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是海禁的受益者和支持者

Posted 2022-12-28 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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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海禁的受益者和支持者

海禁，是关于明清时代海上贸易绕不开的话题。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是海禁导致了倭寇的出现。但海禁真的是简单的禁止海上贸易吗？谁在禁止海上贸易？又是谁在海禁里获利呢？古代的海贸，参与的商民可以分为三种，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巨商。而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背景下，新产生的巨商也往往会寻求官方背景，他们有的被拒绝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有的则因为为朝廷做出一定贡献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许可，比如郑芝龙，但得到官方最高许可是非常困难的，绝大部分的巨商寻求的是与地方官僚势力勾结，官商互利。大清官海瑞一生无子，其养子养孙却凭借海瑞的影响力成为巨富，海述祖更是有杀人越货嫌疑如海瑞的养孙海述祖，其父海中适凭借海瑞侄女婿，历任贵州乡试、兵部副使、湖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的高官梁云龙及其家族的庇护，就成为了海南的海贸巨富。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层楼，富可敌国，据说海述祖曾经将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杀死在海上，夺取其货物资财，然后谎报说【狂风败舟,幸凭擎天柱，遇救得免】。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参见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为何永乐大帝下西洋的同时也搞海禁？关键得看禁的是谁的海上贸易》）。郑和下西洋收购到的宝货由商民们代为销售，许多百姓因此得以致富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至于广州等其他港口是否允许商民出海，因为史料缺乏，至今还颇有争议。开放后的月港景象，隆庆帝虽然开海，对于发放船引还是有些扭扭捏捏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按清代大臣阿里衮的奏折，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30艘！由于广州商船稀少，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为了满足广州十三行商人的利益，关闭了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清代粤海关按照《康熙朝实录》中的记录，康熙时代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数量就号称多达千余艘，与上面的数据对比，事实证明，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譬如南宋每年海贸收入最多时也只有数百万贯铜钱。而罗伯特·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清末由洋人罗伯特·赫德打理海关使得关税收入暴增但是比起清代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再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我们就能发现，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闽浙士大夫一方面反对开海，另一方面又把严格执行海禁的封疆大吏朱纨迫害而死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当然是分不开的。清朝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保护平民利益呢？并不是如此。清朝土地兼并历朝历代第一，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何炳棣更是在《明清社会史论序》中指出清代平民向上流动机会远不如明朝。美国清史权威何炳棣先生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没有半点关系。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军纪极劣，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又实施了迁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些活动，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所以后来，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那么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抵抗少呢？清代平南王尚可喜，以血洗广州著名不然，广东民风彪悍，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更加惊人，如尚可喜屠广州，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但是因此，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新产生的士绅阶层，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尚可喜家族在广州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不断举行纪念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而广东十三行的存在，证明在清代，官商勾结的巨商已经不满足于和中等商民争利，他们更是将手伸向了陆上与外国商船的贸易，通过寻求代理官营形成垄断，使得无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计，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情况在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更加明显。清代广州十三行洋馆景象有些人认为明代汪直、徐海等人是有追求的海商，而指清代蔡牵、张保仔等人为穷凶极恶的海盗，这种看法是偏颇的。为什么清代海盗中出身底层者多，实是因为乾隆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之后，底层商民无力从各地转运货物到广州港与外国人贸易，无以为生，不得不出海为盗。则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底层商民的保护方面，明代是比清代好得多的。钮琇《虞初新志》：海忠介公之孙述祖，倜傥负奇气，适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举子业，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产，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长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张二十四叶，以象气；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谓独出奇制，以此乘长风破万里浪，无难也。濒海贾客三十八人，赁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以述祖主之……家人蚤闻覆溺之信，设主发丧，乍见述祖，惊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风败舟，幸凭「 ”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广州，出囊中珠，鬻于番贾，获赀无算，买田终老。康熙丙子，粤僧方趾麟亲访述祖，具得其详。时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岁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康熙朝实录》：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官造海船数十只、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并谕：「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明史·朱纨传》：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具状闻，语复侵诸势家。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纨闻之，慷慨流涕曰：「 ”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绝命词，仰药死。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序》：分析结果以平均数而言，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清代，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靖海纪事》，陈迁鹤所作《叙》：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广州贸易的繁荣，是以牺牲沿海各港口的贸易作为代价取得的。我们不能以此推论当时整个中国外贸的发展程度。中国各地的产品不能就近运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须远途跋涉运来广州，增加了商品的运输费用。从全局看，显然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曲墨封，任何媒体或者公众号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