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三次社会大变革，最后一次发生在唐宋之际

Posted 2022-12-28 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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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三次社会大变革，最后一次发生在唐宋之际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了「 ”唐宋变革论”。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该观点在世界上和中国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被欧美学者称之为「 ”内藤假说”。而中国国内大部分学者逐渐认可了唐宋变革论，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多种的创新。最新的高中历史教材也按照此观点将唐朝化为了两部分，唐朝前期和魏晋南北朝划在了一起，而唐朝后期又和宋朝划在了一起。唐朝的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至于让人们不得不打断打破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王朝体系来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小编就试图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简单阐述一下唐宋之际的社会大变革。内藤湖南一，政治上：官僚政治取代士族政治早在明朝时期，史家陈邦瞻就曾对唐宋时代的社会变革有所认识，他认为中国古代曾经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唐虞时代，第二次是秦汉时代，第三次是宋朝。先进中国学者也大体上认同这种说法，只是在时间稍微有所变动。在「 ”五帝”时期，中国开始从原始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这是第一次变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从贵族政治过渡到了官僚政治时代，这是第二次变革；唐宋之际，士族政治衰落，这是第三次变革。什么是士族政治？这得从士族说起。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制确立，许多人通过军功授田、买卖土地等方式成为了地主。发展到汉朝，地主通过兼并逐渐发展成为了豪强地主。这些豪强地主不仅经济势力强盛，其政治力量也十分的举足轻重。他们逐步垄断了地方官员的选拔，成为了累世公卿，让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成为了为其服务的工具。他们还拥有私人武装，称为部曲。到了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发展成为了士族（世家大族），这些士族已经可以左右政局，到了魏晋南北朝，他们已经控制着了政权的各个方面。如东晋王朝便是王、庾、桓、谢诸大姓士族所支撑的。不过到了南北朝，士族终于有了点开始衰败的迹象，如许多皇帝开始重用庶族出身的将领。到了隋朝，隋文帝为了打击士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选官主要通过考试。隋炀帝建立了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正式建立。科举制度的建立也就打破了士族垄断仕途的现象，给大量的庶族人士提供了机会，有利于社会阶层的改变。不过一直到唐朝中后期，士族的权力惯性还在持续。由于士族本身经济实力雄厚，文化水平更高，以至于科举考试中士族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根据史料统计，唐代寒门子弟登科授官的比例在逐渐增大，但终唐一代仍不占优势。崔、卢、李、郑、王、韦这六个士族门阀，共出现了宰相102人。科举考试不过，科举制的实行毕竟给寒门庶族提供了机遇。到了宋朝，实行了文官治国的政策，以至于官僚机构膨胀，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进入行政系统。因此宋朝扩大的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唐代每次进士及第的人不过二、三十人，宋朝时录取名额扩大了十余倍，一般总有二、三百人，最多时达到五、六百人。宋朝偶尔甚至还为落第的考生中再进行一次考试。由于科举考试名额的迅速扩大，庶族地主在官僚群体中的影响也就是迅速上升了，而传统的士族群体也就走向了衰落。文官治国的宋太宗士族的衰落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过去，士族的强盛既是地方分裂势力的主导者，也是君权的限制者。士族衰落之后，中国的中央集权就基本战胜了地方割据，国家大一统成为了主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分裂局面。士族衰落之后，庶族地主由于缺乏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因而无法和君权抗衡，以至于专制主义不断强化。唐朝时期尚有门下省来限制君权，到了宋朝以后，君主独裁成为了历史的趋势。二，经济上：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在唐朝中期之前，中国古代的经济都是国家和士族强有力控制的经济。在农业上，豪强地主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形成了庄园经济。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地主，成为了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而国家又在和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从北朝开始，国家就开始推行了均田制，也就是将无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但是并不会瓜分士族的土地。无论是庄园制还是均田制，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这种经济模式的大量存在是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汉书·食货志》均田制到了唐朝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战乱和人口增长，均田制已经无法维持，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而国家的赋税也受到了威胁。在这样的局面下，唐朝开始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在土地方面承认土地的兼并，也就是不再认为地干预土地兼并；在税收方面，改变了过去依赖人口的租庸调税制，转而按照财产的多少来征税。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了「 ”两税法”，标志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退出了历史舞台。清明上河图局部两税法推行之后，国家的税收不会受到土地兼并的影响，因而国家也不在干预土地问题。到了宋朝明确实行了「 ”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得土地兼并十分盛行。唐宋之际的土地兼并并没有使得庄园经济重新到来，而是推动了租佃时代的到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和地主签订了租佃协议，如此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因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得到了松动，这也为农民的身份转移提供了条件。唐宋时期，由于政府放松了重农抑商政策，甚至主动推行了「 ”官商分利”，推动了商业领域的变化。唐宋时期，许多大城市的主要功能已经从军事防御和行政职能演变为了经济职能，甚至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城市。而在城市内部，以前由政府严格控制的坊市制度走向了瓦解，城市内部的商业活动变得十分繁荣。在对外贸易上，朝贡贸易已经退居贸易的次要位置，经济贸易成为了贸易的主流。由于商业的繁荣，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商业变革。如唐朝后期出现了类似于银行的柜房，类似于快递的邸店，类似于存折的飞钱。到了宋朝，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海外贸易的税收已经成为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一系列的变革，被称之为「 ”商业革命”。商业的繁荣必定推动手工业的繁荣，手工业的繁荣必定推动技术的发展。宋朝出现了三大发明和《梦溪笔谈》便是手工业技术进步的标志。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加速了宋朝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快速推动便缓解了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因此，在宋朝虽然土地兼并严重，但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发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商业和手工业转移了大量的劳动力。三，文化的变革：从士族文化到市民文化在宋朝之前，中国的文化是一种贵族的文化。什么是贵族的文化？也就是一种高雅的文化。在文化的创作上，主要是以官僚贵族阶层为主；在文化的作用上，主要是以「 ”文以载道”的统治功能为主；在文化的形式上，主要是以高雅古板的文言文为主。对于普通人来说，文化是遥远的。汉代帛书不过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发展，庶族的不断兴起，使得文化不断下移。加上商业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出现在城市，使得文化也开始出现了变革。从唐朝后期开始，中国古代的文化就开始从雅向俗的方向发展。在文学上，白话文文学开始出现，文学体裁不断灵活。出现了词、传奇小说、剧本等通俗易通的文学体裁。在书法和绘画上也不断朝着平民化、商业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宋代市民当然，另外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经济实力提升，人们的道德行为也在不断冲击着传统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下层，许多人的行为已经突破了儒家倡导的礼制传统。《梦粱录》载：「 ”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在社会上层，从唐末到五代，士人朝秦暮楚，政治腐败，篡弑的行为，无日无之。针对社会日益严重的道德风气问题，君主开始大倡气节，而士大夫也试图将儒家的伦理纲常重新强化。这带来的就是理学的兴起。理学兴起的开端要从唐朝后期的韩愈说起。魏晋以来，儒学衰微，佛教和道教发展壮大。儒学缺乏缜密的逻辑思想，因此不得不吸收佛教的理论来完善自己。在隋朝，人们提出了「 ”三教合一”，也就是要在佛教和道家的理论体系中吸收哲学思辨能力。到了唐朝，统治者推行了三教并行，但儒学的地位依然受到抑制。从韩愈开始，士人开始将天道和人道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精神的天人关系来完善儒家的理论。这一种思想一直发展到了两宋，形成了理学和心学。理学形成之后，儒家的伦理观念便不断深入民间，一直影响了中国后来1000多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