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的治世名臣

Posted 2022-12-28 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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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的治世名臣

公元前169年，是刘恒最宠爱的小儿子刘揖（一名刘胜）担任梁王的第十个年头，按五年一朝的惯例，第二入朝拜见自己的父皇。随行的，还有父亲给他指定的老师贾谊。此时，贾谊从长沙王太傅调任为梁王太傅已经有段时间了。按说父子团聚，是个大喜的日子，但乐极生悲，不知道什么原因，刘揖从马上掉下来，死了。刘揖没有儿子继承王位，一般来讲，如果朝廷不安排继任者，这个诸侯国是要被撤消的。针对这个问题，跟着刘揖来朝的贾谊给刘恒上了他人生中最后一封奏疏。刘恒一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刘启是太子；二儿子刘武目前是淮阳王，淮阳国其实很小，就在现在的河南周口、许昌和商丘之间的一带；三儿子刘参现在是代王；小儿子就是刚刚意外身亡的梁王刘揖。也就是说，现在真正能够屏障中央的，相对而言最能信得过的藩国，其实也就代国和淮阳国而已。代国是挺大，但它北临匈奴，能自我保全就不错了；而淮阳国又太小，随时都会被吞并。所以贾谊就在奏疏中提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把原来淮南国的封地，全划给淮阳国，使淮阳国增大；同时将淮阳国以北两三个城和东郡全划给梁国，然后再找合适的人担任梁王。这样淮阳国和梁国连成一片，成为黄河以南的一道屏障。第二个方案则是把代王改封为梁王，把睢阳为都城。这样同样使梁国和淮阳国真正连为一体，使梁国防备赵国和齐国，淮阳国防备吴国和楚国。如此一来，足以保皇室两代平安。同时贾谊也清醒地指出：现在天下没事，是因很各路诸侯都太年轻，几年以后，危机肯定会出现。所以，从长远计，现在必须得采取防备措施。这次刘恒有限度的采纳了贾谊的策略。他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然后将梁国周边包括淮阳国在内的大小县城都纳入到了梁国范围之内。其疆域基本包括了现在的泰山、菏泽、濮阳、开封、商丘、周口等地，一跃而成了横亘于帝国版土中枢之地的大国。刘武高高兴兴地上任去了，而将他送上人生巅峰的的始作俑者贾谊，却因为刘揖的意外身故，在伤心和自责中难以自拔，日渐消沉。最终积郁成疾，于次年去世，时年三十三岁。帝国顿失栋梁之才。很多人会吐槽刘恒不识贾谊之才，导致贾谊明珠蒙尘，一生难施抱负。但在我看来，刘恒识人之明，用人之精，在贾谊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事实上，如果刘恒让贾谊在朝中为官，才是真的害他——因为贾谊提出来的列侯归国一项政策，就把在朝的功勋世家都给得罪光了；然后又用防范诸侯的《治安策》，又把在野的藩王诸侯都给得罪光了。这些王公贵爵们并不都是孤立的存在，他们是大汉帝国的强枝硬干，其它文武都是附着在这些枝干上的树叶。所以，贾谊其实是在与满朝文武为敌。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刘恒再赏识他也没用。因为在朝为官，绝不是活在真空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我想，刘恒应该得看得出来，贾谊才情虽高，世情却不足。在朝为官，他会被人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更重要的是，贾谊的优点在于他拥有着极高的战略视野和超前的洞察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用高度的责任心，不计后果，不计得失，从顶层设计师的角度出发，为帝国规划着道路和未来。但担任这样的角色，势必不能为人情世故所干扰。因为做顶层设计的人，得罪人是必然的，区别只在于得罪谁而已。所以，这样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因此，与其把贾谊放在朝廷的大染缸里，要么被人吃掉；要么自己深陷其中，才情尽失。不如把他放在外面，让他能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待天下世事，继续保持他的赤子之心。所以，刘恒很有策略的把贾谊扔到长沙国。一方面固然有下放的意思；另一方面也应该有保护和历练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贾谊到长沙国三年之后，刘恒会思念贾谊，把他召回来，跟他一聊就是通宵。并且，还让他去担任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的老师。让想事的人安安静静地想事，当做事的人踏踏实实地做事。互不干涉，互不折腾。而贾谊对刘恒的用心应该是了然的，甚至是感动的，再加上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才会对刘揖的意外身亡耿耿于怀，以致陷入自责之中无法自拔，最终郁郁成疾，不幸病故。可笑的是，竟然会有人认为贾谊是因为不得志而郁闷。在我看来，这才是对贾生最大的误解。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明·李东阳乱世出枭雄，盛世多名臣。走了一个贾谊，站出来一个晁错。只不过，贾谊遇到了刘恒，没有让其参与到政事中来，所以贾谊虽然早夭，却是善终；而晁错遇到了刘启，虽说一时间权倾朝野，最终却落得个身首异处。晁错，河南人，与贾谊同岁。原本是管礼仪制度的一个小官，后来得到公派进修的机会，去山东跟着当时的名士伏生学习了《尚书》，回来以后被任命为太子刘启的秘书，后来还升任为博士。他担任博士其间，给刘恒上了一份奏疏，陈说太子应该知道的治国方略，深得刘恒赞赏，又被封为太子管家。加上他自己能言善辩，深得刘启的喜爱和信任，称其为「 ”智囊”。就在这个期间，匈奴又开始不老实了。从汉初到现在几十年，汉朝和匈奴虽然通过和亲和献礼——说白了就是给匈奴送钱送女人——维持着脆弱的和平，但匈奴在边境小规模的劫掠行动也始终没停过。前些年匈奴右贤王来了票大的，被灌婴率军撵了回去。冒顿还给刘恒写了封道谦信，意思是右贤王听了难氏的意见，擅自对汉朝发动了攻击，我狠狠地惩罚了他，让他率兵去攻打月氏。现在月氏已经被我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周边二十六国都被我征服了。现在你要是不想让我们靠近边境，我就诏令边民远离边境居住。这不是道歉，这是威吓，这是赤祼祼的威吓。所以刘恒就给冒顿回了封信，大致意思就一句话：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吧。不久后，冒顿去世，其子稽鬻（ji yu）即位，号老上单于。既然是兄弟之邦，那就亲上加亲吧，于是就指派了一位翁主给他当老婆。公主者，皇帝之女；翁主者，诸侯之女也。翁主要远嫁匈奴，带一两个亲随太监、宫女当陪嫁本属正常。可谁都没想到，在这事儿上出问题了。指派跟着和亲团去伺侯翁主的太监叫中行说（zhonghang yue），可中行说不愿意去。其实这种事正常人都不乐意去。必竟不是去出个差，哪怕去三五个月的，总归是能回来的。可跟着去伺侯翁主，一辈子就得扔到北境那苦寒之地了。但是，身为一个太监，只有干活的份，哪有说话的份？所以，他最终还是跟着和亲团到了匈奴。只不过，临走时他放下话来：让我们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吧。结果，刚一到匈奴，他就主动投降了匈奴。据说，还得到了老上单于的宠信。身为汉朝的死太监，这个中行说充分发挥了汉监的本性，对汉匈本就脆弱的和平关系，实施了各种打击。匈奴人很喜欢汉朝的衣服和食品，有需要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交流……这本来是个很不错的良性循环。可这个汉监劝告老上单于，说匈奴人口不足汉朝一郡，却是汉朝强敌，原因就是能自给自足，不用仰仗汉朝。现在匈奴人喜欢汉朝衣食，很容易就被被同化收买，这对匈奴很不利。于是，老上单于命人穿上丝绸，冲进荆棘窝里，以证明汉朝的衣服不如匈奴的兽裘结实；把汉朝的食物扔掉，以显示不如匈奴的乳酪可口。同时，中行说还教导匈奴如何统计人口和牲畜，还加大匈奴对汉朝的信札，并且教老上单于自称为什么：天地所生、日月所量的匈奴大单于。可以说，在中行说的教导下，匈奴在保留了野蛮化的同时，还向制度化和规范化迈进了一步。史料无法证实他对匈奴的进步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他既然能够得到老上单于的青睐，说明对于匈奴而言，他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汉朝，他是一个伺侯翁主的死太监；到了匈奴，成了一个伺侯单于的死太监。无论如何，这个汉监都保留了死太监的本色，那就是狗仗人势、狐假虎威。汉朝使者瞧不上匈奴的习俗，认为他们不讲礼仪。人家匈奴人还没说什么，他先急眼了，直接怼汉朝使者：汉朝敬献的东西，只要给我保证数量和质量就行了，多说什么话？而且，如果数量足、质量好还则罢了，否则，等秋收时期，我们匈奴的铁骑就会踏过边境，抢掠你们的庄稼了。事实上，在此后数年间，匈奴犯边的次数要比之前更为频繁。所以说，古往今来，汉奸的破坏力总是比敌人更大。公元前169年，匈奴再次进犯狄道（甘肃临洮县）。考虑到这些年匈奴已经成为无法解决的边患，所以，身为太子府管家的晁错决定上书朝廷，建议针对匈奴采取一系列战略决策。他实施的是奏疏三连击——连续上了三封奏疏，大致内容包括：首先，选用懂兵法的将领，训练出听号令的士兵，冶炼出最精良的武器，这是保证胜利的三要素；其次，装备归顺的胡人、义渠人、蛮夷人独立成军，在需要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让他们上；在广阔平野战场，用汉军的战车上。两军互为表里，相互配合。第三，边军现在采取的是一年一换的策略，往往还没习惯匈奴的战法就换走了。建议用各种优厚的条件，招募百姓迁往边塞定居。然后将他们装备起来，亦民亦军。他们有抢匈奴的东西，分一半给他们；如果匈奴来了，就让他们父子、邻里相互救援。这要比派外地人去戍守边境要好得多。最后，我们不能等着匈奴来抢完东西自己走，而是要在他们来抢东西的时候给予痛击，把他们打疼了，打服了，他们才不敢轻易就动抢掠的念头。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晁错在奏疏中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在后世有个专用名词，叫做：屯田。奏疏三连击中，以夷制夷的办法被刘恒委婉地拒绝了，不过赐给他一封复信，以表示对他这种为国事而大胆进言的赞誉。至于后面的屯田政策，则被悉数肯定，迁徙了大量的百姓前往边塞居住。次年，晁错再次进言，强调了重农轻抑商的必要性，提出了重农贵粟的主张，建议实施用粮食换爵位，以爵位免兵役、免罪名的政策，以鼓励老百姓把粮食拿出来给政府。刘恒依据他的建议，制定了运送粮食到边塞以换取爵位的政策，边塞贮粮因此大增。此后，刘恒又采纳晁错的进言，督促各地官员要进一步鼓励耕种，并且把租税的一半返还给农民。一年后，更是直接免除了土地的租税。在刑律上，刘恒也以宽厚为本，废除了割鼻子、斩脚趾等肉刑。这一时期，文帝自身谦逊自守，而将相大臣多是旧时功臣，少文采而多质朴。君臣以导致秦朝灭亡的弊政为鉴，议论国政讲究宽厚，鄙视讨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在全国传开，改边了过去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作风。官吏安于位而百姓乐于业，府库每年增加，人口增长迅速。风俗归于笃实厚道，禁制刑律宽松，所以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法的现象。——《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