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法中的帝王谁是大明王朝的中兴之主,从谥号中或能一窥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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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法中的帝王谁是大明王朝的中兴之主,从谥号中或能一窥究竟

前言 说起明朝的「 ”中兴之主”,想必很多人都能张口即来:有人会说当然要属明孝宗,因为历史上有「 ”弘治中兴”的说法;还有人会说是明宣宗,毕竟有「 ”仁宣之治”的盛世美名;甚至有人认为是明神宗,因为有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造就了「 ”万历中兴”的局面。 但笔者要说,上面那三位恐怕都不是,单从谥法上讲,真正被明代官方认可的「 ”中兴之主”,应该是明宪宗朱见深。 肯定有朋友会指责笔者这是在哗众取宠,在现有的通俗历史中,明宪宗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尤其在诸多的文史作家笔下,明宪宗常常成为讴歌「 ”弘治中兴”的反面典型存在,「 ”贪恋女色”、「 ”安于享乐”、「 ”荒废朝政”、「 ”昏庸无能”似乎成了明宪宗身上难以撕下的醒目标签。 可事实果就如此吗?但凡史学论断必有出处,在我们大言不惭的为古人做评价时,是否真的有去翻阅各类史籍,认真比对,小心论证?恐怕大多数人只是人云亦云,拿着他人的观点,不加甄别,便奉为圭臬,殊为不智,这并不是对待历史该有的态度。 接下来笔者会从谥法和帝王的历史作为,来逐一登对,试为大家分析,看明宪宗是否当得起大明王朝的中兴令主。 何为中兴 1 对于「 ”中兴”这个词汇,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它特指古代王朝由衰复盛,重新振作。 这在先秦典籍《诗经·大雅·烝民·序》中便有体现,其中有言: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 此处讲的是周宣王执政时代,逐渐衰落的西周曾短暂出现过中兴局面。 按照谥法的解释:重光丽日曰宣;力施四方曰宣。宣字含有威加四方,重新兴盛之意,倒也符合史书对宣王时「 ”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的评价,加之经昭穆两世后,周代盛极而衰,开始步入下坡路,周宣王执政前期遏制了颓势,当得起中兴的称呼。 这么说凡谥号为「 ”宣”的,必定是中兴之主喽? 倒也未必? 就拿大一统的汉王朝来说,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他驾崩后便是被尊谥为宣帝,那么他是否就是汉朝的中兴令主? 2 史学界常有宣帝之世为汉之极盛,因为刘询在位时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真正意义上将广袤的西域纳入了大汉的版图,成了我中华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与大汉争斗百年的匈奴,也俯首称臣,对外形势大好,内政也不差,武帝晚期的民生困顿,得到舒缓,因而纵观整个汉朝,宣帝执政时可圈可点当为盛世。 不过用上「 ”中兴”评语是否恰当?毕竟从文景之治开始,大汉的国力是一直稳步上升的,到了汉武帝在位,远击匈奴,开拓河西,经营西域,一改前朝弱势,使大汉荣光普耀天下,虽说连年用兵,造成海内百业凋敝,可轮台诏之后,汉王朝已经意识到要修养生息,若以此持由盛转衰论,当然有失公允。 所以在汉昭帝之后,登上皇位的宣帝,不能说是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只能说宣帝避免了大汉国势下滑,并继续将大汉王朝推向了顶点。 在谥法中宣字还有其他注解,比如:能布令德曰宣;圣善周闻曰宣。 这都是对施政有为的君王称赞,表明其在位时大有建树,但放在整个汉朝的大环境下,用「 ”中兴”形容汉宣帝十分的不妥当。 因为在王莽篡汉后,天下大乱,汉宗室刘秀重新建立大汉,虽说两汉的帝系传承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高祖刘邦之后,只不过是大宗小宗的法理问题,两者实际还可归为一体,所以刘秀驾崩后被尊谥为「 ”光武”帝,便可看出这一点。 何为「 ”光武”? 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显而易见,东汉的开国之祖才是汉王朝臣民心中真正的「 ”中兴”之主,他将大汉从亡国的边缘拉回正途,恢复祖宗旧有功业,可不就是「 ”光武”吗? 估计会有朋友问,笔者一会儿说周代的「 ”宣”是中兴的谥号,一会儿又说汉朝的「 ”光武”是中兴谥号,那到底怎样才能从谥号中区分中兴之主呢? 先别急,咱么接着说另一个举世仰慕的大一统王朝大唐,看看谁是有唐一代的中兴令主,或许大家就能从谥法中找到规律。 3 大唐享国289年,历经二十一帝,历代史家毫无争议的将太宗至高宗时期列为治世,玄宗开元年间到天宝初为大唐盛世,盛衰的分界岭当然是「 ”安史之乱”。 那么收复「 ”两京”的唐肃宗,以及终结「 ”安史之乱”的唐代宗是否可为中兴?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唐肃宗在平乱过程多次错失良机,以至于「 ”安史之乱”绵延多年,未竟全功,而他放任宦官插手军权,更是埋下了亡国的祸患,虽说肃宗有挽救社稷的功劳,但绝没有达到复兴王朝的地步,其执政六年自然也就不能称之为「 ”中兴”。 同样的道理,代宗时虽说平定战乱,可正如欧阳修所说:「 ”代宗之时,余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 吐蕃的威胁,河朔三镇割据都是代宗朝遗留问题,大唐依旧未见「 ”中兴”之光。 反而到了唐宪宗继位后,以「 ”太宗之创业”、「 ”玄宗之致理”为执政榜样,选贤举能,削平强藩,重振中央权威,使大唐「 ”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旧唐书称之为「 ”唐室中兴”。 这个「 ”中兴”虽然没有恢复玄宗时的全盛,但相对前朝中央黯弱,却是实打实的恢复了,正如谥法中的解释: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宪宗施政值得称道,自然算是中兴令主。 还有一点关于谥法的知识跟大家普及一下,宪宗是庙号,不是谥号,而笔者之所以选庙号来解释,是因为,唐代开始每一个皇帝,除了政变被废黜的,都有庙号,这在隋朝之前并不常见,通常是有功德的祖宗才配享有庙号,也就是说皇帝肯定有谥号,但不一定有庙号,这一点反映在后世对皇帝的称呼上便可发现。 隋朝之前多称某位皇帝为某某帝,如汉武帝,隋文帝等,而唐代开始便称呼为某某宗,如唐太宗,宋仁宗等。 这便是庙号普及后,谥法从重视谥号改重庙号的直观体现。 笔者援引周代、汉代、唐代的三位中兴之主的谥号或庙号,加以说明分析,本意是为了说明这几个中兴君主,都是在王朝遭遇大的转折变故后出现的,谥为「 ”宣”也好,「 ”宪”也罢,都是在文治武功上有所恢复的,那便是中兴之君。 再如宪宗之子唐宣宗,史称「 ”小太宗”,其文武可法,国家治理的也不错,颇有国初贞观气象,也可称为中兴。 到了宋朝,宋仁宗之后国势日渐颓废,除了神宗稍有振作外,其他诸帝鲜有可以称道的,等靖康之变后,高宗虽保全宋室,可毕竟偏安一隅,无论如何是没脸称中兴的。 明宪宗 明朝建国后,明英宗正统初年以前绝对是强盛之世,后世称那一时期为「 ”全盛之天下”,可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数十万明军尽丧,英宗皇帝被瓦剌俘虏,明朝也差点滑向亡国边缘,可谓是国运转颓的重要转折事件。 明成祖时,大明武功极盛,疆域也最为辽阔,之后继任的仁宗、宣宗都勤于内政,舒缓了成祖在位透支的民力,保持了国力增长,而明宣宗也颇有些类似汉时的宣帝,都守住了祖宗的基业,做到了四方宾服,国泰民安,用中兴自然不当。 明宣宗驾崩后,幼子英宗接位,早期有三杨辅政倒也政通人和,只是三杨相继故去,又逢瓦剌崛起,边患逐渐严重,久不经阵仗的明军多成花架子,在英宗仓促亲征后,遭遇大败,丧师辱国,彻底终结了成祖以来的基业。 从英宗的庙号中便能看出,当时百官对其在位作为还是有所非议的。 在谥法中:出类拔萃曰英;道德应物曰英;德华茂着曰英;明识大略曰英。 虽然这也是美谥,但在皇帝只能用美谥的前提下,相对前代帝王差了太多味道,古文理解力强的朋友估计能一眼看出,「 ”英”字的注解多体现在对个人品德、能力的赞美上,却没有一条体现在治国有为上的。 很明显英宗执政前后,确实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政绩,朝臣们也只能往往他身上找优点溢美,避而不谈政绩,其意不言自明。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皇帝在谥法多用美谥,可美谥也分了三六九等,至少得和皇帝生前作为能登对上,不然怎么吹嘘? 不论皇室还是士大夫们,基本的脸面还是要的。 自明朝历经土木堡之败后,两次登临皇位的英宗皇帝把国家治理的是一团糟,等明宪宗登基时,内有锦衣卫门达乱政人心惶惶,藤峡民乱骤起荼毒两广,荆襄流民云集大乱将生,而外有鞑靼扰边无虚月,哈密卫丢失西陲不稳,辽东女真又叛服无常。 这光景与明末乱世何其相似? 若果真如一些学者所言,明宪宗昏庸无能,那他如何做到,削平大藤峡之乱安定两广,开设郧阳府抚治百万流民? 明宪宗若懦弱昏聩,如何铁腕清剿女真,犁庭扫闾;如何收复河套、哈密,远击塞外,使边关十余年不闻烽火? 能被尊谥为「 ”宪”的岂是平庸之辈? 谥法有解:博闻多能曰宪;赏善罚恶曰宪;行善可记曰宪;在约纯思曰宪;圣能法天曰宪;圣善周达曰宪;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聪明法天曰宪;表正万邦曰宪;懿行可纪曰宪;仪范永昭曰宪。 这可是在国政上文治武功有建树的皇帝,才能担得起的尊谥,不然一个昏庸之人大可谥为「 ”熹”或者「 ”敬”之类宽泛之号,何必用大有政治深意的「 ”宪”? 文武可法,创制垂法,都意味着可为后世之君效范,一个懦弱之君怎么可能被如此夸耀? 《明宪宗实录》对宪宗朝的文治武功记录的很详细,笔者此处便不再一一引用,单说为何宪宗身上会平白蒙上昏聩之名。 一来,明宪宗执政能力强,对皇权看护的紧,百官更多的是只能受困股掌,被动执行皇帝意志,这一点与文官执政天下的理念冲突,自然不被后世文官所喜。 再者,宪宗任用宦官参政,司礼监和内阁在成化朝时彻底形成内外制衡的局面,成为明代政治惯例,当然也被掌握史书编纂权的文官们所诟病。 《明史》评价:「 ”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也就是说史书肯定了宪宗的作为,但对其任用宦官却不以为然,西厂横行为祸明显故意夸大,汪直惩治过的不法官吏、太监,文官们当然不会写出来,而指责宪宗在汪直等人的蛊惑下擅开边衅,更是无稽,难不成面对外敌寇边只能被动挨打? 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史书上的很多观点都是有立场的,太监有残暴不堪的,可大臣也未必都是清廉自守的忠臣,今人在引用史学观点时,还是要多翻翻书,多思考,不能说可以发掘历史真相,至少可以减少错误疏漏之处。 呃,这个扯得有些远了,咱们继续谈谥法。 明英宗政治上无作为,亲手铸就了土木之变,将大明拉下神坛,而宪宗继位遏制住了颓势,对外的强硬使大明的武力多有恢复,当然敢对外耀武少不了国力支持,这也从侧面证明宪宗的文治也不错,当得起「 ”文武可法曰宪”。 有意思的,明宪宗执政的成化时期,恰恰就是明代承上启下的转型期,洪武皇帝定下的旧有制度逐渐褪去,商品经济复苏,社会风气由俭入奢;而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大明宝钞,也被正式承认贬值,货币政策的放宽,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历来只征收实物的赋税开始辅之银钱货币折色,这为将来一条鞭法的产生创造了历史条件。 冥冥之中倒也暗合「 ”宪”的另一条解释:创制垂法曰宪。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从土木之变后,处于低谷的大明王朝,在明宪宗手中完成了「 ”中兴”,而大明官方尊谥其为「 ”宪”宗也当之无愧。 但有个一问题,既然明宪宗是中兴令主,为何又有明孝宗时「 ”弘治中兴”的说法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一篇再接着说,笔者会从谥法的角度,辅以史料佐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 ”弘治中兴”,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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