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开国之君，却有亡国之君的特征，明明是开创者，却又是掘墓人

Posted 2022-12-29 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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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开国之君，却有亡国之君的特征，明明是开创者，却又是掘墓人

历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开国之君往往励精图治、宏才大略。当然也有一些开国皇帝，由于决策的失误，给后代子孙留下隐患，导致社会动荡。但，作为一个开国之君，却具备亡国之君鲜明特质的，少之又少，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公元265年，司马炎逼曹魏皇帝曹奂禅位，改元泰始，史称晋武帝。公元279年，司马炎发动灭吴的战争，仅用4个月的时间，战争取了辉煌的胜利，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中原八十余年的分裂局面。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有很好的条件，解决当时作为统治阶层，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革除自汉代以来的弊政痼疾，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为司马氏的子孙打下「 ”万世”的基业。首先，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祖辈父辈的余威尚在，司马家族正如日中天，为司马炎的开拓创新提供很好的政治基础；其次，非常顺利地灭了东吴统一全国，司马炎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为革新除弊减少了阻力；再者，中原大地刚刚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人心思定，社会潮流趋稳，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作为开国之君的司马炎，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扩充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更多是，扮演了一个西晋王朝掘墓人的角色，为西晋王朝挖好一个巨坑，随后是「 ”八王之乱”在前胸猛捅一刀，「 ”五胡乱华”又在后背一刀，西晋王朝这个巨人轰然倒在了这个巨坑里。很多人将司马炎的过失局限于皇族宗室成员的分封，为之后的「 ”八王之乱”埋下了隐患，其实远不止这些。在晨风晓月看来，亡国之君该有的特征，在司马炎身上全都有所体现。司马炎目光短浅，没有雄心。司马氏的西晋王朝，是篡魏而得来，司马炎的西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世族的影响力巨大，在一定的地区甚至超过帝王，严重影响了皇权的稳定。本身就是世家大族的司马炎，最大的忧心就是，别的世族也同他篡魏自立一样，有朝一日篡晋自立。解决这一突出的重大问题，司马炎采取了三条简单粗暴的办法：大肆分封皇室成员，继位之初就一口气分封了17个王，并允许诸王在自己的封国自行任命官吏，建立自己的军队，俨然是国中之国；去州郡武备，大郡只可以设武官一百人，小郡设武官五十人，限定世族可以控制的军队；颁布「 ”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和数量，打击世族的经济基础。司马炎一厢情愿地认为，从此天下全归司马氏了。但是，他忘了，东周的分封导致了春秋战国将近500年的战乱；汉初的分封，导致的「 ”七国之乱”，几近大厦倾覆。司马炎是有机会解决这一自东汉开始的突出问题的。「 ”举清能，拔寒族”，逐步选拔培养寒门子弟进入中枢，稀释世族在朝中的影响和力量，后世的「 ”宋、齐、梁、陈”四代之主，皆起自寒微；平衡世族在朝中的各方势力，达到一种相互制衡、相互牵制，为朝廷所用。要做到两点，难度很大，首先要改革自两汉以来的选人用人的根本制度「 ”九品中正制”；其次，「 ”晋初所任，非功臣之后，则外戚之伦”，减小世族对朝局的影响力，就要承担与世家大族对抗的风险。所有的问题，都聚焦于一点，作为帝王司马炎的雄心和胆识。但由于他的目光短浅和安于守成，选择了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药方，非但问题没有解决，还留下了王室操戈的隐患。缺乏敏锐，忽视朋党。朋党，历来就是朝廷的禁忌，政治危害极大。首先是对皇权的危害，朝中一帮大臣，拧成一股绳，在重大利害面前，自然会与皇权对抗，特别是皇权还没有绝对集中的西晋，更是严重的威胁；其次是动摇国本，朋党在朝中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必然党同伐异，自己人不讲原则的推荐提拔重用，不是自己圈内的人，不问缘由打击排斥，恶化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其三是误尽国事，朋党一旦形成，就只有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再无国家的利益，只要对小集团有利的，损害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对小集团无益的，对国家再有益处也坚决反对。西晋的朋党，在初期就已经很严重了。早期是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与荀凯、荀勖、冯紞相互结为朋党，朝中许多官员依附，党派众多庞杂。后期是皇后的父亲杨骏及其弟杨珧、杨济当权，结为一体，互相利用，排斥打击忠臣和贤臣。司马炎对朝中的朋党，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明白，可就是不打击、不处理，导致愈演愈烈。世人只知「 ”八王之乱”的根源在宗室的封王，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朋党却被忽略淡化。司马炎识人不明，终成祸患。亡国之君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 ”亲小人远贤臣”。西晋虽然也出现了羊祜、杜预这样的贤臣和重臣，但这样的大臣主要任用在对平定东吴的战事上。真正的朝廷中枢，却是贾充、杨骏之流当政。贾充，是司马氏的三朝重臣，为司马氏夺取天下立下大功，但是人品有问题，为人巧诈谄媚，西晋建立之后，再无国家利益，只为私利，是实实在在的奸诈小人；杨骏，心胸狭窄，权欲熏天，妒贤嫉能，人品及性格缺陷明显。对于这类人，司马炎却一再重用，甚至作为托孤重臣，终于搞乱朝纳，激发事端。司马炎奢侈腐化，贪图享乐。作为开国之君，应该励精图治、厉行节约。奢靡历来就是亡国之兆，因为奢靡消磨斗志，奢靡滋生腐败，奢靡败坏朝纲。同时，所有财富皆来自于百姓，统治阶级奢靡成风，必然会加重最底层百姓的负担和压力，激化阶级矛盾，严重的时候还会激发民变。司马炎的奢靡首先表现在后官。自古帝王好美人，后官多几个女人，本不是什么大事，不会影响政治大局，但也不能太离谱。司马炎继位以来，多次下诏，挑选公卿以下官吏女子补充六官，甚至下令在他还没挑选结束之前，禁止天下女子嫁人。《资治通鉴》记载，泰始十年三月，司马炎一次就召纳将吏女子五千人，入官女子与家人分别时，号哭之声响彻宫宇。司马炎东吴平定以后，吴主孙晧的后宫女人，五千多人，司马炎毫不客气，照单全收。宫中妃嫔的人数一度达到一万余人。女人多了也烦劳，司马炎不知道每晚该睡在哪？于是发明创新，每晚乘坐羊车，羊走到哪个女人门口，就睡在哪个女人那儿，公平公正。宫中女人捉摸出了规律，争先恐后地将鲜嫩的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在地上，诱使羊将车拉到自己的门前。司马炎的奢靡，还表现在支持纵容官员比富斗富上。其中最有名的，有羊琇、王恺、石崇三人，以奢侈为荣，相互攀比。王恺用紫色的蚕丝作道路两旁的帐幕，长达四十里；石崇就用锦缎作屏幕，长达五十里；王恺拿二尺多高的珊瑚树向石崇炫耀，石崇当场用铁如意将珊瑚树击碎，带王恺回家，拿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任其挑选。此三人都是皇亲功勋，所有的财富都来自于百姓，不是巧取豪夺，就是剥削征用而来。整个西晋的奢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而作为皇帝的司马炎，不但没有猛然醒悟，大力制止打压，反而大肆封赏，直接助长了这种不良的风气。西晋立国不久，中原大地刚刚结束了长期的战乱，人口稀少，物质匮乏，作为国家的上层阶级，如此奢靡之风，会直接加剧社会的对立，深化阶级矛盾。司马炎的羊车大事糊涂，所托非人。历朝的帝皇，人生的大事莫过于选择储君，选择一名仁德、爱民、勤勉的接班人，将王业传之万世。但司马炎却偏偏选择一个智障的儿子司马衷，当皇位继承人，理由也仅仅是长幼之序，简直是迂腐之极。关键是明知自己的儿子是智障，还要隔三差五的派大臣去看看这个傻儿子，最近有没有长进。还时不时出几个问题，考一考傻儿子，找人代笔做的答案，司马炎还居然相信了。儿子智力有问题，一定要立为太子。在选择儿媳妇时，总应该找一位贤德智慧的女子，将来做个贤内助，为儿子出谋划策，支撑朝局。司马炎在选择儿媳妇的问题上，同样犯糊涂。明知卫瓘的女儿美貌贤能，明知贾充的女儿丑陋而且妒忌无德，却偏偏听信贾充一帮小人的忽悠，选择了贾充之女贾南风，立为太子妃，为以后的「 ”八王之乱”埋下伏笔。司马炎如果不是在逼曹魏皇帝曹奂退位时的英雄神武，如果不是在平定东吴时的杀伐果决，真的有理由怀疑司马炎本人在智力上也有问题。「 ”晋武帝以荒淫怠惰、遗患后嗣名，然帝在历代君主中，实尚未为大恶。所不幸者，则以仅守成之才，而当开创之世耳。盖晋之王业，虽若成于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实仅篡窃之事，至于后汉以来，政治、风俗之积弊，百端待理者，实皆萃于武帝之初。此其艰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虽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犹未必其克济，况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积弊，而因受恶名，亦可哀矣。” 吕思勉老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如是评价司马炎，将他的恶名定性为，仅有中等之才智却面临艰巨之困局，实在是很客气委婉了！在晨风晓月看来，武帝司马炎，既是西晋的开创者，也是西晋的掘墓人，西晋之亡，实亡于武帝。门阀士族与皇权的矛盾没有任何减少，分封宗室诸王，又埋下同室操戈的地雷，再加上选择一个智力有问题的继承人，找一个自私狭隘的托孤辅政大臣，不乱不亡都难啊！（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告知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