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佩玉风气形成与思想内容

Posted 2022-12-28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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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佩玉风气形成与思想内容

女性佩玉（剧照）自战国以降，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奴隶制度礼治附庸下的先秦玉制趋于衰落。这时关于玉器文化的礼仪功能仅能残留在皇室朝仪和葬礼等有限的社会文化之中，而玉器的珍宝性和工艺美术功能，则极大地支撑着中国玉文化的延续。汉代是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在社会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都繁荣一时的汉朝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尚玉风气，自先秦以来流传下来关于佩玉的风气在汉代继续延绵并发展，并作为汉代玉文化的重要组成而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一、两汉时期佩玉风气形成（1）先秦浓厚的尚玉传统影响玉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漫长的历史，距今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中就有玉玦耳饰出现。东周时期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型期，在政治上出现七雄争霸格局，七雄并峙，大国势力向四周扩展，使封建制经济向更深广的范围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文化上出现百家争鸣局面，艺术领域大为繁荣，为满足各国统治阶级的奢侈品需求，各项手工艺蓬勃发展。其中战国时期由于铁质砣具的逐渐使用，这一时期的琢玉业蓬勃发展，战国玉器在制作上已可以熟练进行圆雕、镂雕、透雕、活环拼合等诸多工艺手段，其玉器艺术成就被誉为「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高度繁荣期”。西周组玉佩全景战国玉器所表现出工艺技法和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汉代早期玉器的发展，西汉玉器故其基本风格仍明显带有战国的余续，呈一脉相承的态势，是早期玉器工艺盛期的总结和集大成者。所以考掘到西汉早期的佩饰玉器无论是单体造型还是整体组合方式中都具有明显的战国时期风格。这一时期的儒家学派继承了前人爱玉的传统，而且将玉器视作标榜君子思想道德及规范言行的重要工具。《礼记·玉藻》中借孔子之口载有：「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等关于用玉器来规范「 ”君子”道德品行的记载。另外在儒家学派还通过佩玉姿态来强调儒家思想的尊卑观，《礼记·曲礼下》载：「 ”立则磬折垂佩。主佩倚则臣佩垂，主佩垂则臣佩委。”来告诫人们应该根据自身地位的高低，而注意适合自己身份的姿态、动作与表情，下层对上层要做到极为恭敬。汉代继承了儒家的玉文化思想，《白虎通义·衣裳》中将君子需要佩带玉器这种事，比作「 ”若农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妇人佩其金咸镂”，佩玉成为君子生活的必需品，时时彰示上层阶级的尊贵自敛。正是战国时期玉器制作的成熟技艺及先秦儒家文化中尚玉的文化，为了两汉佩玉风气的形成提供了治玉技术的保证和奠定了文化的基础。战国组玉佩全景（2）汉代社会繁荣奠定佩玉文化物质基础汉初经高祖刘邦到汉景帝这六、七十年间汉朝奉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思想，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到武帝时期已是「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海内清平，天下富足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时代风貌，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使统治阶级的生活愈发奢华。在汉朝为对外彰显国力隆盛而向域外使者们「 ”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地方上贵族豪强之间彼此崇拜华丽，以夸富示强，「 ”世俗奢僭图极，靡有厌足……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濅以成俗。” 这种富足奢华的生活风气，极大地刺激了上层社会对奢侈品的需求，进而大大促进了汉代制玉业的发展。佩饰类玉器作为当时彰显衣服华丽，生活富贵的重要装饰品而被统治阶层所大量使用佩戴。在夸富示强的风气中又使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在汉代人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中，贵族墓葬中势必要在墓中「 ”藏金玉珍宝”，因此汉代佩饰玉与葬玉一样，都是当时重要的陪葬品。今天在汉代王侯墓葬中所考古发掘出土的精美组玉佩或单玉佩正是当时盛世奢华之风和厚葬之风的真实反映。此外由于汉朝国力的强大及西域交往的丝路畅通，西域为汉王朝所控制，汉朝使者们「 ”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西汉王朝得以控制昆仑山脉的和田玉料，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蓝田玉也逐渐被开采。优质玉料被大量开采选用，一方面为汉代玉器的制作提供了原料上的保障，另一方也提高了汉代玉器制作的品质。汉代佩饰玉器大都都是使用精美的和田玉制作的，以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诸多玉佩最具代表。汉代组玉佩全景二、两汉时期佩玉思想内容（1）德玉思想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中将玉赋予人格化和道德化，将玉器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关于玉有德的观念从先秦贯穿延续至两汉。玉石由于其质地、透明度、敲击时发出的声音等物理特性有异于普通的岩石，在东周时期被引申出具有十种德行。即：「 ”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若长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 这十种道德品行，无疑涵盖了儒家学说中的全部道德信条，成为先秦时期德玉论的最完整论述。儒家这种德玉思想的提出，是将数千年来服务于宗教巫术和王权礼乐的玉器转向为服务于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从而体现出儒家思想对现实生活的进取精神和对玉理论的实用原则。在汉初一度受黄老学说打压的儒家学说在西汉武帝时期得以独尊，儒学中的「 ”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自然也大为推广，西汉学者刘向将孔子《礼记》中的「 ”十德”重新整合，将玉的特质与君子所应该具有的品行相融合，在《说苑·杂言》中提出「 ”玉有六美”即「 ”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于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闻远者，君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见于外者，君子比情焉”。「 ”六美之说”将《礼记》中关于玉有「 ”信”、「 ”天”、「 ”地”、「 ”德”诸多缺乏实质内容，纯粹是赞美之词的道德观念省去，对「 ”十德”之说进行了一次精简和提炼，是西汉德玉思想的总结。同时这一时期不言「 ”德”而言「 ”美”，可以看出西汉人的观念里「 ”德玉”既是「 ”美玉”，玉是也美好的象征。南越王赵眜的组玉佩全景白玉因为其洁白温润的品质更接近于君子的德行，汉代人们对于白玉、白子玉、羊脂白玉十分推崇。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阐述德玉观念提到：「 ”玉润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洁也；廉而不杀，是义而不害也；坚而不硻，过而不濡，视之如庸，展之如石，状如石，搔而不可从绕，洁白如素而不受污。” 其中就是以白玉作为玉的代表来论述其包含的道德理念。在道德文化对白玉的推崇下，汉代佩饰玉的材质不同于先秦时期佩饰玉所用材质多样，颜色丰富。汉代玉佩多以白玉为主，高等级的玉佩选料甚至达到羊脂白玉级别，虽然出土汉代玉器大都由于地底长期埋藏受沁而不易辨别出玉的本色。东汉时期许慎重新概括玉的定义，在《说文解字·玉》中将玉解释为：「 ”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思理之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悦，洁之方也。” 虽然「 ”五德说”将「 ”六美说”中的「 ”情”德与「 ”智”德合并，概称为「 ”义”德及将「 ”六美”中的「 ”义”德改成「 ”智”德等其他改动，但其所囊括的内容和刘向的观点是一致的。许慎将「 ”美”与「 ”德”结合，玉最终定义为「 ”美德”的象征，德玉文化在东汉最终成熟。《说文》的定义集中体现了两汉时期的德玉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赵眜右夫人组玉佩全景（2）贵玉思想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私有制观念产生，对财富的追求便开始为人推崇。关于财富的记载也为人重视，追求富贵成为大众一致的愿望。所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战国时期苏秦听其嫂言「 ”见季子位高多金也”，而慨叹「 ”富贵则亲戚谓之，贫贱则轻易之”，可以作为战国至汉代社会财富价值观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这种民间求富风气的盛行，在汉代铜镜的镜铭上亦常出现有「 ”家常富贵”、「 ”家福千金，日利大万”等追求财富的吉语字样。二璜联珠组合玉佩玉器由于其材质的稀缺性故一直是作为珍贵的财富所存在，在新石器时代是便已是财富的炫示。到东周时期美玉更为人所珍视，成为当时国之重器。《战国策·秦策三》中载的「 ”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这四大至宝都是四种美玉。此外先秦时期出现的「 ”玉帛干戈”、「 ”完璧归赵”等成语典故中都将玉器作为珍贵的国礼献出。秦末鸿门宴中刘邦带去给项羽谢罪的礼品不是金银锦缎，而是「 ”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对，欲与亚父。” 到汉代，玉器仍然是作为馈赠、贡献的礼物。西汉时期南越王赵佗献给汉廷的贡品清单中，第一项就是「 ”白璧一双”。由此可见玉器在当时属于珍贵的礼品，其财富的象征意义可见一斑。单佩联珠组合玉项饰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社会，玉器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儒家学派对关于组玉佩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等级限制如「 ”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玫。”所以玉器在先秦至两汉是表示身份既富且贵的最好象征了，玉器不仅表示拥有者资产的富有，同时也体现在拥有者身份的贵重。两汉时期虽然大型组玉佩逐渐消亡，但小型组佩和单玉佩仍然继续蓬勃发展，佩者以彰显财富和身份。（3）吉玉思想汉代儒家学说倡导「 ”天人感应”，这种由董仲舒倡导的「 ”天人感应”神学观念，认为「 ”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之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种充满唯心观念的「 ”天人感应”思想竟而引导出汉代希望太平的祥瑞思想。西汉皇后之玺（羊脂玉）正是由于这种仙道杂糅的儒家正统思想，使趋福辟邪思想在两汉时期朝野盛行。这种观念融入了汉代玉文化之中，所以两汉时期玉器在彰显君子道德及贵族地位的同时，也开始被迷信的赋以趋福辟邪的作用。《淮南子》中有载：「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出于山渊之精，君子服之，顺以安宁，侯王宝之，为天下正。”。佩戴玉器被赋予了辟邪去不祥的功能，两汉时期辟邪厌胜玉器大为盛行，汉代人希望借助玉佩来辟除「 ”庶疫”、「 ”赤疫”、「 ”赤疫”等不祥之物。西汉元帝时期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章》中有「 ”系臂琅玗虎魄龙，璧碧珠玑攻瑰瓮，玉玦环佩靡从容，射鬾辟邪除群凶”，这类关于佩戴玉器可以去除不祥的句子。在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多见带有各种造型的串饰。这类珠串通常饰材质多样，有玉、琥珀、玛瑙等，且造型多样，除了珠子造型之外，既有传统厌胜造型的如玉胜这种符号类玉件，也有动物形象如辟邪天禄、鸟、虎等造型生动的动物形象。这类形制多样的珠串饰品，成为了两汉时期串饰的一大特色。西汉玉佩组件到东汉时期玉器在具有辟邪功能的同时更被世俗化、被赋予了吉祥的寓意。在当时玉器上开始出现有「 ”宜子孙”、「 ”延年”、「 ”为福”等吉语文字和双龙图案构成一派祥和气息的图文画面，表明玉器已成为拥有者用来彰显富贵吉祥，子孙永宝用的传家宝物。两汉时期吉玉思想的出现和流行，为以后中国古代玉器走向大众文化奠定基础，也预示着「 ”民玉”时代的到来。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古玉精英》、《古玉精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