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向他请教过,弗洛伊德跟他喝过茶,撒切尔夫人请他去唐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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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向他请教过,弗洛伊德跟他喝过茶,撒切尔夫人请他去唐宁街
本文刊载于《本站网生活周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标题《以赛亚·伯林:社交活动的收获》,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牛津大学学者以赛亚·伯林一生交游广泛,他在书信中对许多名人做了描摹和点评。 主笔/薛巍 以赛亚·伯林(视觉中国供图) 频繁社交 以赛亚·伯林1997年去世时,留下的未出版过的讲座文稿有数百万字,书信有几百万字,整理者计划分四卷出版,已经结集出版了三卷。第一卷《飞扬年华》收录伯林1928至1946年间的书信,第二卷《启蒙岁月》涵盖的时间段是1946到1960年,第三卷《功成名就》收集的是伯林1960到1975年之间的书信。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说:「 ”一位伟大书信作家的标志不是他发出的信件的数量,而是随后被保存下来的信件的数量。按照这个标准,以赛亚·伯林肯定是当代最显著的通信者。他的信寄给、保存在了跟他一样有趣、显赫的人手里,所以这些私人通信也是很有价值的公共记录,是了解英国、美国等地区战后事件的独特角度。” 「 ”二战”期间,以赛亚·伯林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任职。1946年4月,伯林从美国返回英国,回到牛津大学,重续他被战争打断的学术生涯。他在牛津教书的同时,频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伦敦和熟人朋友的乡间别墅处处可见他的身影。他博学健谈,人人都喜欢结交他。他之所以喜欢社交,是因为他害怕孤独地工作。他说:「 ”自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被极度的深渊感所困扰。我对快乐和舒适的追求,是抵抗这种恐惧的永久性防御手段。” 1936年,伯林前往罗斯柴尔德家里做客,他说还有一位客人是赫胥黎。「 ”他也不是太聪明,只是知道的东西不少,思维清楚。他总是坐在那里,手里捧着一部百科全书,离眼睛大约只有三厘米,不时地读出书中内容。他的谈话虽然见闻广博,内容充实,却永远缺乏趣味,唯一能够在他身上擦出一星半点火花的情绪是厌恶,就像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厌恶自己的太太,巴尔扎克厌恶农民一样。”罗斯柴尔德先生用他的飞机把伯林送回家。「 ”飞行经历妙不可言。整个周末像体验了一回富人的生活,星期天的晚宴风格杂陈,既像伦敦西区的富人集会,又弥漫着文人聚集的剑桥-布鲁姆伯里之风,既充满上流社会的浮躁喧闹,又不乏剑桥科学态度的严谨求实,而一旦有我加入,则又多了点哲学的成分。” 1950年,他开始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担任思想史研究员,迅速成为知识名流。1953年出版《刺猬与狐狸》,1958年出版《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段时期,伯林的来往信件比以前涉及面更广,发生的事件包括以色列建国、苏伊士运河危机、「 ”冷战”。「 ”许多信件对他公开出版的著作提供了详尽的解释和背景交代,还有许多信件涉及各类书籍、音乐、城市、乡村,更多的是围绕人有感而发,视角敏锐,并大多尖酸刻薄。” 伯林书信整理者亨利·哈代说,1949年伯林开始使用口述记录机,他「 ”滔滔不绝的说话方式经常晦涩难懂,让其秘书很是吃力,打字信上不时会出现空白。大多数信件都冗长无比,话题涵盖面极广,飞短流长与睿智分析夹杂其间。在伯林的书信中,随处可见他对各种人和事件的讽刺挖苦”。 比如他说英国作家依舍伍德「 ”具有福斯特的感伤情怀和老处女般存心不良的眼睛”;玛丽·麦卡锡「 ”既美丽又庸俗,而且文笔恶毒,她给《纽约客》写故事,风格油腔滑调”;爱因斯坦是个天才,「 ”不过肯定也是傻瓜,就像孩子般不近人情”。萨特「 ”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意思,但是在政治和个人方面使人反感”;「 ”法兰西是评论家们大胆公开、毫不羞愧地撒谎的唯一国度: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动机既不是为了艺术,也不是为了道德,而是为了交际”。 在书信中,伯林也表达过他感受的友情和亲情。研究诗歌的莫里斯·鲍拉是伯林的终生好友,他在写给鲍拉的信中说:「 ”我觉得自己以及自己做的事并不出色,友谊对我意义更重大。我真的感动得无法形容,你知道我体验到的不仅仅是对你的爱与崇拜,虽然这样的情感足够真切,我的整个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态度都因你而改变了。你的确解放了我。我带着俄罗斯人的情感与习惯来到英格兰,在其上又盖上一件结实、狭窄、整齐的英国制服,我想,要不是有你对我的拯救,我该会长成一个持有英式态度的可笑的漫画式人物。” 伯林的父亲病逝后,他在信中写道:「 ”我深深依恋着父亲,他天真、有朝气、优雅、令人愉快、斯文、温和而完全诚实、内心单纯、害羞、头脑清醒而又厚道,父亲的去世确实令我心碎,我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万丈悬崖边缘,无法正常思考与行动,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与外界联络,表现出东方式的消极无为。” 选择与价值冲突 英国学者亚当·菲利普斯在《伦敦书评》上评论说:「 ”伯林在书信中经常写到他对自己的怀疑,但更经常写到的是他对他人的着迷。他的书信中充满生动、敏锐、有趣的人物素描,有著名的,也有普通的。他认为自己脸皮薄,受不了批评,但他经常外出,去化解他受到的批评。他对不能解决的冲突充满激情,他的理论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各种价值观之间是不相容的,但他经常受到别人的邀请。作为作家,他更多的是描写而非建构理论,所以社交活动对他很管用,不仅给他提供材料,而且让他有机会去观看,去展现自己,有时是通过揭穿他人来展现自己。在书信中,伯林想做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做一个有心之人,又能让人愉快。” 他好像谁都见过。在牛津他结识了奥登、哲学家艾耶尔、依舍伍德、伊夫林·沃。多年间他见过爱因斯坦、爱森斯坦、艾略特、凯恩斯、纳博科夫、毕加索、斯坦因、斯特拉文斯基、伍尔夫、叶芝等。他当着维特根斯坦做过报告,跟弗洛伊德一起喝过茶。他跟诗人阿赫玛托娃整夜彻谈,影星嘉宝说他的眼睛很漂亮。丘吉尔写《二战回忆录时》向他请教过,魏茨曼等人在建立以色列时争夺他的支持。他在印度见过尼赫鲁,撒切尔夫人请他去过唐宁街。 1952年,伯林乘飞机从巴黎回伦敦,飞机起火,几乎倾覆,他在书信中说:「 ”我对飞机一无所知,只是后来得知,油箱距离火焰仅数英寸,随时可能引起爆炸。不过我不知道这事,因此才在这样的情况下显得满不在乎,而这一切越来越像小说了。我认为火焰至少要过五分钟才烧到我这里,所以还是有足够时间逃生的,不仅可以优雅地走开,而且可以保住我那件新买的昂贵的美国大衣。于是我表现出赏心悦目的英式镇定风范,不过那是建立在无知和愚蠢之上的。我错误地表现平静,就像想象中某位18世纪超脱的人生旁观者那样。”他超然到最后要工作人员催促他,喇叭冲着他尖叫:「 ”告诉你了,别傻站着,飞机随时会爆炸,快跑。” 菲利普斯认为,在这起意外发生后,伯林的表现很奇怪,他自己的选择让他自己也感到困惑。跟其他决定论者不同的是,他对选择的代价、每一个选择造成的损失很感兴趣。做选择总是有风险的,总是要牺牲掉一些偏好。在他1958年讲的《自由的两种概念》中,他说:「 ”如果我相信人的目标有多种,然后并非所有目标在原则上都是相互兼容的,那么冲突和悲剧的可能性就无法从人类生活中消除,无论是在个人还是社会方面。”因为超然甚至冷漠的态度,伯林对这起意外的描述却缺乏冲突。连他对结婚的描述都很平静:1956年2月,他在独身近30年后,跟艾琳·哈尔本成婚。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想开始这一重大人生进程应该是没有错的,真真实实,毫无戏剧感。”他认为超然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自我疏离的技艺。 菲利普斯说:「 ”伯林描述的人都有一种幻灭感,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都破碎了,而他的自由主义可以帮助人们对抗这种失望之情。他们的理想是不相适应的,必然会跟他人的理想冲突,失落之情是难免的。在伯林的书信中,他的自由主义的悖论比在其他地方更加显眼。这个悖论是:作为做选择的动物,自我背叛是我们道德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牺牲一个人最珍视的价值,这很平常。这种理论可以让人原谅自己。他在信中说:‘人的心要摆正,或者首先要有心。’如果不是一个无情的人,如果像他那样认为目标再好也不可以不择手段,你就得承受挫败感。正是这种挫败感让人变得无情。” 伯林说,他有一个乐于妥协、处事圆通、十分现实而又中庸的灵魂。他认为,要认清生活是错综复杂的,不要「 ”假装事态的偶然性与混乱性可以用某种整齐的、舒适的、容易的方式来解释”。由此他批评托洛茨基「 ”是一个像戴高乐或是罗伯斯庇尔或是孔德那样的狂热者,他们把自身的品质供奉在了过度简化了的原则的祭坛之上。投下一道强烈光柱,照射在中心道路上,这样自动就令其他一切黑暗下来,于是你的更虚弱、更胆怯的追随者得以从纯粹的力量与简单的中心事物汲取力量,这样做的代价是没有对应人们的兴趣,自大地鄙视他们中的大多数,缺乏真正的人的关系”。 《以赛亚·柏林书信集(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译者:陈小慰、叶长缨 译林出版社2012 | 推荐阅读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2)—— 启蒙岁月:1946~1960》 [英]以赛亚·伯林,陈小慰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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