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何当年要放弃巴列维国王

Posted 2022-12-28 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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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当年要放弃巴列维国王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可以说是一场颇为戏剧性的革命，其源于巴列维王朝开始旨在彻底现代化的「 ”白色革命”之后的社会压力，而最终形态却是让现代政治力量失去了对政权的控制。作为巴列维的最大盟友，美国人为什么没有干预伊朗的革命，而是眼睁睁看着中东地区的最大盟友一步步成为美国最大敌人的呢？伊斯兰革命的抗议人群卡特时期的美国是个比较特殊的过渡时期，卡特当选总统后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衰弱的美国和蒸蒸日上的苏联，基于此，卡特抛弃了共和党习惯的均势战略，开始了「 ”新世界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四个方面：人权外交；美日欧三边联合，从政治合作推动进一步的金融和贸易制度合作；和谐的南北关系，卡特试图减轻发展中国家的痛苦、缩小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对苏联缓和，推动军控来维持美苏关系稳定。卡特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人权外交是卡特政府开始的一种外交政策，其背景在于7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发展陷入滞涨，同时越南战争的战略失败、1974年石油危机等外部因素让美国的硬实力受损，而苏联却在石油价格飙升中赚得盆满钵满。在硬实力相对下滑的情况下，美国需要缓和与苏联的高强度冷战，进行更深入的军备控制和战略妥协，但这种妥协又不能过分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一方面基于美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基于功利性的与苏联在价值领域展开更多竞争，卡特将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的支柱政策。这一政策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的新工具，一改过去的现实主义作法，强调人权观念的重要性。事实上，这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种升级，新的工具也部分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利益。吉米·卡特卡特的人权外交针对的最主要的是苏联，美国针对苏联很快就基于苏联违反了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对人权的要求而对苏联发难。同时，美国也切断了对阿根廷、乌拉圭、埃塞俄比亚的军事、经济援助，因为这几个国家也有糟糕的人权纪录。美国则在卡特时期签署了《新巴拿马运河条约》，在1999年归还了巴拿马运河区的主权。同时，卡特政府也推动中东和平进程，1978年戴维营协议让埃及的萨达特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地位，最终诞生了现在中东和平进程的基本框架。1979年，美苏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 II），是军控史上的一个小进步，虽然很快就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宣告流产。《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订人权外交对伊朗有何影响？1971年，由于英国完成了从海湾地区的撤军，海湾地区的安全秩序根本上完全由美国接管，而美国的主要战略盟友就是伊朗，另一个则是沙特，伊朗的地区地位被明确。对巴列维王朝的援助美国其实早在1971年就开始减少，原因并非伊朗的人权问题，而是伊朗经济的发展。作为其地区战略力量的盟友，在1972年后，伊朗从接受美国援助，变为从美国进口巨额军备，而美国也很愉快地大量出口，几乎有求必应。从F-14、霍克式防空导弹到没有来得及交付到「 ”基德”级驱逐舰，伊朗采购的军火一度占到了美国军火贸易总额的45%，而伊朗军队的开支增长了600%，占整个国家预算的30%。在卡特政府时期，另一面，对于对美国秩序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也有糟糕人权纪录的菲律宾、韩国、南非，美国仍然网开一面。受到人权外交的影响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主要问题在于美国希望巴列维王朝在人权方面有所改善，巴列维王朝则迫于压力放开了新闻审查和释放一部分犯人，并革职了13年的首相胡韦达。这是巴列维绝对君主制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伊朗进口的首批F-14 而巴列维在1963年真正掌权、并滑向绝对君主制正是在中情局的策划下，而这一君主制的模式无法吸纳更多的政治参与让在1962年开始白色革命的伊朗社会与君主权力的冲突越来越大。而1977年开始美国的施压和巴列维控制的松动，这让伊朗积蓄的压力开始爆发。伴随着1978年的经济危机，巴列维王朝开始陷入危机中。伴随着一系列巴列维王朝前后矛盾、犹豫不决的措施，最终缺乏真正执政意志的巴列维远走美国。巴列维执政意志也不坚定在此期间，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甚至是前后矛盾的，对于巴列维王朝而言美国的态度令人沮丧，但不能说美国压制了巴列维。美国在1972年后，中央情报局就减少了在伊朗的人员，而美驻伊大使威廉·沙利文对于伊朗事务并无兴趣，这种情报能力的下降导致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注意到伊朗社会内部愈演愈烈的矛盾，以至于在1977年年底卡特访问还在称伊朗是一个「 ”稳定之岛”，然后转身去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了。直到1978年，罢工席卷伊朗，美国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卡特才命令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国务卿万斯，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和国防部长布朗等高级官员组织一个处理伊朗危机的特别协调委员会，由布热津斯基任主席。布热津斯基认为霍梅尼不可能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应该坚决支持巴列维王朝的所有决定，以恢复秩序，避免美国在盟友那边的形象受损。万斯则认为，问题在于巴列维国王，美国应该同革命者接触，不论谁掌权都应该交好以维护美国在伊朗的利益。威廉·沙利文则认为美国应该同伊朗军队对话，以为新的和平协议铺路，他还在1978年11月建议，主张让国王及现政权大部分高级将领出国，促使神职人员与军队达成一致，组成由温和的民主主义者为主体的新政权，以此继续保持美在伊势力。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卡特难以决断，只能选择中立的观点，在12月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宁愿国王继续起重要作用，但是这个决定要由伊朗人民来做。”这被外界普遍认为，美国正在抛弃国王。1979年年初时，卡特进一步表示「 ”我们既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更没有那种愿望去干涉伊朗的内部事务。”这相当于坐视巴列维倒台。万斯（左）、卡特（中）和布热津斯基（右）但是这个委员会低估了霍梅尼的影响力，只把他视为「 ”不可对话的”人，面对全新的意识形态，美国并无先例可以借鉴。而对于巴列维王朝官员所说的，革命的人只是「 ”乌合之众”，只是一场狂热的「 ”失常事件”的说法，许多华盛顿高官深信不疑。美国政府对巴列维王朝的无限信任也导致了对早期局势的彻底失控，而与美国长期接触的温和派最终却因为分裂和内斗没有能够控制局势，一个对于理想更为坚定、更有号召力而且更有手段的霍梅尼最终这1979年掌权，继而爆发了1979年11月的伊朗人质危机。 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当然，巴列维国王自己缺乏执政意志也是个大问题，这让美国不再支持他之后进一步显示出来。因此，如果美国坚定地支持巴列维的政策，或许巴列维继续执政的意愿会更强。在优柔寡断的巴列维国王和卡特政府面前，坚定的霍梅尼笑到了最后。霍梅尼十分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