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勖宠信重用伶官，并不是昏庸，欧阳修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

Posted 2022-12-29 枢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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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勖宠信重用伶官，并不是昏庸，欧阳修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

后唐版图看过欧阳修《新五代史》中那篇《伶官传序》人都对后唐庄宗李存勖宠信重用伶官，荒于政事，最终搞得国破身死这些事情有很深的印象。那么，李存勖重用伶官就说明它昏庸吗？事实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欧阳修或许只是站在宋儒视角对历史进行了简单的道德评价，真相往往比表象复杂得多！首先，何谓伶人？在中国历史语境中，所谓伶人，又称优伶，是包括所有从事音乐、歌舞、徘优杂戏一类的艺人。因此，唐五代优伶的实际称谓也有种种不同，如乐工、乐人、倡优、倡人、优人、伎人、伶人等等。《新五代史》所谓「 ”伶官”，指的是获得官职的伶人。后唐虽是沙陀人所建王朝，但是一直标榜复兴唐朝旧制。「 ”伶官”其实也是唐朝旧制，这种现象也绝不是五代才有的。早在高祖李渊初建国之时，就有西域安国人安叱奴擅长西域舞技，因而得到高祖赏识，拟赐官散骑侍郎。因为此事，礼部尚书李纲上书谏阻，以礼法旧制「 ”均工乐胥，不得参士伍”，反对李渊此举。但是，高祖却对这个建议不予采纳，仍然于武德元年（618年）下诏拜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或许有人认为高祖昏庸，当然其人并非庸主。在大众认知中的圣明天子李世民同样也做过类似的事情，西域龟兹乐师王长通、白明达为太宗青睐，故而「 ”超授高爵”。大臣马周上书反对，甚至说出了「 ”驺竖倡子，鸣玉曳履，臣窃耻之”这样难听的话。然而，士林官僚的反对，依然没有改变太宗皇帝决定。高宗、中宗时期，伶人授官屡见不鲜。中宗神龙二年，酸枣尉袁楚客致书宰相魏元忠，陈国政十失，其中有「 ”徘优小人，盗窃品秩”这样的言辞，可见当时情形。李世民当然，若论把伶官捧到天上，还属有「 ”梨园天子”之称的唐玄宗。明皇生性好乐，洞晓音律，在他的推崇下，盛唐伎乐空前繁荣，优伶自然更倍受恩宠。《新唐书·礼乐志》记载：「 ”玄宗时，新声散乐倡优之戏，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 有位优伶黄蟠绰，善于演参军戏，被称为「 ”滑稽之雄”，其才华为盛唐优伶第一，而深得玄宗皇帝宠爱，甚至到了「 ”如一日不见，龙颜为之不舒”的程度。更有甚者，还有位优伶李仙鹤，同样也是善演参军戏，同为玄宗赏识，甚至真的被授韶州同正参军，真的去当参军了。玄宗之后，唐朝皇帝宠信任用伶人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其中，唐懿宗对于伶人的厚爱恩宠一点都不亚于玄宗皇帝。据史书记载，「 ”咸通中徘优恃恩，咸为 ‘都知’。一日乐喧哗，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并进。上曰：‘止召都知，何为毕至。’梨园使奏曰： ‘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为都都知。 ”这件颇有戏剧性的事件中，涉及咸通年间著名伶官李可及，此人曾被授以都知、都都知、威卫将军等文武官职。唐僖宗时被逐，死于岭南。唐玄宗李隆基唐僖宗放逐李可及，那他就不宠信伶官了吗？唐僖宗乾符年间，「 ”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篡唐的朱温一直以革除晚唐弊政自许，但是他在当梁王的时候照样宠信重用伶人装廷范，先是用为御营使、河南尹，后来又进为太常卿。在整个唐朝时期，优伶之人因为获得皇帝宠信而加官进爵的确是屡见不鲜，也不时引起士林非议公愤。但是，从本质看，唐代的伶官大多是一种荣誉性的职衔，是一种荣宠的身份。唐廷优伶并没有因加官进爵而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伶官没有对原有权力系统产生影响，也没有出现士大夫所谓的伶官干政弄权、败纪乱政的现象。到了后唐庄宗时期，伶官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对原有的权力结构产生了很大的破坏。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庄宗李存勖本人的政策，日后也被视为是庄宗败局的重要原因，在欧阳修笔下就是「 ”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李存勖庄宗为何会如此宠信重用伶官呢？难道就是欧阳修所说的昏庸吗？首先，不可否认伶官见宠于宫廷是唐朝的旧制度。尽管被士大夫诟病，但是宫廷伶人之盛的确是盛唐繁荣的一个表征。杜甫那首《江南逢李龟年》诗里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盛唐繁华的一个侧影，而伶官是这个繁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存勖虽然是沙陀异族出身，但是家族早已赐姓，并名列宗籍。沙陀李氏灭掉朱梁之后，打的旗号就是复兴唐朝，一切制度都以盛唐为样版。所以，任用伶官也是复旧的一部分。另外，庄宗李存勖本人对音乐艺术、俳优杂戏的热爱也是重要因素。李唐中有号称「 ”梨园天子”的玄宗皇帝，而后唐的庄宗皇帝李存勖更是笃好音乐，躬亲表演，更是我国数千年帝王之中所空前绝后，史书记载：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 ”御制”者皆是也。其小字亚子，当时人或谓之亚次。又别为优名以自目，曰李天下。伶官传序皇帝痴迷俳优，甚至就是一个专业水平的艺人，这自然不难形成上行下效的风气。庄宗笃好音乐，躬亲表演，常与群伶共戏于庭。这样一来，伶人成为皇帝宠信势力也不奇怪了。宠信伶人也不是从李存勖开始的，倘若仅仅是因为上述原因，还不足以解释后唐伶官的政治现象。对于李存勖而言，重用伶官更为重要的考量还是强化皇权的需要。从唐代中晚期开始，中枢权力就出现了一种内朝重而外朝轻的趋势。这一趋势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枢密使渐渐侵夺宰相权力，甚至取代相权。枢密使始置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是由宦官充任的内诸司使之一。枢密使职掌是承受表奏，出纳帝命，是皇权对于外朝官僚权力的侵夺，但在唐后期宦官势力恶性膨胀，这样的权力设计又成为宦官专权的机会。郭崇韬唐末朱温诛灭宦官，没有废除枢密院，但将枢密使职位转移至文官。朱梁建国之后，朱温废枢密院而置崇政院，以崇政院取代枢密院，无非是改一个名称而已，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后唐建国后，李存勖不仅恢复了枢密院，而且扩大了枢密院的职权范围，甚至以枢密代政，侵夺了宰相枢机之权。沈括《梦溪笔谈》卷三中记载这段制度因革，「 ”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中书。”枢密使权力超越之前的宰相，甚至到了权兼将相的地步，这对皇权而言又形成了另一种尴尬。原先设立枢密使，就是「 ”以内制外”的思路，是强化皇权的步骤。但是，随着枢密使权力的日渐膨胀，又变成了新的外朝权力，又被皇帝看成是对皇权的威胁。李存勖出身于河东集团，但是他在继承李克用大位之后，就将军政权力中心转移到河北魏州地区，这很明显在摆脱代北勋臣集团的制约。朱温李存勖重用文吏出身的郭崇韬等人出任枢密使，就是一种「 ”以内制外”的思路，用这些势力制约外朝权力和代北旧人集团。《资治通鉴》中说：「 ”帝性刚好胜，不欲权在臣下，入洛之后，信伶宦之谗，颇疏忌宿将。”在李存勖的权力结构设计中，恢复枢密使是为了制约外朝权力，而同时重用伶官、宦官等近臣，又是为了平衡枢密使，更有甚至，任用伶官、宦官出任藩镇监军，用以钳制藩镇权力。对于皇权而言，距离自己最近的人是最值得信任的，宦官如此，伶官也是如此。除此之外，伶官与宦官同样出身微贱，任用贱人去冲击原有权力结构，正是历代皇权专制的秘传心法，古往今来皆是如此。不过，距离皇权很近，也使得这些贱人集团看透了皇权本身的孱弱，所以会有宦官陵替皇权，以及伶官毁掉庄宗的历史教训。毕竟，贱人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