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史可法的 ”定策”失误，是导致弘光政权瓦解的主要原因

Posted 2022-12-28 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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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史可法的 ”定策”失误，是导致弘光政权瓦解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定策？所谓「 ”定策”，就是因为古代在尊立天子以后，要把这件重大的事情记录于简策之上，并且还要祭告祖庙。所以把朝廷大臣商议谋立天子之事称为「 ”定策”，也称为「 ”定册”。明朝是继汉唐以后又一个黄金时期，然而，到崇祯时期，朝廷已是腐朽不堪，各地农民战争频频不断。1644年，李自成攻克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的历史结束了。 01 皇室继统人员之选南京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开国首都，明朝时期称为「 ”应天府”，后1420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 ”顺天府（即今北京）”，并将南京定为「 ”留都”。而南京作为留都也一直保留了六部、都察院等一整套与北京相对应的中央机构，实行「 ”两京制”。这种两京制度的主要特点就是：皇帝和内阁大学士等许多的决策官员都在北京，北京的公务衙门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而作为留都的南京，各衙门内设的官职多为虚衔，公务清闲，这些官员通常也被称为「 ”吏隐”。当然，这些「 ”吏隐”的官员们，地位一般也不会低于北京那些相对应的官职。在当时，留都南京握有实权的职位是「 ”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 ”南京守备太监”、「 ”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当北京的明朝廷全部覆灭以后，作为留都的南京就自然成为了明朝剩下的「 ”半壁江山”的政治权力中心了。当听到崇祯皇帝自缢，三位皇子也被李自成的大顺军俘获的消息，南京的那些大臣、太监、权贵们以及拥兵自重的将领们，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必须马上另立新君，稳定局势。于是，南京的一应官员，就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当时有继选资格的藩王有四位：福王「 ”朱由崧”、惠王「 ”朱常润”、桂王「 ”朱常瀛”、潞王「 ”朱常淓”。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 ”朱翊钧”的孙子，福忠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崇祯帝的堂兄。惠王朱常润，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六子，是崇祯帝的叔叔。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七子，惠王朱常润的同母兄弟，也是崇祯帝的叔叔。潞王朱常淓，是神宗朱翊钧的侄儿。从以上这些人选来看，福王朱由崧继统为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不仅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在应选的三位藩王中居长，而且朱由崧又是朱常洵的长子，更何况朱由崧就身在南京附近的淮安。二是，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潞王朱常淓他们的辈分比崇祯帝高了一辈，不适合封建伦序中的「 ”兄终弟及”。三是，潞王朱常淓与崇祯帝的血缘关系相比已属旁支。所以，无论是从伦序上还是在地理位置上，福王朱由崧都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 02 继统问题上的「 ”定策”之争。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朋党之争是各朝代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这些官员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结党营私，其中有两个最著名的政治派别就是「 ”东林党”和「 ”阉党”。东林党是指，以那些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的政治集团。而阉党则一般是指明朝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利用权势狠狠地打击了东林党人士，名震天下的东林党迅速瓦解。两年后，天启皇帝去世，因崇祯帝历来对阉党深恶痛绝，所以继位以后，立即将阉党定为「 ”逆案”，并下令恢复了东林党人士的名誉，重修了东林书院。于是，明末清初时期，江浙地区的许多读书人，又将十几个社团合并组成了「 ”复社”，其政治主张跟东林党高度一致，复社成员都视东林党人为前辈，所以，复社又被称为「 ”小东林”。而此时的籍礼部侍郎「 ”钱谦益”，则在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对于迎立新君，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都主张由福王朱由崧来继统大业，然而，处于江南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私利出发，强烈反对由福王继统。其理由是：朱由崧的祖母郑贵妃曾经是明神宗最为宠爱的妃子，当年为了让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当上皇帝，发起了明末三大案「 ”梃击案”、「 ”红丸案”、「 ”移宫案”。后因为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才使郑贵妃的图谋化为泡影。因此，此时的东林党复社人士，担心朱由崧一旦登上帝位就会重翻旧案，从而影响他们的仕途。于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士大力游说，拥立潞王朱常淓。而此时在南京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 ”史可法”，他是东林党人士「 ”左光斗”的得意门生，所以，作为实权派人物的史可法有点左右为难。史可法的内心里是倾向于东林党人士的，但心里又认为应该要按伦序纲常来迎立神宗的子孙朱由崧。经过反复考虑，史可法偷偷与凤阳总督「 ”马士英”在浦口（今南京西北部）约见，最终两人商议的结果为「 ”以亲以贤，惟桂乃可”。至于惠王朱常润，则没有任何人提出议立，是因为他迷信佛教，整日只知道参禅礼佛，不懂世间事理。 03 史可法的「 ”定策”失误。史可法与马士英在浦口两人经过密议以后，第二天，史可法便亲自写信给南京的一些高级官员，说明了定策的意见：「 ”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 南京的官员收到信以后，对这个方案十分满意。于是，由南京的礼部开始着手准备皇帝的「 ”乘舆法驾”，前往广西迎接桂王。然而，就在马士英与史可法在浦口分手以后，马士英刚回到凤阳总督府，便接到消息说，守备的凤阳太监「 ”卢九德”勾结了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卢九德是明朝末年的宦官，以太监的身份在安徽凤阳督察军队。他曾在老福王朱常洵手下做过事。马士英眼看着手下大将已全部投靠福王，如果自己再坚持与史可法的协议，那么，自己的兵权只会被手下驾空。所以，想到这里，马士英也顾不上什么信义道德了，他抓住机会向福王朱由崧表明了愿意追随的忠心。而此时的史可法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写信给马士英，申诉着福王朱由崧「 ”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这封信，也成为了日后马士英要挟史可法的一把利剑。马士英随即也以凤阳总督和三镇的名义，正式致书给南京守备。太监「 ”韩赞周”宣布拥立福王，并邀请南京各官员到家中传阅马士英的信件。虽然很多人都感到不服和震惊，但由于他们没有兵权，也只能让立桂、立潞的方案胎死腹中，违心地同意了迎立福王。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魁们，当他们得知福王有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兵力支持，便也见风使舵，加入了拥立福王的行列。至此，迎立福王朱由崧继统已成定局！古人云：「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由于具有决策权的史可法关键时刻优柔寡断，态度游离，没有立即决定拥立福王，导致了福王朱由崧只能求助于三镇的将领。而此时南京的最高文臣史可法也知道自己上了大当，他攻击福王的书信也落入了马士英的手里，他除了带着无限的悔恨，默默地拥立福王继统，已别无其他选择了。 04 四镇的形成致使天子受制于武将 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在史可法的陪同下，乘舟抵达了南京城外的燕子矶。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登基为皇帝，改年号为「 ”弘光”。后来把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几个政权，称为「 ”南明”。随即马士英进入内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史可法知道当初自己指斥福王的书信，被捏在了马士英的手里当作了把柄，所以，也只好自请为「 ”淮扬督师”，让出了自己的首辅之位。尽管在整个弘光时期，史可法的官衔都略高于马士英，但却在朱由崧监国仅半个月以后，就被马士英挤出了权力之外。由于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的失误，导致朱由崧依附于武将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弘光朝廷。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曾经的败军之将，则坐收了「 ”定策”之功，从此，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又开始了。史可法知道这个结局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又向弘光皇上递上呈辞，建议设立四镇，作好守江、守淮的部署，用以加强南明政权的疆域巩固。同时，史可法、姜曰广等人为了弥补自己在拥立问题上的失误，建议高杰等人统管四镇，加以笼络四镇来换取他们的好感。弘光朝廷下旨：封高杰为「 ”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封刘良佐为「 ”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封刘泽清为「 ”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加封「 ”靖南伯”黄得功为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四镇中只有高杰、黄得功兵力较强，他们本不是因为对朝廷有什么特别的贡献而分封四镇，他们只是凭借兵力帮助朱由崧登上了皇位，成为了定策的功臣。对于弘光和马士英来说，他们的兵力可以震慑江南的官绅们，而这些四镇也自恃定策有功，「 ”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便骄横不可一世，一味地只争夺自己有利的地盘，要挟朝廷。史可法虽为督师，其实根本指挥不了「 ”四镇”，一直在四镇之间奔走调停，如奉骄子，一筹莫展。督师大学士史可法在与四镇讲话时，时常会引用「 ”圣旨”，高杰却不以为然，当面顶撞：「 ”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黄得功有一次在跪听使者宣读圣旨时，觉得圣旨的意思不合他的意思，于是不等使者读完圣旨，便爬起来大声说：「 ”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 四镇的气焰如此嚣张，可是朝廷却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就连马士英定策成功位居首辅，也同样受制于四镇，毫无任何办法。纵观南明的几个朝廷，他们大多依附于武将得以重建，所以这是南明政权致命的弱点。这样就导致了武将视皇帝为傀儡，朝廷也徒有虚名。皇帝没有所谓的「 ”皇权至上”的权力，就根本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了。所以，正是因为清廉正直的史可法政治上的定策失误，使原本没有任何功勋的武将一个个都以定策元勋自居；史可法在掌握拥立大权之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让定策之功落入了军阀之手，造成了弘光朝廷武将嚣张跋扈的局面。致使后来，无论史可法是在内阁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已经改变不了武将胁制弘光朝廷的事实。弘光朝廷后来的毫无作为和迅速的土崩瓦解，其主要原因也正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