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和玉米为什么能救清朝的命

Posted 2022-12-28 红薯

篇首语：忙于采集的蜜蜂，无暇在人前高谈阔论。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红薯和玉米为什么能救清朝的命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红薯和玉米为什么能救清朝的命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社会，农业不仅决定着古代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还无形地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作为农业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人口和土地——一旦出现比例失调，王朝的统治就会出现危机。如西汉、东汉、唐朝、北宋、明朝，人口最多的时候都不是出现王朝盛世，而是出现在王朝的末期或大变局时期。早在战国末年，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指出这个支配中华文明命运的死结：「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意思是说，在土地生产粮食恒定的情况下，如果不控制人口增长，那么每个人分到的粮食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大家肯定会为了抢夺食物而大打出手！简而言之一句话：粮食增长必须跑赢人口增长，否则便会天下大乱。明白了这个，也就不难理解为啥古代人口数量很难跨过一亿这个坎儿。因此，要想打破人口增长的瓶颈，必须要解决人地比例失调的问题。清朝前期，因为战争的破坏，造成了大量人口减少和大片土地荒芜，人地矛盾不是很突出。等到了康熙时期，随着局面的稳定，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问题很快又显露了出来。康熙作为中国古代最睿智的皇帝之一，自然少不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与康熙四十八年（1709）间，曾数次把「 ”人地矛盾”的话题拿到台面上讲，明确指出：「 ”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同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全国丁银数为永久的征收定额，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这其实是一种让利于民的做法，可以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时刻，减轻后来人的一些负担。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哪怕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不断增长的人口始终还是要吃饭的。因此，节流（省粮食）从来都不是解决吃饭问题的最好办法，开源（增加粮食产量）才是。但是，在中国古代，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下，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不高，且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所以，要想增加粮食产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开垦荒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公元1723年春，刚即位几个月的雍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特下一道旨意说：「 ”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生？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把开垦荒地这事，上升到国家高度。然而，开荒如同啃鸡腿，容易咬下来的大块肉早就在顺治与康熙时期被开发殆尽，到雍正朝，很多地方只剩下一些贫瘠的零碎土地，想大规模的开荒已经没有实施的空间与条件了。因此，尽管雍正非常想解决当时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可到最后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无什么建树。可以想见，如果他的继任者乾隆仍然没有更好办法的话，那么乾隆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亡国之君。幸运的是，乾隆明显要比他的老子更会变通。经过认真思考与研究，乾隆发现，单纯的开荒肯定是无法满足新增人口对粮食的需要。与其这样，不如「 ”地尽其利”，让那些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官员自个儿去想办法。于是，他开始大幅度扩大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将「 ”农事考课”强行列入决定官员前途的考核。官员们见农事关乎到自己的仕途命运，纷纷开动脑筋。其中有些官员发现皇帝并没有明确规定「 ”以粮为纲”，就开始在经济作物上打主意，比如棉花、茶叶、蔬菜水果、甘蔗、油菜甚至花卉等等。虽然这些东西不太能直接用来果腹，但可以拿来卖钱，「 ”一亩可收稻田数亩之利”。清史专家高王凌曾指出：十八世纪清代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内容，主要是发展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和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乾隆当然也没闲着，就在他为缓解人地矛盾忙得不可开交之际，福建有个叫陈世元的商人也在为一件事四处奔波，那就是推销「 ”金薯”。陈世元对「 ”金薯”极为看重，每到一处，他都要向当地乡绅推销此物，说一大堆济世安民的话，待对方买下后，他还亲自把那宝贝似的东西埋进土里，示范栽种方法。「 ”金薯”又叫红薯、甘薯、朱薯、番茹、红山药、玉枕薯、山芋、地瓜、甜薯、红苕、白薯，原产于美洲，大航海时代前期由西班牙人携至吕宋（即菲律宾）等国栽种。明朝万历年间，在吕宋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见当地种有红薯，耐旱易活，生熟皆可食，有「 ”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便不顾西班牙政府的禁令，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渡海带回福州培植。由于红薯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不用辛苦的照料，产量却是稻谷或小麦数倍，这对那些饥肠辘辘的百姓来说，不啻于天大的福音，因此很快在东南沿海推广开来。据记载，乾隆六年（1741）的时候，清朝曾进行过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当时统计的人口数字为1.4341亿，年增长率约为1.29%，即每年大约要多出258万人，远超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按照历史的宿命，乾隆初年本该是一个福份已尽的时代，因为这时的人口几乎达到了土地承载的极限。接下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饿死，而在饿死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选择铤而走险，也就是造反。然而，红薯与它同伴（土豆、玉米）的到来，延缓了这一恐怖景象的发生。再比如玉米，同样来自美洲，同样容易养活，且更加耐旱，也适合大规模种植。因为玉米的到来，清朝大量难以灌溉的山丘旱地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数千年来第一次被视作耕地而得到开发利用。乾隆年间，玉米在全国到处推广。河北地区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就曾经给访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留下过深刻印象。还有土豆，这个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块茎草本植物，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成为小麦、稻谷、玉米之外的第四大粮食作物。据载，土豆大约是在十六世纪时引种到中国的，明末农学家徐光启曾在他的《农政全书》中这样记载：「 ”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 土豆和它的同伴红薯一样好养活，落地就生根，入土必出芽。康熙十八年（1679），福建松溪县发布了一道劝农文告，点名要求当地农民大力种植「 ”马铃薯”。这是中国最早推广土豆种植的政府文件，也是土豆学名的由来。此后，在全国各地的农政文献中，土豆开始被冠以各种名称大量出现，比如洋芋、山药蛋等等。从这些非常「 ”乡土”的别名来看，土豆在康乾时代已经完全融入中国文化。于是，伴随着这些美洲高产农作物在中国落户，使得很多原本只能长草的土地开始变成耕地，悄无声息地扩展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比如，在清朝，有玉米参加轮作复种的土地，要比那些没有玉米轮作的土地增产四分之一。再比如，水稻亩产超过千斤也就是最近几十年才实现的事，而红薯、土豆亩产千斤，在清代时已经能轻松做到。因此，正是有了这些高产作物的帮助，清王朝才有可能养活比以往任何一个王朝都要多得多的人口，也刺激中国人放心大胆地去生养更多的人口。乾隆五十年（1785），八十岁高龄的陈世元受政府委派，前往河南传授种植红薯之法，途中逝世。乾隆闻讯，开恩追赠陈世元一个国子监学正职衔，一个区区正八品的官位。有人对乾隆的这一做法嗤之以鼻，因为他过于放大自身的价值，没有真正认识到陈世元推广红薯的功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若不是有红薯、土豆、玉米来救急，乾隆哪怕再英明一百倍，其命运恐怕也不会比其他末代皇帝好太多。毕竟，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从来不是个人力量能做到的。所谓贪天之功为己有，无耻之尤是也。果然，到了乾隆末期，随着高产农作物普及完成，粮食增长速度再次放缓，人地矛盾又慢慢显露出来。四川、湖北一带，一些吃不上饭的百姓，在几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野心家的鼓动下，发动了白莲教起义，揭开了清朝后期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序幕。看来单纯靠红薯、土豆、玉米的力量还不够，否则后来邓小平同志也不会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吃饭问题早已不再是个问题。本文节选自最新版出版的《鬼脸历史课4元朝和明清》《鬼脸历史课》小说笔法重写历史课本口耳相传风靡校园一看就停不下来的历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