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中共第三个（最后的） ”长江局”- ”投降主义”负隅独行

Posted 2022-12-28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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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潮中共第三个（最后的） ”长江局”- ”投降主义”负隅独行

（接上期 ://toutiao./i6696677449150759437/ ）上期聊了第二个长江局，今儿继续说说最后一个中共长江局，也就是第三个长江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与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稍后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1937年8月25日，为更进一步地具体确定中共全面抗战纲领和政策，领导抗战，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领导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的抗日战争和救亡运动。秦邦宪（博古）为书记，董必武（民运部长）、叶剑英（军事部长）为委员，南方局机关设南京。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周恩来 1937年11月，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明，对中共洛川会议和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极不满意。由于他还担任着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便以「 ”钦差大臣”自居，要求重新研究和讨论党对统一战线及一系列工作的问题。王明 1937年12月9日，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否定了中共中央原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他的报告中，王明提出了他的「 ”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和方针”，叫嚷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一切要服从统一战线。提出要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政府，「 ”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放弃了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领导权，究其实质，是政治上投降主义的主张。秦邦宪（博古），王明，周恩来由于王明当时刚从苏联回来，打着共产国际的的旗号，再加上国共合作后，实事求是的回顾当年的环境，中共自我约束力的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一部分人进入城市，公开身份工作后有了贪图享受，热衷于接受国民党的高官显位。因此，王明的报告得到了这部分有右倾情绪人员的支持，使他的投降主义在会上占了优势。会上，中央决定将南方局改为长江局，王明出任长江局书记，秦邦宪（组织部长）、周恩来（统战部长）、何克全（宣传部长）、董必武（民运部长）、叶剑英（军事部长）、邓颖超（妇女部长）、李克农（秘书长）等为委员，长江局机关设汉口。这便是第三个长江局，其成立后，王明在主持工作期间，大搞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全面推行其投降主义路线。 1937年12月25日，王明未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 1937年12月27日，又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公开宣传他的右倾投降主义，并吹棒「 ”国民党的领袖蒋先生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与召开党的七大准备工作。王明在会上作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仍然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遭到毛泽东、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的驳斥。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王明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而对中央文件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则拒绝在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刊登，在组织上、政治上藐视中央，对抗中央。王明主持的长江局，顽固地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使中共政治力量及武装力量在长江流域，特别是华中地区的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军事工作等进展落后，错过了徐州失守后，中共军队本应利用国民党溃败后留下的「 ”真空”，进一步发展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时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7日，鉴于王明在主持长江局的一年多时间里，大搞‘独立王国’，并对中共中央政策方针反其道而行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致通过了《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在政治上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并针对王明的一系列错误，制定了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一系列文件。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定》等，强调每个党员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中央委员没有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发表宣言与文章，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相关的意见。刘少奇在组织上，由于彼时武汉已经沦陷，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重新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及国统区的工作。并新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代替长江局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战工作。从此以后，长江流域各省的斗争便在南方局与中原局领导下，开始按中共中央的部署，特别是新四军与华中根据地获得迅速的发展。项英，周恩来，叶挺与之相反的是，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的东南局在项英的领导下，继续推行其错误路线。项英是中共老资格的高级领导人，也是中国红色工运的先驱。其和王明的区别是，其具有坚强的党性，坚决贯彻来自最高层（即共产国际的声音）的指示，但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最后导致了「 ”皖南事变”的发生，自己也被叛徒杀害，壮烈牺牲。给中共和中共武装力量再次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叶挺（左三）、项英（左四）、张云逸（左二）、周子昆（左一）和曾山（左五）第三个长江局，也只存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虽然在周恩来等人的工作下，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新四军武汉办事处等在统战工作、群众工作、救亡工作及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骗为新四军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王明推行的错误路线，长江局未能很好地完成中共中央所交给的工作任务，尤其是在正确的统战事宜中，产生了倒向对方的倾向，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自此，在中共组织中，长江局再也没有出现。王明，今天可以从历史轨迹出发，从其三十年代之初在上海投机发迹到远走莫斯科，其一生可算个阴险小人，虽然不是叛徒，为个人私欲，权力欲，其手上依旧沾满了中共党人的鲜血。莫斯科的王明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