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在唐朝被称为东都和神都，它的地位变化和国家盛衰间有何关系

Posted 2022-12-29 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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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在唐朝被称为东都和神都，它的地位变化和国家盛衰间有何关系

如果历史上的城市对应人名。那么临安可以是写下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柳三变商铺林立的汴梁可能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北平走了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又迎来了朱棣的朵颜三卫。南京是李煜笔下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成都是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唯有长安是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是大破龙城的卫青。但在这个扬威万里的强汉盛唐时期，独享这万国来朝风景的可不止有长安一处，双娇的时代里，还有属于洛阳的篇章。洛阳在盛唐时期的风光最早得自一场可以传承千年的围点打援战例，李世民出兵河南，打垮王世充，生擒窦建德，一战平双雄，函谷以东，再没有对手可以威胁李唐王朝。秦王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为后来的龙登九五埋下了伏笔，大唐则获得了一个在关东的重要据点，为百年的盛世打下了第一根桩。据唐《通典•州郡典•卷第一百七十七•河南府》描述:隋初为洛州，炀帝之初，移都创制，复曰豫州，寻改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伪郑王充，置洛州。开元元年，改为河南府。凡周、汉、魏、晋、后魏、隋，至于我唐，并为帝都。唐洛阳而按照唐朝都城设置的变化，大致可以将这段历史分为四个时期。从李渊从太原搬家到长安的618年开始，一直到657年，唐朝的首都都只是长安一个。基本上这段时期可以被称为一家独大的长安时期。而从657年到安禄山挥军南下的755年为止，唐朝的首都就从单一的长安变成了东西两都，唐高宗曾经说过：「 ”洛阳长安两京都，朕东西之宅也。「 ”说的就是这个洛阳和长安并重的双娇时代。至于755年到904年，长安再次成为了李唐王朝唯一的首都，关中饿殍满地，关外诸侯林立，经过了时隔百年的轮回，长安再也不是那个从撒马尔罕到日本，商旅云集的国际化大都市了。不过李唐王朝的最后一口气并不是在长安咽下的，904年，朱全忠逼着唐昭宗迁都到了洛阳，车驾东移，也替后来的王朝彻底告别了长安的都城史。在苟延残喘了三年之后，唐朝最终被朱温的梁所取代。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唐朝的起落兴衰和都城的变迁有着广泛的相关性呢？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定都既要满足控制全国的需求，又要有足够的地理优势保障安全，两个因素的主次在各个时期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起于乱世逐鹿中原，最终天下一统的王朝更注重军事地理，比如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天下的秦国，比如楚汉争霸中脱颖而出的刘邦。而通过内部政治斗争建立统治的王朝则更看重交通补给，就像禅让上台的曹丕、司马炎都选择了定居在了洛阳。而李渊起兵初期，瓦岗boss李密和继承了隋炀帝亲军的宇文化及还在互殴，窦建德称霸河北，王世充游走在河南，薛举、李轨在河西陇右威胁着李唐的腹背，刘武周借着突厥的势力不让李渊的老家太原有安生的日子。这其中并没有一个易于对付的势力，所以有「 ”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美誉的关中就成了唐朝定都的最佳选择。隋末割据势力当然对于关中的长安而言，它的军事地理优势是经过了充分的科学论证的，关中地区的地貌被称为地堑，这是一种四周被高角度断层包围，中间槽形断块下降形成的地形。具体来说，东有豫西山地，西有陇西高山，南有秦岭险峻，北边还有有黄土高原的丘陵山地。黄河由北向南贯穿而下，在充满故事的风陵渡向东拐去，而控厄崤山和黄河之险的就是潼关，出了潼关沿着崤函古道，一路向东就是关东关西的分界点函谷关。在这样八百里秦川的环绕下，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的优势被极大的放大，而对于关中的割据政权来说，南方的蜀地有如南美之于美国，只要关中政权不自爆，巴蜀就是秦地最完美的兵员粮草补给地，一旦搞定关陇河西的少数民族政权，就可以形成张良所形容的优势局面：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相比之下，洛阳就有两个不足，其一虽然洛阳也有豫西山地作为屏障，黄河在北为天险，虎牢在东为咽喉，但是其内部纵深过小，方圆数百里，难以作为长期攻防的依托，而且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属于四战之地，防守压力更是远大于关中。洛阳周边地形但事实上作为封建王朝最大的荣耀（虚荣）——封禅，李家人一共搞了三次（武才人嫁到了李家，她的武周也是李唐的另一种展现），每一次都是起于洛阳，终于洛阳。比如说665年10月，唐高宗和武皇后封禅泰山。丙寅，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丙戌，车驾发泰山。丁丑，至东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宫。再比如696年，武皇封禅嵩山。腊月，甲戌，太后发神都；甲申，封神岳；赦天下，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癸巳，还宫；甲午，谒太庙。而在725年10月，唐玄宗封禅泰山。辛酉，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壬辰，上御帐殿，受朝觐，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十二月，乙巳，还东都。封禅这种别的朝代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干一次的事，盛唐前后60年就干了3次，其国力可见一斑，并且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的封禅的起点无论是东都，还是神都，都是指洛阳，一般来说封禅都是百官随行，海外诸国纷纷来访大事件，但这样真正意义上的万国来朝，四方随行的盛典竟然不是出现在长安，而是从洛阳开篇。换个角度来看，盛唐137的历史中长达98年是两都并立的时代，其中光是天子在洛的时间就接近五十年。以上种种，都不难看出洛阳的重要性。追溯历史的话，洛阳地位的抬升在唐朝开始于唐太宗，千古一帝的李世民从637年-645年8年间一共三次巡幸洛阳，超过2年的时间呆在了洛阳宫中。不过要论洛阳作为首都之一的地位确定还是要等到657年，唐太宗之子唐高宗将其提升为东都。这位一直被低估的皇帝一共七巡洛阳，居洛的时间超过了十年，最后甚至油尽灯枯在洛阳结束了多病的一生。而他的老婆相比于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唐高宗一死，武则天彻底掌握了政权，如果说李治对于长安洛阳还有来有回，那么武则天则是专情于洛阳，她于684年九月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开始开始名正言顺的长驻，至于原来的首都长安则委派专人留守。这一别一直到706年，长安才迎来了新的李姓皇帝。706二月刚复位不久的唐中宗改周为唐，改神都为东都。到了造就大唐盛世又一篇章的的唐玄宗，家族喜欢上演双城记故事的DNA也被这位皇帝所继承，从717年到736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就五巡洛阳。我们很容易就能在这四十多年皇帝在洛的历史中发现洛阳在盛唐地位的起落于国家兴衰的抛物线惊人的相似，唐太宗东巡洛阳，是为了方便对高句丽和百济用兵，这也是李唐王朝充满活力对外扩张的表现，其后无论是高宗武后的二圣时代，还是武周的女帝时代，抑或是唐玄宗开元时期都是大唐国力不断向上攀升的时期，也是洛阳分享首都荣耀的时期，而到了天宝年间，李三郎似乎是盛世已久，就开始窝在长安发展兴趣爱好了，从此怠政，近20年没出过长安。在唐玄宗家里蹲的时候，外面土地兼并，藩镇做大，内部权奸专政，腐败横行，天宝年间的盛唐已经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也是恰恰从这时候开始洛阳再没有迎来天子御驾，直到最后被倾覆前三年位置。不经意间，君主是否东巡洛阳也和国家盛衰有了若有若无的联系。但是具体来说李唐和武周对于东都的需求既类似又有所不同，相同之处在于民以食为天，这里吃不饱就只能转移了。《资治通鉴》里有过记载：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关中饥馑，斗米三百，将幸东都（洛阳），留太子监国。而这种天下粮仓闹起粮荒的事情在唐朝竟然不是个例，伴随着自秦以来关中地区的深度开发，经济学上的聚集过度性衰退也同样找上了门，这种因为地区发展导致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衰竭而产生的衰落最早在关中就发生在八百里秦川上的森林里，长安作为首都多年，那土木工程自然不在少数，聚集生活的百姓也带来了更大的日常生活需求。「 ”蜀山兀，阿房出”虽然有文学夸张的因素在，但是实际情况也不容乐观，以至于到了唐玄宗时期，长安城的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砍伐，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一直要跑到山西内蒙地区才能获得。所谓的水土流失，都是源自于植被的缺失，大规模的林业开采使得，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不能例外。昔日八水绕长安的自然盛况被扑面而来的自然灾害所取代，在618年到7555年这段盛唐周期，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遭遇的蝗灾有3次，水灾有7次，旱灾更是达到了10次之多，六七年一道的自然难题，加上灌溉水源的减少，自然造成了粮食生产的不稳定，一旦不是丰年，自然满足不了首都庞大的人群。唐长安但是明清时代的北京不也是周边粮食产量不行，靠着大运河救济的吗？其实长安也是如此，江南的粮食会经长江运到扬州集中，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按着淮河、汴河，黄河的顺序到达洛阳，再经过三门峡后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但是不说这蜿蜒曲折长达三千多里的航程，光是三门峡的激流就够船队喝上一壶。所以既然运粮的船队要经过黄河，而渭河的航道又是艰难危险，与其在灾年等着粮队入关，还不如直接去交通便利的洛阳就食，毕竟光是在洛阳附近的官修粮仓-含嘉仓就可以储存超过200万石的粮食。当然交通便利的洛阳，相对于吃饭，还有一个监察关东地区的作用，唐朝兴于太原，霸于长安，但无论是三面环山的晋中盆地，还是依山带水的关中平原都是地势险要的根本之地，这种军事险要的地敌人有多难进来就意味着自己有多难出去，比如说皇帝在长安靠着一条崤函古道对关东的影响在那个交通靠桨帆和马蹄的时代其实是有滞后的，而河南河北地区又是唐朝统一战争过程中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为了巩固关东统治，皇帝长期在交通便利的东都洛阳处理公务是一个最佳选择，而这也是李唐和武周拔高洛阳地位的相似原因。但是除此之外武则天独宠洛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远离桎梏，另辟新天，作为上下五千年来唯一的大一统王朝女帝，其面临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而长安所在的关中正是李唐赢得天下所依靠的基本盘，忠于李氏的势力最大之处莫过于关中，换言之对唐高宗中期就开始掌握了实权的武则天来说，关中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牢笼，所以她的独宠洛阳就有了一层回避李唐死忠的意味在里面。同样到了唐中宗恢复了李家的统治后，将首都从洛阳迁回长安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毕竟在一个武氏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城市里生活想必到处都是磕碜。而伴随着唐玄宗的怠政，权相李林甫开始大权在握，他动用了更多的国家力量保障了关中地区或者说长安的虚假繁荣，于是皇帝再没了一东一西两头折腾的心思，而安史之乱后，关中地区虽然经济遭到影响，但是由于人口的减少土地的承载压力也小了许多，加之关东的藩镇问题从未得到妥善解决，洛阳更容易受到威胁，以致于后来的唐朝皇帝即使多灾多难，多次逃出长安，但直到王朝覆灭前却再也没有想起洛阳曾经的好了。洛阳的地位变化也就这样和王朝兴衰联系在了一起。更多内容请点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