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北宋经商,要怎么去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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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首语:读书是易事,思索是难事,但两者缺一,便全无用处。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假如在北宋经商,要怎么去汴梁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假如在北宋经商,要怎么去汴梁

强汉有文景之治,昭宣中兴,盛唐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下西洋的明朝有永乐的风光,锁国门的清朝有康乾的背书,就连短命的隋朝,偏安的刘宋都有开皇和元嘉吹嘘一下。偏偏延续了319年,单论寿命抛开夏商周,除了汉朝谁都不服的赵宋却没有一个治世或者盛世有足够的知名度。 宋朝真的是一个先后被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少数民族友人按在地上摩擦,一无是处的时代吗?显然不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句其实已经揭示了内在的原因,传统意义上的盛世有岳峙雷行的强军,有万国来朝的盛况,也有幅员辽阔的疆土,而可惜的是这些特征被称为弱宋的汴梁政权一个都没有。 但一个苹果搁普通人那就是一种营养配餐,搁牛顿这就是万有引力在甩锅,同样的情况在不同人那却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谓的盛世也是如此,他可能是君主的盛世比如康乾盛世,可能是名将的盛世就像长驱漠北的卫青、霍去病,当然也可能是文人的盛世,李白杜甫笔下的盛唐风度谁能够忘记。而宋朝虽然是领土和军事上的侏儒,却是文化、科技、商业上的巨人,换言之他是一个长期坐在班级后排考试垫底,文体挑大梁的偏科生,同样优秀,却被长期忽视,除了运动会或者文艺汇演时。 士农工商,垫底的就是商人,对处在古代自由民最底层阶级的他们而言,赵宋无疑是属于他们的一个盛世。而如果硬要从宋朝的君主中挑出一位代表,那就只能是老赵家在位时间最长的宋仁宗赵祯了,史家将他在位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 如同海明威曾说过:「 ”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巴黎,那么以后不管你去哪里去,它都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在宋朝的商人心中也有一个圣地,那就是帝国的中心汴梁。 汴梁作为一个四战之地,除了入冬就结冰的黄河以外几乎无险可守,虽然赵光义对着想迁都的赵匡胤用一句「 ”在德不在险”给呛了回去,但这并不是因为能对大哥儿子们痛下杀手的赵二是到道德标兵,而是因为作为开封府尹的他放不下自己苦心的政治环境,更放不下京城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 假如你在北宋是一个商人,那么你将会获得一个更优渥的交通条件,如果你是自东南来的米商,可以借助长江水道经过江北运河进入汴河最终到达汴梁,一路上你会发现千帆经过,一半都是运粮的,因为每年会有四百到七百万石的粮食沿着这条路线进入首都,而这个数字在所有运入汴梁的粮食中占到了四分之三。 你问剩下的一半是什么?是来自广州福州的外贸商人带着金贵的象牙、香料、犀牛角在赣州转运后,沿着赣江进入长江后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转道真扬运河,一路赶到扬州再从江北运河进入汴河;是江浙的丝绸瓷器商人取道江南运河北上,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渡过长江最后依次进入江北运河、汴河以及汴梁。 当然你不一定是讲吴侬软语的东南商人,如果你来自巴蜀,你就要仰仗惠民河的扶持,如果你是关中的马商,那你肯定忘不了黄河两岸的崇山峻岭,当然你也可能是河北河东的矿商,那么太行山东侧的大道和广济河的水道肯定是你的必然之选。 等你进入首都之后,你也会发现相比隋唐的前辈,你拥有一个更自由活跃的市场,因为伴随着仁宗盛治一起出现的是坊市制的彻底破坏,这种民各以乡闾族党相任,分坊以处之,谨启必之节的坊市的衰败简单来说将城市居民的门禁和限居一股脑儿给抛开了,同样对商人来说不仅没了约束时间,像号角的街鼓,交易也不再局限于集中的市集。你要是和皇宫大内做生意,如果已经做好了被压价拖款的准备,那么直接就去东华门外的市集就可以,宫里头的吃穿用度,花鸟奇玩都是在这里采买。你要是做零嘴生意的那东街潘楼酒店就可能是你心目中的曼哈顿,一到夜市,什么酥、糕、蜜、糖、坚果、团子那都是整新鲜的上。而白天的潘楼附近,则先是字画珍玩的天下,后是野味海鲜的主场。 北宋的主流货币在铜钱以外还有它,不是黄金也不是白银你要是做这种这些贵金属生意的,从潘楼街往南走,一直走到界身巷,就找到组织了,金银锦缎填满了里面的大屋。往回走一点,便是一家卖猎鹰的店铺,周围都是一些香料珍珠铺子。 辛苦了一天,销掉货品赚了铜钱,你可以到附近桑家瓦子里的勾栏瓦舍看看戏,听听书,杂技舞蹈总有一款能消磨时光。 而东大街的潘楼只是宋代繁荣的汴梁一角,同样的故事在相国寺,在丰乐楼,在州桥夜市都在上演。没了门禁的宋代商人们,工作时间也更有弹性,朝五晚九成了常态,有些街边店五更营业,半夜才收工,甚至通宵营业的馆子也不在少数,这种场景即使是万国来朝的唐代长安也不可能出现。而这其中的缘由正是宋代城市从坊市制开始向厢坊制过渡。 当然假如你不想和以汴梁、杭州、成都为代表的城里人做生意,你也有其他的经商选择。在宋仁宗时代,河北的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作为河北四榷场都是你的舞台,香料,茶叶,瓷器,锦帛、粮食辽国缺啥你卖啥,羊、马、骆驼、武器大宋缺啥你买啥,仁宗时代宋朝每年要向辽国支付岁币绢银五十万两,但是光是榷场的合法贸易大宋就能获利四十多万两,基本达到收支平衡,而如果你愿意铤而走险,那么就算是契丹人也知道知识改变命运这个道理,倒卖书籍是最好的选择。 东北有宋辽边境的榷场,西北望,射不射的到天狼不好说,但是西夏人的钱必然能够赚到。在陕西、河东都设有和西夏进行边境贸易的榷场,所涉及到的货品基本类似宋辽贸易,为了鼓励民间商人将粮食运往西北,甚至在西北各贸易点设置折博务,向带着货品来到西北的商人提供古代获利最大的盐业入场门票——盐钞,拿着盐钞你就可以回到内地取盐贩卖,这些白花花的盐在古代几乎就可以等价于白花花的银子。 就算你向往的不是塞外风光,那你也可以选择踏上伟大航路,自打北宋灭了南汉,占据了岭南之地,转身就在广州开设了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到了宋仁宗时代,不仅广州有市舶司,杭州和明州也有,至于其他次要港口也有市舶务一一管理,你可以选择和东起日本西至大食的各国商人做买卖,丝绸瓷器与香料珠宝间的桥梁就通过这些航道建立了起来。而以你为代表的海上马车夫带来的对外贸易甚至能让宋朝政府通过税收和贸易顺差获利达到百万贯以上。 儒释道三教的节日并存,商业繁荣,制造业强大,宋仁宗时代毕升改善的活字印刷术和原有的雕版印刷术一道降低了书籍的成本,士大夫和市井百姓比邻而居,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出现,在宋代,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越一个亿。这些有关宋代生活的描述尽管听起来超前时尚,但这不意味着宋代是一个自由经济的盛世,那显然是片面的。宋朝繁盛的商业背后有着看似矛盾的逻辑语言。 各时期人口变化 一方面宋代的城市里坊市制开始崩溃,而它对商业税的管理如同其对民间日常生活的管理一般,松懈而又全面,松懈说的唐代集市不下乡镇,宋代则没有这一限定,后来中国农村的赶集正是从宋代开始。同时宋朝的税率很低,对于商人的压力也没有以前各代那么大。 全面说的是宋代的商业税收项目清晰明确,同时还会张贴在城门口,这也方便了进城做生意的商贾对交哪些税、交多少心里有个谱。 但宋代的经济管理又是严格而有条件的,民间商人能经营的也就只有针线、服装、肉食、玩具等,获利高的盐、酒、茶、香料、象牙等都是国家的后花园。一旦民间商人被发现越过红线,那结果真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私自酿酒超过十五斤,死;私自贩酒进城超过三斗,死;私自贩盐超过十斤,还是死。 国营经济在宋代的经营项目、金额都远超前代,国营经济占据了高利润、容易形成垄断的行业,而民营经济则占据了低利润、经营分散的行业。而这种状况也就促成了民间商业高度发达,但民间的产业从业者的财富规模都不大,财富分散不仅没有沈万三这种大商人,就连有名有姓的名角也是少有。 不过宋代虽然民间没有大商人,但是官场上有啊。宋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允许、鼓励官员经商的朝代,赵匡胤主要的谋主——赵普不仅靠着半部《论语》治理天下,更借着他遍布天下的邸店大肆敛财。文官下海经商,武将也不例外,中兴四将中有一半都是红顶商人,张俊涉猎海外贸易,开设酒肆,刘光世除了刘跑跑的名号还是物流从业者,他的员工就是那些领着军饷的士兵。而前文所说的国营经济项目则成了这些官员经商最大的保护伞,公款、公物、公船、公家劳动力都可以用来维护自己官商的地位。 那么民间商人是不是就没机会踏足这些高收入行业呢?也不尽然,他们可以通过向官方获取授权的形式介入到原本属于国营范畴的项目之中。这种授权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买扑,所谓买扑就是招标,比如政府要招经营象牙的代理人,那么你就得在在政府指定期限内,将愿意出的价钱写于状内,封口上交,你的出价如果最高,那么这事就成了。 另一种形式叫做钞引,更类似现在的特许经营,前文所提到的盐钞就是一种钞引,你可以通过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或者物来换取这个凭证,这个凭证就是你的提货单,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你就可以按照流程运输贩卖。钞票这个称呼的由来,就是因为盐在当时作为硬通货具备一般等价物的素质,自然用来换盐的盐钞也就成了硬通货。 但是这种被政府严重捆绑的经济对于民间商人来说是一种被动不稳定的模式,生意的延续与否取决于政府是否继续发放牌照给你。同时政府依旧处于垄断地位,盐钞的价格也可以被政府主动调控,由于钞引和政府密切的联系,能获得它们的就算是民间商人,他的家族中也很可能有人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宋代税收变化(万贯) 换言之北宋既是民间商人的盛世,但其实也是商业由盛及衰的历史拐点,官方依靠对大量项目的官方经营或者说授权来达到对重要产业的控制,从而实现对国家经济的引导调节,揭开了后来中国封建王朝经济模式中主流的官商经济的序幕。 人们常说高潮的终点往往也是低谷的起点,开元盛世后就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天宝动荡,康乾盛世下,英国使者马嘎尔尼看到的是天朝上国虚弱的心脏。而北宋作为商人的盛世,身在其中的民间商人其实很快就将被强大的官商彻底压制。 更多内容请点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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