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史记·李斯列传》与《赵正书》对李斯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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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史记·李斯列传》与《赵正书》对李斯形象的塑造

一 李斯是秦代兴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对秦代统一全国有重要贡献,对专制集权国家的建设出力甚巨,对秦代的速亡也负有一定责任。李贽《史纲评要》说:「 ”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1]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两千余年来各种评论的声音其实从未停止。李斯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史记·李斯列传》中。历代对李斯的认识和评价,无论如何笔削褒贬,也皆以此为本。 茅坤《史记钞》说《李斯列传》「 ”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2]徐枋《书李斯传后》一文亦以为「 ”太史公作此而所以垂戒于万世者,深切着明矣。”[3]牛运震以为「 ”《李斯传》载斯佐始皇,并兼吞灭之谋,及其销锋焚书之计,及与赵高废适立庶相二世,阿顺苟合,诸事迹条悉详明,洋洋数千百言。凡秦兴亡并赵高始末具在,似为秦外纪而并为赵高立传者。然首尾关目,仍以李斯为主,无划剔之迹,而宾主厘然,此所以为大手笔也。”[4]可见,司马迁对《李斯列传》的内容选取、行文结构,都有精心的安排。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以李斯的五叹六说为线索,记述了李斯一生际遇。李景星《史记评议》: 行文以五叹为筋节,以六说当实叙。「 ”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云云,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也。「 ”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云云”,是其志满时而叹,物极将衰也。「 ”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云云,是已坠赵高计中,不能自主而叹也。「 ”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云云,是已居囹圄之中,不胜怨悔而叹也。「 ”顾谓其中子曰”云云,是临死时无可奈何,以不叹为叹也。以上所谓「 ”五叹”也。 记说秦王,著李斯入秦之始也;记谏逐客,著斯留秦之故也;记议焚书,著斯佐始皇行恶也;记劝督责,著斯导二世行恶也;记短赵高语,著斯之所以受病,藉其自相攻击,以示痛快人意也;记狱中上书,著斯之所以结局,令其自定功罪,以作通篇收拾也。以上所谓六说也。 几及万言,似秦外纪,又似斯、高合传,而其实全为传李斯作用。文至此酣畅之至,亦刻毒之至,则谓太史公为古今文人中第一辣手可也。[5] 学者对司马迁的这一安排评论甚高。吴见思《史记论文》:「 ”李斯凡五叹,而盛衰贵贱,俱于叹中关合照应,以为文情,令人为之低回。”[6]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 ”六篇之文,凡李斯功罪起废,本末具在,此亦一篇之层次节奏也。而文字古奥峭坚,奇肆酣畅,先秦绝工之文,遂为本传生色。”[7] 《太史公自序》和《李斯列传》文末的「 ”太史公曰”,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李斯其人的评价,也可以明白司马迁如此安排的用意。《太史公自序》: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8] 《李斯列传》: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9] 司马迁认为李斯是辅佐秦始皇成就帝业的「 ”谋首”,自己亦得以位极人臣。但司马迁也对李斯提出了严苛的批评,说他虽然「 ”知六艺之归”,却「 ”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否定了李斯忠臣形象。 在司马迁的笔下,李斯有两件事最不忠于其君,一是沙丘之谋,诈立胡亥,在帝国继承人问题上不忠于秦始皇。二是上督责之书,阿谀秦二世,为保住自己的爵禄没有尽到忠臣的责任。 王子今曾专门讨论《荀子》《韩非子》中「 ”忠”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他认为,在《荀子》和《韩非子》中,「 ”忠”的理论得以总结和完善,而《商君书》和《吕氏春秋》等著作也无不强调臣子要对君主尽忠。此外,秦代专制政体的形成,也导致了「 ”忠”的政治规范的定型。[10]李斯是荀子之徒,韩非同学,吕不韦舍人,他的思想当深受三者影响,可司马迁的笔下的李斯陷害同门、背叛先主,所作所为可谓不忠不义。《荀子·臣道》载: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谓下忠矣;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11] 如果按照荀子理论,司马迁笔下的李斯不但不是「 ”大忠”「 ”次忠”「 ”下忠”,反而与曹触龙一样,是「 ”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的「 ”国贼”。 可是,在《李斯列传》中,李斯却自认为是忠臣。他在《谏逐客书》说:「 ”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12]即是向秦王表忠。李斯身居囹圄时的「 ”仰天而叹”,其实亦可视为向秦二世表忠: 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13] 司马迁笔下的李斯以为秦二世「 ”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又指责秦二世杀害忠臣。他自比关龙逢、王子比干和伍子胥,自以为「 ”以忠死,宜矣”,却回避了自己背叛秦始皇之事。 《李斯列传》所载的沙丘之谋中,李斯也曾向赵高表露过要做忠臣的心迹。他说: 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 司马贞《索隐》:「 ”斯言忠臣之节,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几尽忠不避死也。” [14]然而,就是这位刚表示完要「 ”庶几尽忠不避死”的李斯,却经不住赵高三言两语的诱劝,随即背叛秦始皇,私立胡亥为太子。可以说,李斯对秦二世所谓的「 ”忠”,恰恰是以对秦始皇的「 ”不忠”为前提的。 对这种行为,司马迁当然以为不齿。为了衬托李斯的不忠,他还特意将太子扶苏和公子高的自杀放入《李斯列传》中详述,又借公子高的上书,道出「 ”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15]之理,戳中李斯软肋,以两位忠臣孝子的决绝赴死与李斯背叛秦始皇时「 ”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16]的表演两相对比。太史公之笔法,确实可谓「 ”极得大体”,司马迁确实可谓「 ”为古今文人中第一辣手”。 司马迁希望通过「 ”察其本”,以给后人展示一个多面、复杂的李斯。而他对李斯形象的塑造也引导了此后两千余年对李斯的评价。 二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为我们重新认识李斯提供了新的材料。《赵正书》中记载的秦末历史与《史记》有极大不同。对于《赵正书》与《史记》记载的抵牾,研究者均认为不能轻易彼此否定或强求统一。[17]我们赞同这种审慎的态度。而即便这些文献材料对秦代历史有所演绎,其背后隐藏的作者的历史观其实也值得我们重视。 《赵正书》的篇末说: 曰:「 ”胡亥所谓不听闲(谏)者也,立四年而身死国亡。”[18] 由此可知,《赵正书》的主旨,在于指出胡亥「 ”不听闲(谏)”,实际是劝导阅读者听谏纳善。而我们通过研读《赵正书》的一些细节可以发现,《赵正书》中的李斯是十足的忠臣形象。 与司马迁设置五叹六说类似,《赵正书》的作者塑造李斯的忠臣形象是以记录李斯奏言的方式展开的。这样的奏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秦始皇「 ”病即大甚,而不能前”时: 秦始皇让李斯参与商讨帝国继承人问题,可见对李斯的重视。不过,秦始皇对「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李斯却并不完全信任。秦始皇的话表面上是哀怜「 ”吾子之孤弱”和「 ”吾蒙容之民”,其实重点在于强调历史上屡见不鲜的「 ”其后不胜大臣之分(纷)争,争侵主”[19]的现象,有敲山震虎的意味。李斯当然听出了秦始皇的弦外之音,他「 ”昧死顿首言”的回答也十分巧妙: 李斯首先奉承秦始皇「 ”万岁之(寿)尚未央”,然后陈说自己并不是秦人,但有幸得到秦始皇赏识,「 ”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民”。接着李斯陈述自己的功劳,表示已经鞠躬尽瘁,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如此尽心尽力,却「 ”见疑如此”,只能「 ”当(戮)死,以佨(报)于天下者也。”秦人本有「 ”从死”的制度传统,但在秦献公时就已经废止。[20]李斯此时要求「 ”从死”,当然只是展示一种尽忠的姿态,然而这一姿态的展示是十分必要的。 帝王临终托孤,是关系国家稳定的大事,也是考验君臣关系的试金石。历史上因托孤不慎导致政局动摇、君臣反目的故事举目皆是。即使是常为后人称道的白帝城托孤,君臣之间可能也充满戒备。刘备对诸葛亮所说「 ”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21]的遗言,有学者认为是对诸葛亮的试探。明人章懋曾感叹说:「 ”呜呼!昭烈于是失言矣。吾读陈寿书至此,未尝不深为孔明惧也。夫昭烈之为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鱼水君臣’而犹以智术相御有如是者。于托孤寄命之际而置嫌疑于其间,安在其能托孤也!”[22]明末清初人徐世溥《诸葛武侯无成论》也以为:「 ”斯言也,昭烈之疑忌尽见,生平深险毕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23] 所谓「 ”鱼水君臣”亦不免「 ”以智术相御”。在即将病逝的秦始皇面前,李斯必须表现出万分忠诚,否则后果难料。李斯所谓的「 ”佨(报)于天下”,其实可以理解为「 ”报于陛下”。《赵正书》下文说: 赵正流涕而谓斯曰:「 ”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 ”今道远而诏期宭,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 ”可。”[24] 我们不知道秦始皇的「 ”流涕”是真的被李斯感动还是刻意的表演,但秦始皇「 ”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之语,无疑给李斯吃了定心丸。对于继承人的人选,秦始皇以「 ”吾子之孤弱”加以暗示,其实已经明了是胡亥。[25]如果我们再从上文分析的秦始皇对李斯不信任的角度考虑,李斯绝对不可能、也绝对不敢对帝国继承人提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赵正书》所述临终托孤故事中,秦始皇与李斯的对话机锋相对,李斯的表现堪称完美,其忠臣形象已跃然纸上。而《赵正书》也完全回避了胡亥诈立的版本,李斯参与谋立新帝,化身为托孤大臣,这就使《李斯列传》中所述的李斯最大之不忠在《赵正书》中不再成立。 《赵正书》中李斯的第二次奏言是在秦二世「 ”欲杀丞相斯”时。李斯这段奏言自述「 ”七宗罪”,与《李斯列传》所载李斯的狱中奏言大致相同,但是一些文句的用语和顺序则有所区别。牛运震以为这段奏言「 ”朴直中自然峭肆,亦借为李斯佐秦事迹一总。”[26]中井积德认为「 ”唯第七罪,为虚饰非实。”[27]不过,《李斯列传》说:「 ”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28]宫崎市定认为,李斯狱中上书不可能被政府的史官保存,这篇上书是后人托名创作的。[29]这样的说法得到陈侃理的支持,他进一步认为李斯的奏言源自《赵正书》的某个抄本或同类的小说家言。[30]不论如何,正如凌稚隆所说,「 ”李斯所谓七宗罪,乃自侈其极忠,反言以激二世耳。”[31]李斯自述的「 ”七宗罪”完全是自陈其功,由此也表明了自己的忠心。 《李斯列传》中李斯自陈「 ”七宗罪”时已身陷囹圄,是走向人生末途前的最后挣扎,但他仍然「 ”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32]《赵正书》则在李斯自述「 ”七宗罪”之后,又安排了更令人叹惋的第三次奏言。这次奏言是在李斯「 ”且死”[33]之时: 李斯的这次奏言自称为「 ”善言”,不过却出口不善,一开始就诅咒秦二世会随他而去,措辞相当激烈。他警告秦二世「 ”变古乱常,不死必亡”,历数秦二世的种种过失,说他是「 ”变古而乱常者”,虽未明言他会「 ”不死必亡”,其实已暗含其意。所谓「 ”酒肉之恶,安能食乎?破国亡家,善言之恶,安能用乎?”其实是告诉秦二世即使改正错误也已经为时已晚。李斯最后又重复强调了秦二世的过失,以「 ”王勉之矣”的反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冤屈,而末尾「 ”斯见其央(殃)今至矣”一句已几近绝望。 李斯作为臣下,如此诅咒君王,按常理实在不可想象,从中我们可以读出李斯作为忠臣的愤恨。可以说,这是李斯在生死关头的最后一搏,他故意用语狠毒,以激二世。《吕氏春秋·至忠》说:「 ”至忠逆于耳,倒于心,非圣贤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34]李斯的奏言可谓「 ”忠逆于耳,倒于心”,无奈二世并非贤主,李斯的至忠之言并没有让他幡然醒悟,虽然其后子婴又进谏劝说,仍然没有改变李斯被处死的命运。 这段陈词与上引《李斯列传》中李斯身居囹圄时的「 ”仰天而叹”的文气十分类似。虽然二者语句基本没有相同之处,但均是发泄对秦二世的不满,用语都十分激烈。「 ”仰天而叹”中李斯先直指秦二世为「 ”不道之君”,又历数秦二世「 ”夷其兄弟而自立”「 ”杀忠臣而贵贱人”「 ”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的过错,末尾「 ”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一句与《赵正书》第三次奏言末尾的「 ”斯见其央(殃)今至矣”异曲同工,对秦二世已经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在《李斯列传》中,司马迁是在「 ”仰天而叹”之后,才记录了李斯自陈「 ”七宗罪”的狱中上书,行文安排与《赵正书》恰好相反。比较来看,李斯的「 ”仰天而叹”比自陈「 ”七宗罪”的上书措辞更激烈、感情更丰沛,如果单从文章营造的烘托效果来看,《赵正书》将李斯「 ”且死”之语置于自陈「 ”七宗罪”之后的安排无疑更胜一筹。[3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李斯列传》中全文引录了李斯阿谀秦二世的督责之书,这也成为李斯「 ”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最有力证据。而在《赵正书》中此事却只字未提。此前已有学者怀疑督责之书并非李斯之作,而是后人为了贬低法家而伪造的。[36]我们推想《赵正书》作者不采督责之书的原因有三,一是作者可能没有见过督责之书;二是见过督责之书,但以之为伪,故不取;三是督责之书为真,但因其与李斯忠臣形象不符,故不取。 由以上论述可见,如果我们抛开对历史真实的探究,只探讨作者的创作用意的话,《赵正书》的作者很显然是在告诫君主要听谏,为此而塑造了李斯的忠臣的形象,以李斯的忠心,反衬秦二世的不听谏。而李斯的忠臣形象虽然与《李斯列传》不符,却很可能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 《李斯列传》「 ”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已经明言「 ”人皆以斯极忠”,可见汉代人对李斯的主流看法也许是「 ”极忠”,但李斯却以「 ”被五刑死”的悲惨结局收场,其冤屈不免令人同情。而在其余相关文献中,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到汉代人对李斯忠臣形象的认同。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自污入狱,刘邦将萧何与李斯对比,说:「 ”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37]「 ”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的李斯,确实是忠臣模样。《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又有「 ”李斯竭忠,胡亥极刑”[38]之句。类似记载又见《法言·重黎》: 或问:「 ”李斯尽忠,胡亥极刑,忠乎?”曰:「 ”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从浮大海,立赵高之邪说,废沙丘之正,阿意督责,焉用忠?”[39] 梁玉绳《史记志疑》:「 ”《法言·重黎篇》有答或人李斯尽忠之问,当时盖有以为忠者,故邹阳曰‘李斯竭忠’。”[40]梁玉绳亦以为汉代有人认为李斯是忠臣,而扬雄的说法应是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才以为李斯不忠。又《说苑·杂言》载: 太公一合于周,而侯七百岁。孙叔敖一合于楚,而封十世。大夫种存亡越而霸句践,赐死于前;李斯积功于秦,而卒被五刑。尽忠忧君,危身安国,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绝,或以赐死而被刑,所慕所由异也。[41] 《说苑》将李斯与太公望、孙叔敖、大夫种并列,认为他们「 ”尽忠忧君,危身安国,其功一也”,看来也是忠臣形象。 《李斯列传》中,赵高虽然希望找出「 ”斯与子由谋反状”[42],但从《李斯列传》所述李斯事迹来看,李斯根本没有谋反之心。李斯由一个上蔡布衣,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官居丞相,并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人生可谓成功。而三十余年间,李斯家族亦在李斯经营之下权势显赫、枝叶硕茂。《李斯列传》说:「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斯家族与秦始皇家族有紧密的联姻,李由又在秦的重郡任职。李由告归咸阳时,李斯置酒于家,「 ”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43]家族声势达到极盛。 李斯若不忠心,何必在秦国逐客时上书自陈?李斯若有谋反之心,沙丘之时可谓千载难逢的良机,李斯又何必与赵高合谋诈立胡亥?胡亥残杀自己的同胞公子和公主时,「 ”相连坐者不可胜数”[44],李斯的儿女必然会受到牵连,而李斯选择隐忍不发,其中或有其忠君观念的影响。而李斯入狱之时,李由仍身兼三川守之要职,处于镇压反秦义军的前线。若得知自己老父被囚,自己又受到无端审查,李由是否还会为保秦而力战也要打一个问号。通过李由抵抗至被反秦义军所杀一事来看,李由也没有谋反之心。 真实的李斯也许永远无法找回,但通过《赵正书》的记载,我们或许可以勾勒出与《李斯列传》大不相同的李斯脸谱。邢义田在《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自序中说: 所谓立体的历史,是三度空间整体的历史画面,由(1)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经(2)历史研究和写作者的手,传递给(3)读者,三者互动而后产生。历史研究和写作者生产并传递画面。读者心中能有怎样的历史画面,是否生动立体,一方面取决于读者自己,一方面也取决于生产和传递者的喜好、能力、训练、眼光以及据以建构的画面。[45] 无论《李斯列传》还是《赵正书》,它们的作者对李斯的描绘可谓「 ”生动立体”,而对这「 ”生动立体”的画面背后的历史事实的判定,当然要持审慎的态度。面对不同的历史记载,除了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作者对历史素材的选取、编排,通过考察作者的观念和态度,来研究他们的历史观念。两千余年来,受司马迁的影响,李斯的忠臣形象日渐模糊在历史深处,而《赵正书》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评判李斯,重新认识司马迁的笔法,重新思考汉代人的历史观念,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注释: [1]李贽:《史纲评要》卷四《后秦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页。 [2]茅坤:《史记钞》卷五五,明泰昌元年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1620年。 [3]徐枋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居易堂集》卷一〇《书李斯传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4]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98页。 [5]李景星著,陆永品点校:《史记评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6]吴见思著,陆永品点校:《史记论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7]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九,第498页。 [8]《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5页。 [9]《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3页。 [10]王子今:《「 ”忠”观念研究—一种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与历史演变》,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6—135页。 [11]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九《臣道》,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54—255页。 [1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5页。 [1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0—2561页。 [1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0—2551页。 [15]《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3页。 [16]《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0页。 [17]参见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赵化成《〈赵正书〉与〈史记〉相关记载异同之比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9—302页;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日本中国史学会编集:《中国史学》第26卷,京都,朋友书店,2016年10月,第25—38页。 [18]本文所引《赵正书》简文,均出自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以下不再注出。 [19]「 ”其后”之前的语句有所缺失,但我们可以推测秦始皇当是举例叙述历史上先主去世、新君孤弱之例。 [20]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周驯》「 ”十一月更旦之训”中亦有关于秦人从死的内容。 [21]《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8页。 [22]章懋:《枫山章先生集》卷四《读蜀汉志》,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6—117页。参见王子今《诸葛亮的神话》,《千百年眼——皇权与吏治的历史扫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14—216页。 [23]王士祯《居易录》卷一二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此句原断作:「 ”今道远而诏期宭(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整理者注释中又提出第二种断句,此以第二种断句为准。 [25]参见姚磊《北大藏汉简〈赵正书〉释文补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1期。 [26]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九,第502页。 [27]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卷八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30页。 [2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1页。 [29]宫崎市定:《史记李斯列伝を読む》,《东洋史研究》第35卷第4号,1977年3月,收入《宫崎市定全集》卷五,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245—246页。 [30]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 [31]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卷八七,第3330页。 [3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1页。牛运震以为此句「 ”写李斯小人肺衷,委屈如见,亦正呆得可怜。”(牛运震撰,崔凡芝校释:《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卷九,第502页) [33]《赵正书》中出现两处「 ”斯且死”,此是指第二处。 [34]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一《至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2—243页。 [35]《赵正书》没有竹简遗失,内容基本完整。整理者对《赵正书》简册的编连顺序也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 [36]安子毓:《李斯「 ”督责之书”系伪作辨》,《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 [37]《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018页。 [38]《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第2471页。 [39]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一五《重黎》,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2页。 [40]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22页。 [41]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一七《杂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10—411页。 [4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61页。 [4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7页。 [4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2页。 [45]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本站网书店,2014年,第2页。 本文原载于《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18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2018年第2期转摘。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学习古籍版本,离不开查看实物、关注古籍网拍、了解市场价格!点滴是低成本、最方便的学习方法:长按图片选择「 ”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点滴拍卖或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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