是大喊反对变法的保守主义派并非都是从自身私利出发的。程颢、程颐虽然反对变法，但是他们二人同王安石一样，是抱着忧国忧民的态度去反对变法的。双方的出发点都是出于忧国忧民，但是却有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那是因为双方视角不一样。王安石从社会现实出发，发现官僚地主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拥有特权，继而想用新法来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缓解百姓与朝廷的矛盾。王安石的视角比较直接，与社会现象连接得比较紧密，这也展现了王安石比较重实践的特点。程颢、程颐的出发点和王安石一样，但是她们看待问题的视角不一样继而得出不同的观点，这其中是有深刻原因的。有一点原因可能与二程和王安石家庭背景之间的差距有关。程颢、程颐出生于「 ”名门望族”，家族世代为官，而王安石的父亲虽然是官，但只是个小官。可以这么说，将程颢、程颐的家族背景与王安石的家族背景进行对比，可能程颢、程颐属于贵族阶级，而王安石最多算中层阶级。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安石的视角便是中层阶级的视角，而程颢、程颐的视角便是贵族阶级的视角。当时的贵族阶级主要组成就是朝中那些世代为官的官僚地主。二程和王安石都知道问题出在贵族阶级，但是王安石是从外面来看贵族阶级的，而二程则是出在内部来审视贵族阶级的，于是二程与王安石的看法就不一样了。王安石针对当时有贵族家世背景的官僚地主手中的特权而提出变法，意在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利，并且颇有一杆子打死所有贵族的趋势。而二程某种程度来说也算是贵族阶级内部成员，继而比较了解内部情况，他们知道并不是所有拥有贵族背景的官员都是王安石眼中的弄权之辈，但是贵族内部确实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做事让人不齿。他们玩弄权术，压榨百姓，让二程深痛恶觉。二程便开始深挖原因，后来发现，是人的心性不同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有的人身居高位，秉持正确的社会伦理道德，他手中的法即使漏洞百出，通常也是利国利民的，因为他们心中的道德让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的人身居高位，将社会伦理道德作为掩饰自己求利求欲的外衣，他们手中的法无论再完备，都会变成他们敛财的工具。于是，二程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做法治标不治本。同时，二程也明白，而且当时北宋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官僚地主的势力比较强大，国外还有强国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变法无疑会动摇国之根本，削弱国家实力，一个不小心可能会被敌国钻了空子，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所以，二程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既然王安石以「 ”五行说”来论证事物新旧交替规律支持变法，那么二程便在理论上对王安石进行回击。三、二程对王安石的批判：完全变法不可取，变化之中有恒常二程观察到，王安石以五行变化来论证事物变化，他观点的核心在于「 ”变”。于是，二程便找出了「 ”变”中之「 ”不变”，以此来证明王安石大动干戈变法是不可取的。首先，二程宏观地提出了这个世界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那就是「 ”天理”。程颢指出：「 ”天理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己？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 程颢指出，这个世界有一个不变的「 ”天理”存在，这个「 ”天理”不受人的影响，这个「 ”天理”不会因为尧舜这样的明君出现而出现，也不会因为桀纣这样的暴君出现而消亡。这个「 ”天理”一直存在，不生不灭，不增也不减。要想理解程颢这个宏观的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恒常之「 ”理”，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明白了。阳光是暖的，草是绿的，下雪就会冷，这些道理大家都清楚。而这些个道理，不是因为存在尧舜这样的明君而产生的，无论尧舜在或不在，草还是绿的，阳光还是暖的，雪还是冷的。而这些个道理，也不会因为桀纣这样的暴君出现而发生改变甚至是消失，不管桀纣是不是君主，是不是还活着，绿色的草不会变成五颜六色的花，雪不会变暖，阳光亦不会变冷。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恒常的东西存在的，那就是让草为绿色、阳光是温的，雪是冷的等等这些现象背后的「 ”理”。二程的「 ”理”类似于规律，但是比规律更加宽泛，它是决定规律的规律。基于此，二程针对王安石五行变化说，进一步指出王安石的五形之所以会发生变化，之所以会循环往复，是因为这五行背后存在着让其循环往复变化的「 ”理”。针对这一点，程颐是这样说的：「 ”天地之化，虽廓然无穷，然而阴阳之度，如月寒暑昼夜之不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为中庸。” 也就是说，这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虽然不时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会永远持续下去，无穷无尽。但是白天黑夜会交替，四季寒暑会变更，这些不断交替变化的背后有一个恒常不变的「 ”理”，正是因为这个恒常不变的「 ”理”，白天和黑夜才得以交替，四季寒暑才得以变更。因此，让变化之所以变化的根本，在于变化背后的「 ”不变”。二程基于形而上之理的角度，发现王安石的变法变的是表象，并没有触及造成这个表现的深层原因。顺着二程的理论进行分析，朝中掌权的贵族之所以形成最后欺压百姓的官僚地主阶级，现实层面的经济特权是比较直接的原因，但是，是什么指导他们追寻权利欲望去欺压百姓的呢？是他们的思想，他们没有秉持老祖宗的仁义礼智信等为官之德性，继而滥用手中的权利，鱼肉百姓。王安石的变法虽然在手段上可能限制当时官僚地主阶级权势发展一时，但是如果不改变人的心理状态，不去修养自己的心性，下一批上位的官员们同样会重蹈上一批被王安石整治的贪官污吏的覆辙。所以，二程的着眼点是心性，而王安石的着眼点则是实际。四、总结：二程与王安石关于变法的看法，看似对立，实则互补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大概就能清楚二程思想与王安石思想的不同点在哪儿了。二程认为变化之中有不变，把握这个不变，就能解决问题，于是二程从事物变化的表象上升到让事物变化的形而上之理，继而发现，形成官僚地主阶级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官僚地主阶级脑子里的欲念。他们将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挂在嘴边，却并不去体会，并不去践行，仁义礼智信并未深入他们的心中，于是他们就会做出不义的事情，继而中饱私囊，以权谋私。而王安石看到的是事物变化表象所展现的规律，即事物发展是在新旧变化之下完成的，那么让国内局势动荡，且被官僚地主所利用的律法就不合适现在的实际情况，就需要改变，所以要变法，以新法代替大宋开国以来延续至今的旧法，继而推动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总结，王安石要变的是「 ”法”，而二程则认为，变法治标不治本，以当时的情况贸然变法可能会动摇立国之本，让本就内忧外患的北宋雪上加霜。二程认为，要拯救当时的局面，需要把握住「 ”心性”指导「 ”行为”这个不变之理去相应改变人们的「 ”心性”，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自律自省，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心性的角度来看，二程的想法确实比王安石的境界更上一层，要知道若贪求物欲的心性不变，那么无论律法如何改，总有人有办法继续以权谋私。这并不是说二程的想法就与王安石的想法完全对立，二程想法中针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对立点在于王安石变法的「 ”彻底”，这种「 ”彻底”颇有「 ”大换血”的味道。这种做法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有舍本逐末的趋势。我想，当时的二程可能是这样想的：法不应当「 ”变”，而应当「 ”化”。这种「 ”化”不是完全撕毁以往的基础重新再来，而是建立在以往的基础上「 ”查漏补缺”。同时，二程虽然也重实践，但是相对来说也比较重心性，他们在与王安石的变法之战中，更倾向于对人的心性进行纠正，让人顺承大宋开国以来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继而让人自觉去遵纪守法，而不是去做钻律法空子以权谋私这类害国殃民的事情。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要稳定当时的北宋局面，二程的修养心性是要的，王安石的变法也是要的。但是不能将精力全然放在心性修养上，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律法束缚，很容易出现一些人打着修养心性的幌子自我标榜，以此获得高权位，继而钻漏洞百出的律法空子以权谋私；但是，我们也不能将精力全部放在实际功用，追求无微不至的律法，外在束缚过强，更易出现道德虚伪的情况，这会导致人们忽视心性的作用。要知道，律法文字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在心性上若没有符合社会实际的高尚德性去指导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论律法多天衣无缝，以权谋私的事情依旧会层出不穷，例如大秦王朝。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二程与王安石关于变法的看法看似对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互补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本文由颜小二述哲文原创首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