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夫子门前规矩多，一块石碑，竟然能让文武百官驻轿下马

Posted 2022-12-28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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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夫子门前规矩多，一块石碑，竟然能让文武百官驻轿下马

进入礼法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后，历代君王都沿袭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己任"，到董仲舒的"诸子百家儒术至上"，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成为了无可替代的万世师表，也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唯一圣人。虽然孔子在世时，"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他带着优秀的弟子们，屡次奔走于列国诸侯，不遗余力的宣传自己"仁"和"礼"为主体的治国思想，但是不被接受。直到他去世以后，他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才得到后世帝王将相的尊崇与效仿，并把四书五经作为国家抡才的最高标准。古代君王为了实现自己的无上权威，都倡导以儒学治国，尊师尊孔成为思想引导的第一要义。这主要是因为，儒家思想除了引导人们"克制"和"崇礼"，用"仁、义、礼、智、信"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道德，还进行"君臣父子"教育，使等级观念深深印刻在民众心底，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借以强化君主的统治地位。孔庙门前的下马碑作为尊师尊孔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文庙门前的下马碑。在有着"东方圣城"之称的山东曲阜，那里有一座孔庙，是历代孔子后人的家庙。孔庙门前有下马碑两通，位于棂星门外东西两侧，上面刻着"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字样（现仅存东面一幢），意思是，所有来到曲阜孔庙门前的文武官员，无论职务和身份高低，到了这尊石碑面前，都要下轿、下马，以示对孔子的尊崇敬仰之意。下马碑的设立，起于金代。明昌二年（1191年），金章宗下诏，敕令在文庙（即孔庙）的门前设置下马碑，碑文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驻轿下马"，是这一制度的初创者。至明代成化十八年（1482年），明宪宗颁布诏令，要求各地在文庙正门的东西两侧，分别设立下马碑，规定所有文武官员，在经过两通下马碑之间，必须下轿下马步行通过，随行的仪仗也要偃旗息鼓，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从此以后，全国各地的文庙都执行宪宗诏令，给予孔子和文庙崇高的礼遇。清兵入关之后，为了淡化"胡人治国"的印象，从顺治皇帝开始，就把汉学作为重要的治国手段，并且给予读书人以极高的地位，比如拥有科举身份的读书人，县衙过堂可以不跪，并且拥有座位。在这种风气的倡导下，之后历任清朝帝王，都是汉学、儒学的大家，特别是康熙、乾隆二帝，汉学水平甚至超过了很多一品大员和社会贤达。在这种环境下，尊孔的制度自然延续了明代，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朝廷再次颁布命令，"文庙前左右竖下马碑，一应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在此下马"，对尊孔的礼制再次在诏令中予以体现。清代皇家设立的谕令碑，不仅有汉字，还有满、蒙、回、藏文字镌刻，以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圣贤的恭敬有嘉。虽然下马碑的碑文内容大同小异，但是作为朝廷的正式文告，确实彰显了各代政府对孔子地位的同等重视程度。孔夫子尊号的由来历代所定孔子尊号各有不同，在各位帝王的慷慨颁赐下，孔夫子一步一步由最初人的身份，逐渐走上了神坛，成为万众崇拜的圣人。孔子墓地碑刻的尊称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这一称呼从何而来呢？ "大成"是"集大成者"的意思，古乐一变称为「 ”一成”，九变而九成，乐终至此完毕，称为「 ”大成”。亚圣孟子曾经评价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对孔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终年七十三岁。鲁国哀公亲制诔文，悼念孔子，尊称孔子为"尼父"。把孔子看做是整个鲁国的「 ”国父”，给予崇高的地位。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朝廷下诏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孔子获得的第一个正式封号。"褒成"是地名，"宣尼"是谥号，"公"是爵位。按照汉制，"褒成侯"享受食邑八百户，孔子封侯，他的后裔也都可以世袭这个待遇。至唐代，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朝廷赐孔子封号"文宣王"，将孔子树立为文化教育体系的最高者，仅次于帝的王者一级。后周时期，太祖广顺二年（952年）敕封孔子为"至圣文宣师"。"至圣"，指道德智慧最高的人，从此以后，「 ”至圣”二字专指孔子，他人不得妄用。西夏仁宗三年（1146年）孔子被封"文宣帝"，并且"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西夏给予孔子以「 ”帝王”的身份，并建造与皇宫同等规制的庙堂殿阁，孔子历朝的封号中自此级别达到顶峰。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出现了"至圣文宣王"的孔子封号。元代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孔子晋位"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引申为集先人学问见识于一体的意思，孟子始用大成赞颂孔子。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尊奉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诏令敕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使用"大成至圣先师"的称号，沿用至今。从历代王朝给孔子的封号，可以发现他们对孔子这位大圣人，始终保持着最高赞誉和敬意，这实质上是对儒家思想的尊崇，也是借用汉人的最高贤者，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以此目的，孔子的府邸、家庙和陵园，能够始终保持不受损坏，保持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地位，后代子孙也屡屡嘉奖。孔子神位如本尊亲临清代初期，入关不久的朝廷急需各种人才，选拔的标准，就是明代延续下来的科举考试八股制度。作为当时唯一可以改变前途命运的途径，读书人为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寒窗苦读岂止一个十年，比如淄川的蒲松龄先生，为了区区功名，从少年秀士熬到了皓首穷经。历朝历代，权力与利益都是可以等价交换的，双手干净的纯粹清官只生活在小说中。各地的科举考试，都是当地利益集团的手中羹炙，官员们上下其手，用权力换金钱，成为常态。民怨沸腾，只瞒着朝廷顶层的那几个人物。某次，江南秋闱，发生了严重的考官舞弊案，以主考官为首的地方教育体系，被整体收买利用，考试榜单一出，"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没有一名寒庶子弟进入名单，江南大众哗然。这是明目张胆的钱权交易。有道是，压迫与反抗总是同步的。被激怒的江南举子们，聚集起来冲进文庙哭诉祭拜，把孔子的神像抬出来，与财神爷神像一起游街示众。数千名读书人，把财神放在孔子的神像之前，控诉江南贡院的考官们中饱私囊，把钱财看得比圣人道理更重要，断送了布衣学子们寒窗苦读的进阶之路。江南地方闻报，迅速组织力量前往安抚处置。但搞笑的一幕出现了，这些有功名的官员，见到孔子神像后，也只能跪下行礼，因为天下官身学子都是孔子的门生，朝廷早有御令，不尊师重道也是"逾制"。官员这一跪，气势上就矮了一半，自然没有力度处置举子的闹事。江南秋闱的事件，到底还是瞒不住朝廷，一直上报中枢，康熙帝听闻大怒，科场官员舞弊，丢了朝廷尊严，失去了国家公信，是人才选拔的极大耻辱。他立即下令，对涉事官员依律严惩，平息学子众怒，当年秋闱重开。即墨文庙被毁引发联名上书作为曾经的胶东重镇即墨，当地的文庙规模虽小，但是名气颇大。特别是清代光绪年间，发生了文庙被德兵毁坏，导致当地学子联名上书皇帝的大事，让即墨文庙成为关注的焦点。即墨文庙，始建于元代，最初设计时庙宇规模较小。至明代嘉靖年间，由即墨地方名流贤达倡议，行尊孔重教之道，集资重修殿宇，扩大占地面积，并在庙前临街显耀处，建造一座石雕牌坊，通高六米、宽逾四米，牌坊匾额上的 "圣门"二字，是即墨名士蓝田的墨宝。在风雨飘摇的光绪时期，即墨文庙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1898年1月，抢占胶州湾的德国人派兵进驻即墨，共有一百多名士兵，分成几组驻扎在城中各处，大肆劫掠，抢夺物资。当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德国军队冲进了即墨文庙，把主殿内大成至圣先师塑像捣毁，并将孔子肋侍弟子的塑像多处损坏，把先贤仲子（子路，孔子亲传弟子）双目挖去。在儒家至上的时代，这件事引发地方震动，但时任即墨知县的朱衣绣担心因此诱发与洋人冲突，对捣毁圣像这样极大羞辱的事件，竟然压下隐瞒不报。当年春天，适逢戊戌科会试，各地应考的举子云集京城。即墨当地的举人黄象毂联合了山东举人共百余人，联名上书至都察院，把即墨文庙发生的德国兵卒毁坏圣像，以及地方县令隐瞒不报一事，原原本本的呈报朝廷。同时赴京赶考的孔氏后裔孔广寒、孟氏后裔孟昭武等十余人，也联名书写了奏折，将这一情况呈递给都察院，要求朝廷公论。都察院连续接到两份"德兵残毁圣像"的呈文，认为事关重大，当即由都御史史裕德带领，全台署名，将两份上书并呈光绪。消息传出，京师哗然，纷纷要求严惩肇事者。维新派的康梁果断抓住这次时机，发动了"二次公车上书"。之后不久，以麦孟华、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为代表的广东举子八百余人上书请愿，称"割胶澳不过失一方之土地，毁圣像则失天下之人心"，认为圣像损毁比割地求和更加严重，是事关国家命运、民心存废的大事件，必须"绝祸萌而保大教，存国体而系人心"。在康梁的鼓动下，即墨文庙事件变成了轰动京城的重大事件，负面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终究晚清孱弱，雷声大而雨点小，文庙被毁的结局，以德国军队首领道歉和即墨知县朱衣绣革职而草草收场。此事获利最多的是维新势力，康梁借此东风，为维新变法的实施，着实推波助澜了一把，最终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图文资料来源：互联网公众网络，侵权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