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长城的历史基础与历史意义再认识——以河套地区为中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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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长城的历史基础与历史意义再认识——以河套地区为中心(下)

▼ 秦长城的历史基础与历史意义再认识 ——以河套地区为中心(下) 臧知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摘 要: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层面,将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资料相互印证,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战国时代,赵国势力未及阳山以南,赵长城止于乌拉山,高阙塞在乌拉山上,直到秦朝统一,「”河南地”一直是匈奴牧场。匈奴本来并非专一的游牧民族,和华夏各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是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的发展逐步使匈奴演变成为游牧民族,直到战国时代初期,与中原农业经济区的分界并不固定。秦始皇用兵匈奴是其统一天下的继续,而蒙恬主持的长城固定了农牧分界线,具有了完整意义的军事防御系统,因修长城导致农民徭役沉重并非完全是秦始皇主观上的不恤民力,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明白,秦始皇之修建长城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并非完全是个人的性格好大喜功和残暴虐民。但是,修长城确实增加了农民的兵徭负担,毫无疑问是秦朝覆亡的原因之一。这是历史事实,不存在否定问题。本文要说的是为什么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都修过长城,其规模固然不能和后世相比,但和当时国力相比,不可谓不大。而秦始皇在秦、赵、燕三国长城基础之上修建新长城,为什么会导致民不堪命?汉武帝所修长城规模远较秦长城浩大,为什么避免亡秦之失?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一篇文章所能完成,本文结合考察所得对工程量的认识,从秦朝社会矛盾大集结的角度,分析秦始皇长城对当时社会矛盾的影响。 先谈蒙恬所修长城的军事功能问题。蒙恬所修长城虽然利用了三国原来的长城,但蒙恬并不是一味地修旧利废,而是有所创新,阳山上的长城完全是新建的,其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其工程量远非以往长城所能比拟。所谓「 ”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要驱逐戎人,戎人当然要反攻,就要加强所修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如果说,仅从文献记载难以明白蒙恬在阳山所修「 ”亭障”实际情形的话,通过实地对这些「 ”亭障”遗迹的实地考察我们可以窥知其部分真相。 阳山上的「 ”亭障”不仅仅是一道城墙,而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有城墙、烽燧、障城三部分构成,根据地形条件,烽燧密度与排列方式、障城位置各有不同,以保证防御效果最优化。这些资料早已问世,但为了说明秦长城的军事防御和工程学上的意义,本文还是赘举一二。如乌拉特中旗八音哈太苏木(乡)东南20公里群山中的长城,在实地踏察的十五公里距离内,发现二十一座烽燧和三、四处房基遗址,均在长城内侧的制高点上;长城则缘岭而建,沿山峰外侧,利用山峰坡度,以块石垒砌,光整平滑,残存高度一般在一点五米以上,其最高处在四点八米;在徬河处则利用陡峭的岩壁、辅以山石,残存城墙加上岩壁高达十数米以上。在木盖图河与石哈河交汇处东岸冲击台地上有夯土城墙,约一百米左右,呈弧形,两端与山腰间的石长城相接,可能是驻军的障城。据老乡介绍,这段长城向东即与乌拉特前旗小佘太乡长城相接。小佘太乡查石太山有保存较好的长城遗迹,在实地踏察的四公里距离上,有板升图河南北穿过,长城呈东西走向,块石垒砌,城高一般在一米左右,最高者四点三五米,顶宽均在二点二米(均为1985年考察实测高度),有烽燧两处;在长城以南、增隆昌水库以北,有古城遗址,不规则棱形,周长约一千五百米,应为障城;城北墙偏西有夯土台基,可能是嘹望楼台基。在八音哈太和小佘太长城沿线均发现汉代陶片和罐、盆、钵等生活用具残片,说明这些长城曾经成为汉代长城的组成部分。 明白了秦始皇长城的构筑体系以后,我们对其军事意义和对秦朝统治的影响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秦长城把狼山大部分山岭置于内侧,从北侧控制山口,这就有效地扼制了匈奴隐蔽于群山之中伺机南下的可能性;把山间谷地置于秦军的控制之下,匈奴军队无法在山中隐蔽集结,增加了南下突袭的困难;长城采用石筑,建于山岭之上,避免了山下土筑长城被山水冲毁的可能性;长城建于山岭之上,有完整的警讯系统,居高临下,能及早发现城下异常动态:无论是城内居民之向外移动,还是城外羊群、马群之迫近长城,还是城外骑兵对长城隘口的威胁,都可以提前预警,采取相应措施,即有效地提高了对长城内外人员物资交流的控制,又极大地提高了军事防御能力。只此之故,才被汉长城全盘沿袭,并加以发展。汉武帝时代无论是对河套以北长城的扩建,还是在居延地区修筑新长城,均采用了秦长城的防御体系,而予以完善。 通过对秦始皇长城的实地考察,我们深深地为工程浩大所震撼,能深切地体会农民的徭役负担之沉重,对长城之役与社会矛盾的激化有进一步的认识。尽管我们无法用量化的方法计算出修建长城的具体工程量,但是可以肯定,其工程量之浩大是空前的。对此,秦始皇和蒙恬都是清楚的,在主观上,秦始皇也想尽量少误农时,少征发普通农民戍边修城,所以,其修长城是分两步进行的,所用劳动力也尽量使用犯法吏民。秦始皇三十三年设立四十四个新县,先「 ”城河上为塞”,后「 ”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为解决劳动力问题,先是「 ”徙谪,实之初县”,后「 ”适(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为什「 ”徙谪,实之初县”、 「 ”适(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就是减少对普通农民的征发,尽量不误农时。但是,长城的工程量毕竟太大了,区区犯法吏民数量毕竟有限,只好大规模从全国各地征发劳动力。无论是黄海之滨还是南楚之地,通往塞北的道路上,也就时常走过一队一队的一脸悲苦、满腹惶恐、疲惫不堪的戍役之民,相伴的则是为边境运送粮草的车辆马牛和役夫。这些,对史籍稍加翻检即不难明白,学界论述甚多,本文不予赘述。 戍边、筑城之役,对原来秦、赵、燕的边民来说,也许不是特别沉重的徭役负担,但是对于齐鲁大地、三楚之民来说,是绝对的空前沉重,而且有性命之忧。因为统一之前的六国民众的徭役兵役负担从制度上说可能并不比统一后轻多少,但是,那是在家门口服役,也没有气候不适的困苦。而统一以后,从黄海之滨、五岭脚下,万里迢迢,远赴西北苦寒之地,和匈奴为邻,生死难卜,其悲苦和不满非以往任何时代所能比拟,农民自然视为畏途。本来,统一之后,得脱战国兵祸之苦,黎民百姓希望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 ”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而现实却是空前的徭役灾难。 从秦始皇的角度,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用兵匈奴、修筑长城,确实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这对于齐鲁之民、三楚百姓、以至于燕赵故地的部分农民来说,不存在这个合理性:匈奴距离他们太遥远了;匈奴南下,对他们的生活与生产并没有影响。当他们被强制地走上徭役之路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和过去相比较,国故之思,不可避免地油然而起,怀念起过去的主人。所以,当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六国贵族纷起复国的时候,六国民众自然地追随其后。那些戍边修城的数十万军民也就星流云散,「 ”河南地”再度成为匈奴的牧场,直到汉武帝继续秦始皇的未竟事业,大规模用兵匈奴、再次修筑长城,并加以发展,汉与匈奴都一直「 ”边于故塞”。 历史常和人开玩笑,本来要进入这个房间的,却走进了另一房间。大秦帝国没有亡于匈奴,却亡于农民起义的烈火。长城之役当然是农民起义的原因,但是仅仅如此理解,还远远不够,那样不过是停留在传统史家的认识水平之上,难以把握秦朝统一前后特殊的历史矛盾。反之,当我们浩叹于长城工程的伟大、孜孜于其伟大意义的分析、为古人而骄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其对当时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分析其对当时社会特别是对普通劳动人民生产与生活的影响,从社会发展的层面,站在民生的立场,辩证地将其时代作用和历史影响统一分析,才能回答「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样的历史问题。笔者无意于对秦朝社会矛盾以及与修建长城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只是针对目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略陈鄙见,望方家有以教之。 文:臧知非 图:九原发布综合整理 编辑:橘生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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