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飞爸爸又出新神剧，还原德国一段鲜为人知的洗脑史

Posted 2022-12-28 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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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飞爸爸又出新神剧，还原德国一段鲜为人知的洗脑史

二战题材的影视，德国最爱拍。远有《从海底出击》、《帝国的毁灭》，近有《我们的父辈》、《无主之作》，都是质量上乘的佳作。最近，Netflix也上线了一部原创德剧：《战火中的夏利特》（Charité at War）。夏利特是德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医院，已有300余年历史，德国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一半的获奖者都来自这家医院。 ▲现在的夏利特医院夏利特医院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也相当特殊：二战期间，夏利特医院由于靠近希特勒所在的元首地堡，成为纳粹德国的最后一道防线；东西德时期，边界线正好从医院的院子中穿过。医学史学家Sabine Thor-Wiedemann说，夏利特医院是德国历史的焦点。 ▲19世纪的夏利特医院而这位医学史学家正是《战火中的夏利特》的编剧之一。编剧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历史资料与人物传记，故事情节都是在翔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改编而来的，该剧的每个角色也都有其历史原型。这是一部荧幕上的历史小说，刨掉煽情与卖弄，忠实地展现了二战政治阴影下的小人物的挣扎。夏利特医院的院长绍尔布鲁教授，无疑是这部剧的核心人物。他德高望重，曾经给希特勒治过病，给列宁看过牙。他首创关节旋转术，让股骨坏死的病人免于截肢；还设计出可以执行细腻动作的假肢，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绍尔布鲁一时无二的威望，让盖世太保们都不敢在夏利特医院惹是生非。 ▲历史上绍尔布鲁医生演示外科手术的场景 ▲剧集的还原度非常高这位院长还有着极其复杂的两面性。他是手术台上的暴君，助手稍有不慎便会被解雇；他又惜才，百般维护反对纳粹的荣格医生，以及军官多赫南伊，将他们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他是虔诚的爱国主义者，曾核准了多份对囚犯进行医学实验研究的文件；但又公开反对纳粹对犹太人及病残儿童实行的安乐死计划。绍尔布鲁代表的是战时依然抱有理想主义的一类人，他们保持中立，两手不碰政治漩涡，一心只想悬壶济世。 ▲背景播放的是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然而政治阴影的笼罩下，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盖世太保们想方设法对夏利特医院的病人们进行迫害。战场上光荣负伤的士兵，却被扣上「自残」和「厌战症」的帽子，被送上军事法庭；救助犹太人的军官多赫南伊被人告发，最终还是死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多赫南伊在这里被琴丝吊死在纳粹的压迫下，绍尔布鲁逐渐无法保护夏利特的医生和病人。他本想和妻子远走高飞瑞士，却始终放不下医院，还是回到柏林。克劳斯·冯·施陶芬堡中校在找他看病的时候，向他透露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克劳斯中校希望能够在他家客厅进行秘密会议。起初绍尔布鲁不为所动。他说：「你要亲自动手吗？你的健康状况不允许，这样下去你撑不过六个月。」中校回答：「你对每个德国士兵都能做出这样的诊断。」这句话，成为了压倒绍尔布鲁中立态度的最后一根稻草。覆巢之下无完卵。战争年代，没有人可以抽身政治斗争。《战火中的夏利特》另一条剧情主线，是纳粹的种族斗争和「优生学」政策。夏利特医院的小儿科医生阿图尔·瓦德豪森是虔诚的纳粹信徒，他在一场讲座上公开宣扬，决定一个人的基因价值的，是种族。而生下病残儿童的父母，应该由法院判定是否该被绝育，残疾儿童也应该被送到特殊的照护机构。他的妻子安妮·瓦德豪森也是纳粹信徒，她响应纳粹对妇女工作的动员，到夏利特医院学医，是精神科主任格里尼斯的爱徒。正是她联手格里尼斯，把那名从前线归来的伤残士兵保罗·洛曼送上了军事法庭。在剧集的开头，安妮通过绍尔布鲁的考试，即将拿到学位，还为身为下一任儿童病房主任的丈夫产下一名女儿——卡琳。可以说是战争年代幸福家庭的典范了。但女儿卡琳的残疾揉碎了这个家庭的美好生活。刚出生的卡琳患有水脑症，这是一种脑脊液在脑内积聚的病症。患有这样疾病的儿童，在纳粹党的雅利安种族优化政策下，是不允许存在的。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崇尚「优胜劣汰」的优生学得到重视。正如阿图尔的老师贝萨教授所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瞎子过不了充实的人生。在是否需要将卡琳送往特殊医院维森格朗德的问题上，阿图尔和安妮产生了分歧。阿图尔担心，拥有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畸形儿」，会证明自己的基因不够优秀。不够优秀的基因会让他受到指责，不仅会被绝育，做不了军官，也没办法接过贝萨教授的班。但是在维森格朗德，残疾儿童要么被「安乐死」（实际上是送到毒气室），要么被用作医学研究的人体试验。 ▲孩子们正在接受人体试验 ▲1942年的维森格朗德儿童病院阿图尔正是在那里进行肺结核疫苗的人体试验，已经导致9名儿童死亡。阿图尔刚到维森格朗德时，曾问护士：有家长同意书吗？护士回答：不需要，他们是国家的弃儿。因为担心卡琳也会成为试验对象之一，安妮对纳粹的信念开始动摇。根据统计，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和他们的同谋者残害了多达 150 万名儿童，其中包括 100 多万犹太儿童、数以万计的罗姆（吉卜赛）儿童、生活在收容所中身心残疾的德国儿童、波兰儿童以及在苏联德占区生活的儿童。纳粹党卫军的医生和医疗研究者用医疗机构和集中营中的一些孩子（包括双胞胎在内）做医学实验，常常导致这些孩子在实验中丧生。 ▲被关押在儿童精神病院中的病残孩子本剧过场总会穿插对应的历史影像资料，给观者营造一种在看纪录片的感觉。剧情设计上也是如此，不刻意追求反转，不刻意制造矛盾。又或者说，剧集并不需要这些手段来讲故事。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点，每一件日常小事都显得不平凡。本剧时间线从1943年秋天开始。在那个秋天，库尔斯克战役结束，重庆大轰炸结束，盟军登陆意大利，苏军解放斯摩棱斯克。战场上德国已经开始显出颓势。柏林开始被轰炸。空袭在剧中像是一个个时间标签，引出每一集的故事，又转折每一个故事。随着轰炸越来越频繁，故事也越接近尾声。而战场上的失利，带来的是柏林更加紧张的气氛和更尖锐的矛盾。打胜仗时，尽管政治理念天差地别，但大家都能其乐融融。而随着盟军和苏军的迈进，告密和迫害也随之而来。当剧情走到最后一集时，1945年的柏林因为轰炸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夏利特医院也被炸毁了三分之二，不得不把手术室搬到了防空洞。柏林即将解放了。但无论是支持纳粹的人还是反对纳粹的人，都没办法高兴起来。比起战争，他们更担心战争结束。安妮、阿图尔和老护士凯特在防空洞中互相指责。安妮曾协助害死了洛曼；阿图尔曾对维森格朗德的孩子做疫苗试验；凯特向上级通报了卡琳的脑积水。凯特说：我对残疾儿童没意见，我爱他们。但规矩不是我订的。安妮反驳道：但是你做出了选择。他们都不是纳粹政策的制定者，但他们都做出了选择。正如剧中所说，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回望历史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不是偶然，这一历史事件的直接原因，便是德国的战败和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制造一个纳粹有多容易，德国电影《浪潮》（Die Welle）告诉过我们答案。 ▲《浪潮》，2008 魏玛共和国自1918年建立，至今已百年，这个德国人在一战废墟上建立的民主政权，最终为德国人带来了纳粹集权主义狂潮。假如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可能能够更为成功地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战败加重了先前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于是，集权主义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且在同一历史时期，集权主义跨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在斯大林和法西斯一左一右的两个政权上殊途同归并开花结果。最终，整个欧洲成为了两种集权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最终是军事的战场。 ▲二战前的柏林《战火中的夏利特》则为我们拨开战争的硝烟，看到战争期间，每一个小人物的挣扎与无奈。剧中的很多人对纳粹的种族净化政策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性忽略。他们明知各种特殊机构就是集中营和毒气室。但他们不愿意承认，或许他们潜意识中都说服了自己他们在做正确的事情。纳粹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收音机，以便他们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政治宣传，以便他们把人民和元首联系在一起。我们总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样的集体问责标准开头语固然有力，但理想化了沉默的大多数人的能力。大部分人没有选择，也无力反抗纳粹的政治洗脑。当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能决定自己的安身之处。作者 ✎ 蓝猫编辑 ✎ Greye 本文首发于奇遇电影：cinematik 欢迎关注奇遇电影，解锁更多影视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