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代科举的舞弊与反舞弊

Posted 2022-12-28 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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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代科举的舞弊与反舞弊

科举制是以考试方式选拔官吏的制度，自隋代创立至清代灭亡，存在了1300多年的时间。一经创立，舞弊现象就应运而生了。「 ”通关节”「 ”冒籍”「 ”枪替”「 ”夹带”等千奇百怪的手法层出不穷，常常把考场搞得乌烟瘴气。与科举舞弊相对的，则是历朝历代绞尽脑汁的反舞弊措施。双方斗法的1300余年中，既有说不尽的十年寒窗一朝高中，也有道不清的不学无术科场舞弊，真正诠释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科场舞弊的种种手法中，「 ”通关节”是最为普遍也最难禁止的一种。所谓「 ”通关节”，就是现在所说的「 ”走后门”，指考生通过贿赂考官或与考官拉关系，使其为自已的卷子判高分，以赢得「 ”金榜题名”的机会。在唐代，科举考试很看重考生的诗才，于是很多考生在考前「 ”投卷”，即将自己的诗词文赋献给当朝名流，让他们在判定名次时为自己说话。同时，考生直接向考官「 ”投金”。因此，唐代科举常常在考试之前就已经内定了名次。唐代诗人杜牧曾经将自己所写的《阿房宫赋》投给当时的朝臣，受到二十多位大臣的一致赞赏。然而由于考试的前几名早已内定为权贵子弟，杜牧最终只列第五。为了杜绝「 ”通关节”，宋代科举考试推出了两项反舞弊措施：「 ”糊名”和「 ”誊录”。所谓「 ”糊名”，就是将考生的姓名、籍贯和初定等第等信息糊起来；所谓「 ”誊录”，则是将考生的考卷重新抄录一遍，将抄录本拿给考官审阅。这两项措施使考官无从辨认考卷出自哪位考生之手，避免了考官给特定的考卷判高分。「 ”糊名”和「 ”誊录”推行以后，果然有效遏制了徇私舞弊之风。有一年，大文豪苏轼的门生李廌参加科举考试，适逢苏轼担任主考官。苏轼希望李廌高中，便在阅卷之时仔细辨认李廌的考卷，发现一篇文章颇似出自李廌之手，便欣喜地说：「 ”此人当拔得头筹！”然而后来才发现，这篇文章竟然是另一名考生章援所写，而李廌不幸落榜。这个例子印证了「 ”糊名”「 ”誊录”的效果，然而「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考生们立即想出了破解的办法。不久，另一种形式的「 ”通关节”就蔓延开来。考生通过在考卷上做暗记，通常是在段末以「 ”也矣”「 ”也欤”「 ”也哉”等虚词标记，或在文中使用特定的生僻字，然后将暗记写在条子上递给考官。如此一来，考官便能从众多考卷中找出这位考生的卷子。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考生罗鸿绎事先向考官李鹤龄递了「 ”关节”条子，约定三场考试中，第一篇文末用「 ”也夫”两个字，第二篇文末用「 ”而已矣”三个字，第三篇文末用「 ”岂不惜哉”四个字，最后再以「 ”帝泽”两个字结尾。李鹤龄依据这几处暗记，找到了罗鸿绎的考卷，写下了「 ”气盛言宜，孟艺尤佳”的评语。后来，罗鸿绎果然高中举人。尽管朝廷针对「 ”通关节”不断推出新措施，例如「 ”锁院”（将考官封闭）等，然而考生「 ”通关节”的手法越来越高明，类似舞弊现象仍屡禁不止。除了「 ”通关节”，考生舞弊的方式还有「 ”枪替”「 ”冒籍”「 ”夹带”、泄题、互相抄袭、割换考卷、场内传递等十几种，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枪替”就是找人替考，受雇替考的人被称为「 ”枪手”。这种舞弊手法多见于考取秀才的初级考试，有时也发生在考取举人的乡试中。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考生岑照请颇有才学的官员叶道和帮忙替考，许诺考中举人后付给叶道和300两银子。叶道和混进考场，替岑照考了全部三场考试，最终岑照竟名列举人第一名。后来，「 ”枪替”被人揭发，岑照和叶道和双双被斩。为了防止考生找人「 ”枪替”，清代做出了五名考生互结联保的规定，即同考的五人互做担保，并找一到两名廪生（科举考试生员名目之一，享受朝廷补助）认保，一旦发现「 ”枪替”现象，则五名考生连坐，认保的廪生被革职。所谓「 ”冒籍”，是指考生冒外州、县的籍贯参加考试，一则占用其他州、县的录取名额，二则在本州、县考又去别的州、县应考，以增加录取机会。「 ”冒籍”现象也多发生于初级考试。为了杜绝「 ”冒籍”，自清康煕年间起，朝廷推出了「 ”审音”制度，即核对考生的口音，以判别其是不是本州、县人。此外，五名考生互结联保也是防止「 ”冒籍”的措施之一。「 ”夹带”就是「 ”打小抄”，考生将抄好的四书五经或往届优秀文章偷偷带进考场，以便抄袭。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重视机械记忆，故「 ”夹带”的现象在明清时期很普遍。明清考生「 ”夹带”的技术十分高超，往往以几毫米见方的蝇头小楷誊录整部论语，或抄在小纸卷上，或抄在衣服夹层，或抄在胳臂、大腿上，令监考人防不胜防。明清朝廷针对「 ”夹带”手法，推出的反舞弊措施是最多的。例如，考生穿戴的衣裤鞋帽都必须是单层的，不能有里衬；砚台不能过厚，毛笔必须空心，烛台必须是单盘的，而且用锡做成，烛台柱子中空通底，盛放这些工具的篮子必须镂空能看清里面；甚至考生自带的食品也必须切开，供巡查官检验。为了防止考生将文章抄在身体上，朝廷甚至规定，考生入场时要解开内衣内裤，接受严格搜检。乾隆年间，顺天乡试曾经开展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严查，派出大批军役逐个搜身，并规定搜到「 ”夹带”一个赏银三两。结果，那次考试搜出「 ”夹带”者40余人，交白卷者68人，没有答完的考生329人，文不对题的考生276人，而慑于严查未敢入场的竟有将近3000人。乾隆帝听说后大惊而怒，立即对科举考试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针对考场内的抄袭、换卷、传递纸条等舞弊行为，朝廷则规定夹带用的麻布坎肩考生间隔入座，并建了高楼，专门监视考生的一举一动。考生的舞弊与朝廷的反舞弊争相斗法，考生频频岀招，朝廷则见招拆招。然而「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廷少数人的智慧终究难以应对干万考生的「 ”奇技妙招”。于是，朝廷只得用异常严厉的惩罚措施来威慑考生。惩治科举舞弊力度最大的朝代是清代。清代对于考生「 ”通关节”「 ”枪替”以及考官徇私舞弊等行为，一经发现都要判处死罪。顺治年间，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担任考官，自拟了几十个「 ”关节”条子，公然向考生出售。被举报后，李振邺与另外四名兜售「 ”关节”条子的考官和两名舞弊的考生一同被处斩，家产被抄没，全家108口人被流放关外。雍正年间，河南学政俞鸿图在当地一个油店暗中「 ”售卖”秀才，凡是递送银子的考生都能通过考试。就这样，俞鸿图一共「 ”卖出”了47名秀才，赚取了贿银1.4万余两。案发后，俞鸿图立即被处斩。咸丰年间，当朝军机大臣兼内阁大学士柏葰只因听人说情，录用了一名举人，事后竟被弹劾，最终人头落地。柏葰也成为因参与科举舞弊而被处以极刑的官职最高的大臣。但在严惩不贷的反舞弊举措下，舞弊现象仍无法杜绝。为了飞黄腾达、富贵齐天，考生与主考官不惜铤而走险，运用种种手法徇私舞弊。最终，弊端越来越明显的科举制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被彻底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