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述清代土默特的地位和归属（下）

Posted 2022-12-28 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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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述清代土默特的地位和归属（下）

四、山西巡抚——厅(府)、道 (一)设厅之前土默特与山西巡抚、布政使的关系土默特在阿拉坦汗时代与山西没有行政关系。清朝统一中国后，明蒙原定互市口点逐渐废除，内地与土默特商业来往逐渐增多。土默特和山西的关系是从经济开端的，其行政关系是从设厅开始。《绥远通志稿》记载说：「 ”……盖自顺治入关以前(天聪年间)，察哈尔、土默特及鄂尔多斯已臣服于清，汉蒙通商……至康熙中叶，已蔚成西北之重要商场。故绥远之开发之始，以地理关系，藩商营业发达极速，而农业乃次焉”。该《稿》从商业作为开端的说法是对的，但说：「 ”农业乃次”则是含糊的。因为讲人数的话，农业人口比商业人口的涌入要多出多少倍。这是设厅之初必须考虑的。 (二)设厅前先设同知有关设厅的过程及其权力，各种不同资料的记载是：《朔平府志》说：「 ”雍正元年，添设归化城理事同知，驻西河⑤，隶朔平府。” 《绥远通志稿》说：「 ”雍正初，设归化城同知，管辖出口民人。旋，归化城增设通判四⑥、巡检一。各按所属民人照保甲法将姓名、籍贯注册，逐年咨部查核。凡民人出入关口，由原籍州、县给印票验明放行。所有放过票张造册报部。” 《归绥道志》说：「 ”雍正元年，设归化城理事同知，驻西河，隶朔平府。” 归化城设立同知的同时，也曾在绥远城设一同知，原意是承将军之命，管理新城一应事务，后取消。但从档案文件看，绥远城同知撤销后，另设绥远城粮饷(府)同知，除管理旗民、旗民粮饷外，也参与和旗民有关的命、盗等案的审理。归化城地区版图，按清初的规定是：「 ”以土默特全境合丰、净、云内、东配四州之地扩入，仍名归化城，分东、西、南、北、中五路”。这个地域的范围，既不同于元代的「 ”路”，又不同于内地的省或州。同知一官，在清代时和州官一样。 (三)厅的建立厅的建立，各种资料记载不一。较正确的是雍正元年置归化城同知(厅)，同时设立清水河通判(因公主地在此)。随后续设和、昆、托、萨(先为善岱、后移萨拉齐)四处，后改为厅。这些通判原属归化城理事厅同知管辖，乾隆六年设归绥道后，包括归化城理事同知在内，都归属于归绥道。乾隆二十五年，裁七处协理通判(包括已裁之昆都仑、善岱通判)，改为归、萨、托、和、清五厅，并为实授通判、同知，成为理事厅及抚民理事厅。 (四)厅的发展和隶属关系设立同知、通判之初，绥远城同知是管理旗民及新城商户的行政机构；归化城同知和各分驻通判是在都统领导下，处理客民、寄民的行政机构，所以叫「 ”理事同知”。这在历史文档的往来文件中可以证实。乾隆六年，增设山西归化城分巡道。乾隆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清廷新制「 ”归绥兵备道”印鉴，「 ”特授山西总理旗民蒙古事务分巡归绥兵备道按察使佥事加一级纪录三次法”接印视事。按《清史稿》的记载是「 ”以归化城同知及二协理通判，萨拉齐、善岱、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尔五协理通判隶属归绥道”。随后，在乾隆十三年裁去土默特左、右翼副都统二人；乾隆二十年停袭右翼都统，改用京员；乾隆二十六年裁归化城都统，二十八年改为京员副都统。所有这一系列的行政机构和人事变化，都是随着设厅、设道后发展出来的。道的头衔是逐步加冕的。如乾隆四十八年增加了「 ”兼管归化城税务”衔；光绪二十年为「 ”钦加二品顶带山西抚院营务处督办口外巡警局归绥兵备道”；光绪三十二年又加「 ”钦命山西分巡归绥兵备道会办托院营务处督办口外十一厅巡警洋务局事务兼归化关监督”。随着道的加衔升级，厅也逐渐有所变化。起初是「 ”理事同知”，嗣后改为「 ”管理蒙古民事抚民理事同知(通判)；乾隆二十五年改部分分巡同知(通判)为实授，把「 ”派出”机构变成政权机构了。乾隆二十九年定四通判与二同知均归归绥道直接管理。道光年初，归化城同知厅改为「 ”特授归化城蒙古民事府”。随后，其它如萨、托、和、清也相继称「 ”府”。同时，在官爵上也逐步晋升。如乾隆四十六年的和林通判世麟是「 ”记名理事同知”；光绪二十九年的署归化城抚民理事府同知是「 ”准补朔州正堂”，都相当于副都统了。 (五)府、道的权力问题随着厅(府)、道官级和权力的加大，各厅(府)除了定期向副都统衙署抄送一份「 ”无内地逃人”、「 ”养济院支付数目”和「 ”订期会审蒙古犯人”等例行公文外，则迳向兵、司咨提蒙古犯人，或咨询户口地原册数目。其它重要事情都是亲赴道、省(巡抚)衙门述职。表现在军事方面按《绥远通志稿》的记载：「 ”归绥道属归、萨、托、和、清五厅始由大同镇拨往录营兵官二营，分驻城邑、汛地，归杀虎口副将管辖。其中归化营自宁武之利民堡移驻，管辖归化、萨拉齐、包头、多尔济、清河、昌沁六汛；靖远营自大同德胜营移驻，管辖和林、清水河、托克托、新安、五定五汛，各设都司一人以统之。营所驻归化城、和林格尔两厅，两营共有步马守兵五百名”。这比土默特巡防归化城、驻扎黄河官渡和山后卡伦的二百余名常备营和操演营的人数多，任务也重要得多。表现在政治方面清代时，外省各级官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所谓刑名钱粮。弘历虽多次提出反对这种单纯任务，提倡「 ”教民农桑”，但也无改旧道。这是因为刑和财是实权，所以各种文献、档案也多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表现在土默特这个「 ”多属”地区，更成为他们拿权的要点。《清史稿·食货志》说：「 ”旗民杂处村庄一体编例。旗人、民人有罪，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办理”。「 ”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设立牌头、总甲及十家长等，如有偷盗为匪及隐匿逃人等，责令查报”。清水河厅放地后，把全厅编为时、和、年、丰、家、室、盈、宁等八里；原善岱厅放地后，也编为九里二旗，即源于此。《大清会典则例》说：「 ”归化城同知、通判承办蒙、民命、盗等案及蒙古、民人交杂命盗事件，由该厅等呈报绥远将军，就近会同土默特参领等官办理。蒙古事件由将军咨院具奏完结。蒙古与民人交涉事件，由巡抚咨院具奏完结。其由札萨克(指外藩蒙古)派员会审之处，永行停止”。「 ”律”是如此定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且不说归化城副都统或兵、户司参领扮演什么角色，先从若干实际情况探索一下究竟： 1、清廷中央有关刑律及皇帝对政法案件的批示，一般是由绥远将军或山西巡抚转抄副都统的。历史档案中有归绥道迳送山西巡抚处理蒙犯的文件，已如前述不另。另外，还有由厅或道亲自提审蒙民交涉案件，未经将军或副都统迳报山西布政司的，这里不一一列举。 2、如上述乾隆中期，清廷曾命绥远将军亲自过问归化城重大案件，但在文献中只见与钦差大臣、归绥道解决茂明安图萨拉格齐等控告该旗札萨克一案和达拉特、准格尔与土默特争控黄河涸出土地交涉，以及世管佐领扎什扎布到九门提督控告张立豹夺地事，经九门提督咨饬山西巡抚审理，将军才勉强做了帮手。其它有关蒙汉交杂案件，虽事关民生，也未见「 ”亲自过问”。 3、按前述蒙、民交杂案件处理办法，又发生了下列奇异现象： ①原告系汉族者，往往向厅起诉，由厅或道向副都统署咨提被告蒙人「 ”赴厅候审”。其中，有些被提人是佐领、参领或喇嘛、外藩札萨克等。这些人往往「 ”绝不赴断”，因而也出现了一些难题。如道光二十六年，归化城蒙古民事府咨提参领(当时是蒙官二品)额木德木图到案候审，额拒绝不赴，副都统只好特委参领赛音带领一同过府会审。又如咸丰七年，归府因铺民张明控告荣木扎布抗债不还，归府咨提荣木扎布到案候审，但荣木扎布系副都统署印房行走(即管官印之人)的四品佐领，其子那苏克刀尔计系户司行走的四品佐领，都较府丞品级高，所以也拒不赴审。以致引起原被告双方不满。又如光绪十一年，萨府与会审委员会审上达赖村蒙古甲头七老呈控下达赖村民人李喇嘛霸占户口地时，因为处理不当，引起七老向副都统署复控。控状上说：「 ”萨厅未悉蒙情，致将蒙古户口地准其归于民社。萨厅郑丞不知蒙古游牧地方民情，一味刑拷，逼令小的等硬断给民社，是以小的等无奈，向都宪控告”。 ②原告系蒙族被告系汉族者，向兵司或各厅呈控者都有。其中兵司接受的案件往往由副都统移交厅(府)审断，派参领会(陪)审。由兵司直接审断的案件，只有向有关厅咨提或「 ”牌饬通缉”被告的记载，没有审案详报。这也许是兵司没有验尸杵作、没有监狱的原因。 ③原被告都是蒙族，在兵司上告者如前述，未见审案记录。有的也由副都统送厅(府)或道审办。如乾隆四十九年，沙尔沁甲头荣栋控告蒙丁伍把什盗去乳牛一案，副都统即饬交归府审理。有的也迳直控告到府(厅)、道，这些单位并未交副都统署审理，而是自行审理。如咸丰九年察哈尔迪延齐呼图克图呈控无量寺闲散班弟和舍力图召札萨克大喇嘛。按清律规定，这类案件应由将军或副都统报理藩院处理，但归府却向兵司咨提两个被告过厅候审，结果两个被告都拒不赴案。同年，有蒙古云楞与巴彦补拉克因债务互控，归府却咨送兵司。所有这些情况，一是说明土默特地区司法权制的紊乱；二是说明在清王朝摆布下，厅及道的权力逐步扩张，都统、副都统的权力逐步缩小。因而导致在往来咨文咨订会审日期及被告不到等事的拖延，使许多关系民生的民事要案，长期拖延不得结案。归绥兵备道在司法工作上的地位仅依据资料析解如下： ①归绥道向副都统咨呈文件不多，直接向兵司咨提被告、犯人的文件较普遍。副都统咨归绥道「 ”饬办”的文件也有，但系请归绥道饬各厅处理。 ②归绥道有承山西巡抚转清廷中央的文件或迳复清廷中央查询的文件，副都统署都没有。如乾隆四十五年归绥道奉上谕迳报减轻蒙犯罪刑，呈报秋审应申事项及宣统元年先向刑部迳报秋审中蒙犯情况，而后抄送兵司知晓等。 ③参与或独审命盗大案。如乾隆三十六年会审丁官小偷牛案；乾隆四十八年刑部迳向该道查询在监犯阿明达病死情况；乾隆五十六年陪审宋奎星欠蒙古银、骗蒙古女等大案。 ④答复各厅(府)办案中遇到疑难问题及饬各厅(府)缉捕逃犯，同时抄送副都统等。从上面列举数事可以看出，归绥道在执行司法权，而土默特只是「 ”陪审”罢了。表现在土地垦殖方面本节因各种专题文章颇多，本文只摘要说明厅、道的作用和工作范围。雍正十三年六月，归化城都统丹津、协理尚书通智等奏将土默特八处作为大官粮地，饬交地方征粮，以备军食一事，已在前节列载。这「 ”饬交地方”一句话，就赋予各厅以放地收粮的权力，随后的记载是： ①「 ”归化厅于乾隆二、七、九、十六、五十四年，共奏放浑津、黑河二处官地……” ②「 ”萨拉齐厅于乾隆二年奏交丈放长泰、宁善等处官地……” ③「 ”托克托厅于乾隆二年丈放安、兴、遵三里官地……” ④「 ”和林格尔厅于乾隆二年奏交丈放物、阜、民、安、上、下七里官地……” ⑤「 ”清水河于乾隆二年奏交丈放时、和、年、丰、家、室、宁、盈八里官地……” 其所丈放土地，除公主府地、庄头地、八旗马场地等各有专管外，其它大、小粮地都是由厅丈放，由厅收粮收款。土默特的一些绝户户口地、鳏寡孤独地的租银，也要由厅代收。表现在财经方面除上文叙述之外，再作一补充：乾隆三十四年，归绥道占用土默特原右翼副都统府，成立「 ”归绥道税监”。各种税如烟、酒、油、皮张、牲畜、铁器等的出入、过境、落地税都逐步增加，光牲畜税即增至九百串。以后还陆续增加了斗秤税、土产税(即本地产之瓜、葱、蒜、鸡子、面筋、箕、帚、笊篱、面碗、筐箩、鞋、袜、布、皮等)。在贻谷当政时，对一向不纳户口地税捐的土默特蒙古人，也贴了一张布告(现存土左旗档案局)，饬蒙古人交纳大烟青苗税。所有这些税种、税率的增加，加在黎民头上的负担自然是沉重的。五、编籍与反编籍这个问题主要是上层官员争权、争利的斗争。光绪初年的土默特地区，不论是哪族黎民百姓，都已形成「 ”有地不善耕种，无畜难以孽牧”和「 ”庄头疲累、逃户增多；亡民抉利，来去无常。民力重困，奸匪亡薮，讼辞波累”(张子洞语)的情况。当时的原因是「 ”官粮租税重，逼人跳火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巡抚张子洞为了达到其「 ”固边”、「 ”纳赋”和「 ”寓清粮于编审户籍”等目的，在光绪十年前后，一再打出其《筹边要略十条》，奏请皇上执行。张子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进士出身，颇具才智，为清廷赏识，先后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和山西、两广巡抚，均为尚书衔。他是光绪年间汉族中的清廷要员，辛亥革命后，曾为袁世凯复辟卖力，任军机大臣，力主「 ”君主立宪”。他的「 ”筹边十条”中关于编籍的条文和一些反对者的奏文，现在公诸于众：分别缺项：「 ”归萨二厅定为冲烦疲难抚民同知，兼理事衔，边外要缺⑦。丰镇定为烦疲难抚民同知兼理事衔。宁远、托克托均定为冲疲难抚民通判兼理事衔，边外要缺。和林格尔、清水河均定为烦疲难抚民通判兼理事衔，边外要缺。” 这七厅从乾隆以后，权力逐渐加强，已定实缺。张子洞重新提出的目的，是要达到下条「 ”由归绥道专折奏请升调时的例律”并达到「 ”三年俸满，由部推升”的提拔途径。定章补署：「 ”补署七厅抚民同知缺出，不拘满汉，尽先由本省实缺候补同知直隶州候补。如调补无人，以实缺州县请升。遇有抚民通判不拘满汉先尽实缺候补……杂如毕克齐、包头、大庄、张皋尔、后营子等五巡检，有缉匪巡防之责，改为繁要，以内地实缺巡检调用，以从八九品及六、九品例补之。” 这条规定实质是把人事权操于山西巡抚之手。作为蒙古地方，却不提「 ”不拘满、蒙、汉，所以在厅级官员中，不见蒙族(特别是土著蒙族)同知、通判。更易管辖：「 ”丰、宁二厅向隶雁平道，应请将二厅改归绥道。……” 浚筑城池：「 ”查口外七厅，向无城池……奏请改设抚民厅后，仓库、监狱关系极要。且近年以来，游勇马贼伏莽尤多，华洋交涉边防为要……不及时浚筑城池，猝有警殊，不足控御……”。编立户籍：「 ”查七厅半系客民寄住，五方杂外，良莠不齐；村名零落，人情涣散；不特赋役保甲难以稽考，案件难以查对；而奸匪之薮匿，贼盗之攀聚，讼词之弊，非查照户籍无从措手。应由该管道督饬厅员逐一查清。……查四子部落、达尔汗贝勒、乌拉特三公及郡王、达拉特、准格尔及察哈尔各旗寄民众多，因非该厅管辖，以后七厅与旗交涉地方，应请察哈尔都统、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拣派旗蒙各员，会同该道该厅(将)蒙部寄居民人，每年编查一次。其土默特各旗界与察哈尔各旗界本为各该厅该管辖地者，应令各厅员分为三等办法，将各地纳粮者编为粮户，无论久暂均编入籍。种有田地置有房产者编为业户，虽不纳粮亦应编籍；携有眷口并无房产不常居者编为寄户。如寄居年久情愿入籍，准取里甲保结，编入现住里甲，准其一体应试；其有只身佣役无户可编者，应附于三等户之内，倘三等皆不具保容留，即行驱逐递籍管束。蒙古仍隶该旗，不入民册；回民与汉民一体编审，但注明「 ”回民”字样。” 清理田赋，这是张子洞搞编籍的最终目的。文内先叙述口外七厅地亩分配情况：「 ”查七厅地亩征粮征租端绪纷杂。丰、宁两厅则兼有民粮地、太仆寺五公勋臣牧地、右卫圈地、新升科各项官荒牧地、粮同屯地、口北道察哈尔绥远城王公勋臣租地；归绥五厅则兼有民粮地、马厂租地、土默特养赡地、喇嘛香火地、各边境乌喇特、达拉特、杭锦、四子王、茂明安等部落蒙古牧地等。近来庄头疲累，逃户滋多；加以流氓抉利，来去无常；运费浩繁，民力重困。地商蒙员罔客户以为利，土棍衙豪匿官地以自肥。于是(群黎)或甘于流徙，或听其荒芜；或积欠待豁，或摊廉任赔，苟且补苴，殊无良策。府欠租，官欠粮，旗欠米；庄头亏业，客民亏本，蒙古亏牧。东西厅则商揽民垦，有费无照，积为讼端；西五厅则蒙民私约，予夺无恒，日形于争斗。……” 接着，提出办法说：「 ”……除东西厅官荒牧地现经委员设局，查勘升科；西五厅粮地现经试办清丈外，所有利弊自应详拟章程，清查各种地亩……其有关赋税之大粮地、小粮地之补赋，大约有三端：(—)在逃户：地不值钱，民不恋地；粮赋积欠，弃地而逃；或春作方来，秋收便去；或此肥彼脊，抉地而耕。应令将业户、租户一律查清，里甲互出保结，稽查逃匿，此则寓清粮于编审户籍之中者也。(一)：在粮差图取私赂，买放正粮。……口外章程，向多疏略，钱粮交官，米石供兵，层层使费，无非取给农民。……此编籍寓保甲、吏治之中也……” 「 ”筹边十条”，除上例外，还有建设学校、变通驿路、筹补遗粮、添设公费、募练补兵、议停巡牧等。在最后，他说：「 ”溯查从前土默特地方虽设有都统、副都统等员，皆由土默特蒙古世袭，如同土官，故须派员巡察。今副都统由京简放，又有将军驻移绥远城镇守，道员督率各厅分治，即于内地州县无异，应请将每届五年巡察旧例停裁。……” 「 ”筹边十条”，一经吏部下达，即引起多方面的反对。下面先将绥远将军和归化城副都统的奏折摘录于后：前归化城副都统后调山西布政司奎斌先说：「 ”准察哈尔都统咨开：查考设厅制、编立户籍，晋属口外七厅情形不一，如归化五厅皆在土默特地面，系属将军、副都统统协，去敝境较远，有碍游牧与否，不得深悉……” 按：前因张子洞奏文中提到「 ”请绥远将军与察哈尔会商”，这是副都统奎斌先引察哈尔都统复文作为开头。接着奎斌陈述了两点：一是有关设厅用人上，他说：「 ”前奏归化五厅各官体制复旧者，为满汉不可皆用耳。委因地属游牧，蒙民杂处，汉员不识满蒙文字，不晓清语，常有邻蒙及当地蒙民交涉案件，多用满蒙公牍行查提人，汉员人地不宜何以讯断，此岂尽裁原有文武所宜者乎?事关口外经久之谋，慎如犹贵图终。诚如部议：必当朝于蒙民两无妨碍，方可举办。” 二是在编籍碍牧方面，奎斌说：「 ”前抚张子洞说：‘编定户籍，地属蒙古，必不侵占游牧。’诚思无地焉能编户。民无恒产可恋，仍然来去靡定，无论沦落某村觅食，均属寄户，何用编户。且不编户，住房地亩岁与蒙古纳租，一经落户，民出租乎？抑或为民产乎？而流民觊觎此地，已非一日，更皆姓属强悍，连年争地讼案层见迭出，此妨碍者惧在侵占也。” 「 ”前抚又称：‘现议改章，众情欣欣，蒙古无失游牧之忧，更无恐惧之事。’然流民编籍，贪有根业，洵属快心；而蒙古失地，情何以慰！况又近接盟长、札萨克详文，佥以编民为忧，惧碍其界，恳请加封，咨报理藩院。……又据萨厅呈报，达拉特旗派民撵民，请属派员弹压，当饬盟长速派兵前往查办……” 最后，奎斌提出要求：「 ”按祖宗成法用昭柔羁，勿编户籍，蒙古仍顾民耕，食租以养家室。民租蒙地寄居力田，借资糊口。如此办理，蒙无失地之忧，民有生财之路，此诚两有相济也！” 光绪十一年，张子洞已调出山西，但他又上文奏议奎斌。他先议「 ”无地焉能落户”一条说「 ”查土默特地自雍正年间划出万余顷(按：此数不符)招民开垦为大粮地，岁供绥远驻防兵糈，此项地亩既经划出专供朝廷边防兵糈，二百余年，宪章俱在，与土默特无涉，编籍与否，蒙古自不得挠越其事。” 他又议「 ”蒙古食租以养家室，民人力田以资糊口”一条说：「 ”第自开办以来，筑室埋坟，凿井开渠，各村集镇，栉比相望，当亦为贵都统所目睹，是编籍与不编籍同一，日久相安?此时尚谓冬去春来，编籍始能落户，未免向左。……若谓编籍易于侵占，揣情度理，绝无其事。况蒙民设讼之案，大都蒙古夺地，致起讼端。但使蒙古悉照议定放租年份，安分收租，自免讼累。王章具在，无需深虑也。” 对「 ”各盟、札萨克佥以编户忧惧”事，他说是：「 ”尤不可解。编户之议，专指土默特而言，与各蒙藩封牧地毫无干涉。蒙古游牧不准私垦，例有明文，各旗何用畏惧！不肖蒙员，捏词恫吓；无稽之言，登诸奏牍，实属碍难遵办。”等等。当时的归绥道阿克达春是全力赞附张巡抚这一奏章。他的奏折和张子洞奏本略同，本文只摘他二句要言：「 ”当土默特投诚时，地已非其所有，该参领等尚谓带地投降，若不知其地为我朝赏还者也。” 「 ”汉人之编立户籍，与蒙古之比丁无异。蒙古比丁不闻以生齿日繁挤民人回口里，民人编籍亦不会挤蒙古而往后山。” 这些话实是霸道。编籍与反编的结局是：绥远将军克蒙额转知内阁抄出察哈尔都统绍祺片奏土默特编立客民户籍，报地升科时，请「 ”饬绘图贴说”的片折说：「 ”土默特蒙民向赖游牧养赡，现经编立客民户籍，报地升科，蒙古不免有失牧之忧……”这个片奏上去后，光绪的朱批是：「 ”即着绥远将军督率土默特参领按照当年界址，无论已开未开，挖壕立界，绘图贴说，办理明确。”并咨明山西巡抚「 ”于升科时，不得令客民任意指报，以清牧界而安蒙民。” 由于封建清王朝的垂危和各方面的抵制，张子洞的「 ”筹边十条”当时未能全面实现。但其后续却是贻谷的放垦和北洋军阀继承张子洞「 ”学说”，一面继续进行「 ”乙卯大照”式的放垦，一面力图取消「 ”土默特”。解放后，党中央提出的「 ”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的民族工作方针，确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注释： ①扈伦国，在今辽河流域一带，先为金所占，是处所讲是否被僧格都隆所灭，待考。 ②为什么要改女真姓纳喇，待考。 ③章京，是在札萨克、台吉下管理旗务的官员。此条抉之《清史稿》，其与「 ”都统”地位不符，待考。 ④上默特历史档案《满文档》财经类150号文献的记载是「 ”……又查得未垦荒地先前席尔噶、布依图、西喇乌素等八处，原系土默特牧场。雍正十三年经原任尚书通智题，将此八处牧场地方皆作为官田，招民垦种……”文内并无丹津名字。 ⑤西河即呼市西札达海河之西岸沿，现称「 ”县府街”。 ⑥原设之四通判是：分巡西北路萨拉齐通判，分巡南路和林格尔通判，分巡东路昆都仑通判，分巡西路托克托通判。 ⑦冲、烦、疲、难，是清沿袭明代因各种不同条件定官制的措施，冲是指军事需要；烦是指复杂条件；疲是指因人口多招致事情多；难是指因情况复杂处理不易的情况。边外要缺是指重要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