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策只是诱因，真正断送其性命的是他的变法意图

Posted 2022-12-28 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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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藩策只是诱因，真正断送其性命的是他的变法意图

引子景帝前三年春正月（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派遣中尉张嘉，召御史大夫晁错入宫议事。如今正值战时，吴、楚七国因削藩策俱反，前方战事吃紧，皇帝经常召见自己的老师晁错共商对策，这也是常有的事。晁错奉诏后不敢怠慢，一丝不苟的换上朝服，随中尉上了马车，往未央宫而行。但令晁错意外的是，马车在经过长安东市时，中尉陈嘉忽然勒令停车，并在晁错错愕之下，拿出另一道诏书，数落晁错「 ”亡臣子礼，大逆不道”的罪过，令腰斩弃市。随车的卫兵立刻将晁错拿下，当即于东市行刑，这个与贾谊齐名的一代名士，就此惨遭刀斧，命丧黄泉。而且他也成了大汉开国以来，第一个身穿朝服就戮的三公高官。对于晁错的死，事后不仅汉景帝懊悔，历代的文人墨客也无不惋惜嗟叹。但不论汉景帝如何「 ”喟然长息”，也并不能丝毫改变晁错的必死困局。表面上看起来晁错死于削藩，可实际上身为汉初「 ”新法家”的旗帜人物，晁错的死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里面。晁错与法家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刘邵，在其著作《人物志·流业》中道：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 ”建法立制”是法家的标志，但这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 ”依法治国”，它本质上还是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而在人治基础上实行有限的「 ”法治”。法家思想兴起于战国初年，李悝变魏法可视之为发端，而商鞅又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最终在韩非子手中集大成。秦国之所以能「 ”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法家居功至伟。「 ”厉行农战”、「 ”严明法度”、「 ”尊君抑臣”是当时法家在秦帝国践行的施政方针，也可以称之为法家的主要思想内核。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处于统治地位的法家也遭受毁灭性打击。新生的汉王朝在反思前朝速亡的经验教训上，一致的认为秦因苛法败亡。政论家陆贾在与汉高祖争论如何治理天下时，曾道：「 ”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汉之所以得天下，正是秦严刑峻法，百姓不堪其苦，才有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为后来刘邦建立汉朝创造了条件。在《新语》中，陆贾进一步阐述：「 ”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直接将法家指认为秦亡的元凶。因而汉初的治国之策中没有丁点法家的影子，提倡「 ”无为而有为”的黄老之学反倒成为统治者施行的首选国策。就像《淮南子》所说的那样：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在汉初的政治氛围里，法家是最次等选择的存在，想治理好天下，就要行仁义。如何行仁义？那便是「 ”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秦末汉初，经过连年大战，户口十不存一，不仅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经济也异常衰败。这时候显然不能再搞秦朝那一套，「 ”重赋敛，繁徭役，严刑罚”。所以汉初倡导无为，与民休养，轻徭薄税，不折腾老百姓，鼓励人口繁衍，开垦荒田，恢复经济。以至于司马迁感慨道：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初不行法家而行黄老之术，正是基于当时恢复民生的客观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但同时，因为人口滋生，经济恢复，国家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的短板就完全暴露了出来。功臣揽权，豪强兼并，匈奴侵扰，以及诸侯王势大等主要矛盾愈加突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秦法家没有市场，可无「 ”法”则中央权威不振，皇权不专，更不要说什么强国富民，于是乎以晁错为代表，杂糅儒法、兼蓄阴阳，更注重「 ”仁政”的新法家思想便应运而生，并接连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提出改革主张，希望收权威于上，实现汉王朝的兴旺繁盛。文景时期的改革文景之治是被历朝历代所称道的治世，我们都知道，之所以有此大治，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采取「 ”无为而治”的结果。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从文帝开始，其实汉王朝内部已经开始尝试有限的改革，来试图改变政治上的「 ”无为”。汉朝建国后留下很多政治后遗症，除了地方近乎独立的诸侯王国问题，中央朝廷内的功臣势力也非常强大。本于皇位无关的文帝，就是在功臣集团诛除吕氏后，集体拥立的。这些功臣们跟随高祖起兵多以战功封侯，遍任朝中要职，彼此盘根错节，完全把持着军政大权。在文帝继位之初，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贾谊为太中大夫，替他出谋划策。贾谊在礼仪制度、功臣诸侯王、匈奴问题上提出一系列「 ”多为”的改革建议，但大多因当时无力实行的客观条件而作罢。而贾谊也在帮助文帝削弱功臣集团权力，建议列侯离开长安回到封地的过程中，被周勃、灌婴、张相如等功臣集团集体抵制，惨遭贬谪。功臣集团以军功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拥有田宅、经济特权，汉初国家又奉行「 ”黄老之术”，对经济政策又不多做干预，军功之人在地方则为豪强，在中央则为三公九卿，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贾谊提出的「 ”改正朔、法制度”本就是为了皇权集中，从根本上触及现有的统治秩序，引起功臣不满，才有文帝被迫下罪己诏，并贬斥贾谊的故事。文帝继位前期正是君弱臣强，很难对朝局有所改变，只能依靠黄老之术维持君权、诸侯王、功臣集团三股势力的微妙平衡。等文帝中后期以后，在文帝刻意打压下，功臣集团有所收敛，才开始有限度的改革弊政，不过这时贾谊已死，而晁错恰逢其时出现在文帝的视野内。晁错「 ” 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是个地道的法家人物，但又从伏生治《尚书》，又接受了儒家的影响。面对隐藏在汉王朝「 ”休养生息”繁荣局面下的内忧外患，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晁错深切时弊，连上三道奏疏《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阐发了他的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的军事经济思想。除了主动出击匈奴暂不能力行外，其他建议如数被文帝嘉奖听从。这也开启了汉初政治从「 ”无为”变「 ”有为”之先河。文帝十五年，晁错被推举为贤良，作《贤良对策》，在此策论中，晁错详细阐述了「 ”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的改革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政治上皇权集中，列侯就国，选贤举能；二、经济上劝农务本，轻徭薄赋；三、军事上择良将，训士卒。文帝非常欣赏晁错的主张，但还是那句话，政治环境决定政治决策。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势力是汉初舞台上，不可能绕开的话题。虽然文帝在打压周勃为首的功臣后，皇权得到空前的扩展，可两次诸侯王的叛乱，又让文帝不得不倚重功臣集团的力量，这种政治平衡的态势短时间难以打破，触及根本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故晁错向文帝建言削诸侯事以及变更法令诸多改革，作书凡三十篇，可这些文帝不能尽听，晁错的改革意图一直被雪藏，一直到景帝继位后情况才发生改变。景帝为太子时，晁错曾任太子家令为太子家总管，他的改革建议深受太子认可，甚至被太子呼为「 ”智囊”。等景帝登基为帝，晁错也立刻被任命为内史为九卿之一。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汉书爰盎晁错传》有景帝的支持，晁错开始变更法令，推行改革。早在文帝时，晁错已经引起众大臣不满，此时凡有晁错所奏，景帝全然照准，此等信任恩宠，三公九卿无人能比，这让本就趋于衰落的功臣集团越发感到切身利益受损，开始抱团攻击晁错。晁错之死文帝朝开始，在文帝的打压下，功臣集团身居三公九卿高位的比例，已经从开国时的百分百，降低到半数，虽然功臣集团呈衰落趋势，可至关紧要的丞相一职，还始终牢牢把持在功臣列侯手中。硕果仅存的老臣申屠嘉在文帝末年被拜为丞相，主持朝政。景帝继位后，面对晁错显贵，推行新法，申屠嘉便寻着晁错违礼的错处，想要一举诛杀。但在景帝提前得知详情后，并不认为晁错违制，免去处罚。申屠嘉因而气得得病，不久病死。申屠嘉死后，同属功臣集团的庄青翟拜相，而晁错也被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权势更盛。于是借此时机，晁错「 ”更令三十章”全力推行改革，并开始拿占有大汉土地之半的诸侯王开刀。诸侯王享有自主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 ”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可谓是汉王朝的心腹大患。文帝时仅仅借机分淮南国为三，分齐国为七，但富庶的吴、楚两国，却等闲动不得。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大权在握，公卿、列侯、宗室畏惧其势力，没有人敢弗逆的。朝廷内无人掣肘，晁错率先向吴发难，建议景帝削掉吴国土地，并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听从了晁错建议，下诏削掉吴会稽、豫章两郡。其他诸如楚国被削掉东海郡，赵国被削掉常山郡；胶西国削去六县。削藩诏一下，立刻引起各诸侯王惶恐，早就有反心的吴国，立刻联络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六国，共同起兵，打着「 ”诛晁错”的幌子，反抗汉廷。晁错高估了景帝的改革决心，听闻七国反叛，声势浩大，景帝六神无主。当皇权遭到直接的威胁时，皇帝的冷酷薄情便开始展现出来。原本摄于晁错权势的功臣集团，再次抱团谋划趁机诛除晁错。曾任吴国相的袁盎被功臣集团推出，引荐给景帝。袁盎熟悉吴国情形，向景帝夸下海口，只要皇帝斩杀晁错，恢复七国故地，「 ”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错误预估形势的景帝，立即动摇了削藩的信念，萌生了向七国妥协的想法：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在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出使七国游说各王后，打算抛弃晁错的景帝，又暂时陷入了犹豫当中。功臣集团又再接再厉，由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中尉复阳侯陈嘉、廷尉张欧为首，上疏景帝弹劾晁错，要求斩杀晁错。百官之首的丞相和掌管禁军的尉官，文武两系的压力，让景帝没有再犹豫下去，当即批示：「 ”可。” 晁错被腰斩的命运由此被定下。所以纵观晁错被杀前后，你会发现，晁错之死削藩只是诱因，从根本上讲，却是晁错在朝中厉行改革触动了功臣集团利益，才遭到了保守势力的群起围攻。而作为改革唯一后盾的汉景帝，又没有坚定推行改革的意志，在面临困境时只顾维护个人利益，抛弃了晁错，这才使得晁错在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惨遭横死，而他的「 ”变法易故”也随之宣告失败。不过，晁错的死还是有些作用的，至少让景帝明白妥协根本没有用，于是坚定了以武力平叛的决心，三个月后七国之乱就被平定，这让大汉王朝借机大大削弱了诸侯王势力，渐收诸侯国权柄于中央，开启了彻底解决诸侯封国问题的契机，但这一切又都于晁错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