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当年为何没能征服日本

Posted 2022-12-28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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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当年为何没能征服日本

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清末）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 ”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 这是鲁迅先生在《坟•说胡须》中写下的话。鲁迅先生所指，是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军队跨洋征伐日本，即元朝伐日之战。这场战争对中日后来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在日本，形成了「 ”神风”的国家神话；在中国，则有天时不济的感慨。看法殊异，却共同认定：如果不是遭遇台风，日本绝非元朝对手。事实真的如此吗？通过翻检史料，学者周思成发现，事实远比传说复杂：首先，两次远征，元朝军力明显不足，在战争过程中，元军战果甚少，基本处在下风；其次，元军未派出一流指挥官，几名高级将领互相掣肘。其三，元朝准备严重不足，甚至不知对手是谁，不了解对方的地理环境。其四，元军舰船虽多，但为赶工期，粗制滥造，甚至是河船改装的，经不起风浪。综合以上因素，可知元朝伐日之战必败。忽必烈甚至有取败的动机：元军参战主力是南宋降卒，这些士兵社会地位低，皆被刺青，放归社会亦为害，不如在战场上消耗掉。基于这些对细节的钩沉，便有了《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本书最大特色在于：在描绘大历史进程的同时，呈现出以往被忽略的、卷入战争中的小人物们。被后人视为奸臣的贾似道。比如南宋僧人祖元，曾得南宋权臣贾似道欣赏，因战祸到了日本，又被北条时宗（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推重，后者恰是元朝伐日之战的日方主持者…… 再如竹崎季长，本是下级武士，多妄言，饱受邻里嘲笑。幸元军来袭，建功心切又无纪律的竹崎率先冲阵，受伤而还，意外成了勇气的象征。可战争结束后，却未得封赏，竹崎只好踏上漫漫上访路…… 日本描绘的竹崎季长冲阵。还有日将少弍资时，才十二三岁。按当时日本作战礼仪，单骑来到阵前，射出一支小响箭，表示战斗开始。没想到，元军竟爆发出一阵哄笑，因元军作战前，「 ”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与这样的热闹相比，响射太过儿戏。少弍资时满脸通红，跑回本阵…… 《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虽是一本小书，却呈现出历史的丰富与多元。为更好解读它，特专访了本书作者周思成先生。日本首次被别人打问：从本书后记看，您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完成了这本小书，您为何如此关注这段历史？周思成：中日有两千多年的友好历史，其间发生过三次大战，即唐朝白江口之战、明朝壬辰倭乱（即明朝抗日援朝之战），再有就是元朝伐日之战了。白江口之战的史料甚少，人们较多关注后两场战争。忽必烈元朝伐日之战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形成意义重大，在近世之前，日本这是首次被别人打，刺激了民族意识，此前都是它打别人。从明治维新起，一直到昭和时期，日本反复提起这场战争，强调「 ”神风”的作用，将自己称为「 ”神国”。二战时，日军成立自杀式攻击队，便命名为「 ”神风攻击队”。在中国，元朝与传统中原王朝是什么关系，尚有争论，不像强汉、盛唐那么受重视。但元朝伐日之战打的是日本，所以近代以来，一旦受日方刺激，人们又会想起这一话题。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人们对这场战争仍有不少的刻板印象，有必要对事实加以钩沉。主要史料已经穷尽问：元朝伐日之战的史料太少了，还能钩沉出什么新东西吗？周思成：确实如此。因年代久远，留下来的记录很少，日本相关研究较多，所用材料、陈述方式大同小异，主要史料已基本穷尽了。日本当时实际的统治者北条时宗相比之下，明朝抗日援朝之战的材料就丰富得多。可以从中、日、朝三方记载中，还原出历史的原貌，而元朝伐日之战的记录太简单。相关研究的突破点在两方面：首先，相关海域的考古记录，这些年陆续有成果出来。其次，从元朝文人的文集、碑传中，找一些相关材料，毕竟元朝伐日之战有较大社会影响。在后一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将找到的细节材料组合起来，放在本书中。渲染此战，是为捏造「 ”举国一致” 问：为何日本这么重视这场战争？周思成：黑船来航（1853年）后，日本被迫打开国门，为凝聚民族认同，需要竖立一个「 ”举国一致”的标本。元朝伐日之战被塑造成民族神话——天皇亲自祈祷，强藩全力作战，武士表现勇猛，国民也很支持……这一神话被反复宣讲。其实，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是镰仓幕府，它是军政府，一旦对元妥协，其统治合法性便消失了，只能死战到底。可见，镰仓幕府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参战的，并不是「 ”举国一致”。当时日本武士参战，也只是为了获取个人的荣誉和利益，并不像日本民族史学所强调的那样，是所谓「 ”一致对外”。忽必烈为什么要伐日问：一些通俗历史作品称，忽必烈之所以伐日，因贪图日本出产黄金，是这样吗？周思成：在伐日前，忽必烈没有制定完善的计划，具体目的是什么，从史料中，目前找不到任何证据，写作者只能各自发挥想象力。日本绘制的《元寇袭来绘图》局部我认为，忽必烈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压力，他靠权谋上位，不被其他家族成员认同，只能不断开疆拓土，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大汗。然而，如果内部问题解决了，是一个健康帝国，扩张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内部问题没解决，不是一个健康帝国，扩张不仅治不了病，反而可能是毒药。问：元朝战力超强，为什么伐日却两度惨败？周思成：蒙古帝国能所向披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情报工作做得好，充分了解对手，可在伐日之战中，却毫无作为，甚至不知敌将是谁。当然，镰仓幕府对元朝也不太了解，只是笼统地称为「 ”异国人”。在战略上、战术上，忽必烈可能太藐视对手了。两次伐日失败后，元朝吸取了教训，做了一些改变，比如雇了两名海盗头子领导水军，改用抗风能力更强的船只，忽必烈本想第三次伐日，但他去世了，未能进行。忽必烈没拿出全部力量对付日本，包括打安南失败，犯的也是同样错误。没有台风，伐日也未必能成功问：在战争中，日本也没派出主力部队，却几乎全程压倒元军，为什么？周思成：战争开始时，正是镰仓政府最盛期，它是一个武家政权，非常尚武，重视军事训练，武士的作战能力很强。元朝伐日之战后，大量有功武士要求兑现赏赐，镰仓政府拿不出这么多资产，由盛转衰。文永之役参战的日本高级武士，日方文献认为他们使用毒箭，给元军造成很大损失，但本书认为此说无据。忽必烈不了解相关信息，派兵数量太少。我认为，以当时元军规模，勉强能打下九州，很难征服日本全境。问：既然如此，日本为何将元军视为劲敌？周思成：日本的作战方式、武器有问题。当时日军的作战方式还是单打独斗，武士骑马对冲，到一定距离后互相射箭，决定胜负，有点像近代欧洲骑士的战法。这种作战方式决定，日军披甲重，箭也重，射距、频率均不及元军。元军则采用集团作战，用快弓进行覆蓋式射击，会战时满天箭雨，日军很吃亏，死伤较多，所以视元军为劲敌。元朝百姓竟以为打赢了问：对于伐日这一错误决策，南宋降将均大力支持，为何他们能忽悠了忽必烈？周思成：在南宋降将中，确有一些人是有才干的，但此时他们的年龄都已比较大，剩下的人在元灭南宋中没出什么力。忽必烈看不起这些人，为给未降的南宋将领树个典型，也会重用一些降将，封个「 ”江汉大都督”之类听上去很漂亮、其实没什么职权的官。南宋灭亡后，降将们连这样的虚衔也捞不到了，他们鼓动打日本，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在元朝伐日之战中，忽必烈没把降将放在重要位置上，只是当成炮灰用。可见，彼此在互相利用而已。问：第一次伐日失败，元主将之一刘复亨反而受了赏赐，他后来的墓志铭中竟说他「 ”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本，与倭兵十万遇，战败之”，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周思成：不奇怪，当时百姓对这场战争既不关心，也不了解。《元史•日本传》中说：「 ”惟虏掠四境而归。”《元史•世祖本纪》也说：「 ”赏东征元帅府日本战功，锦绢、弓矢、鞍勒。”元朝单方面宣布取胜了，大家也就以为胜了，所以看到刘复亨的墓志铭，也不知道他在说谎。个体命运是历史魅力的所在问：本书中涉及了很多小人物，在以往写作中常被忽略，为什么您特别关注他们的命运？周思成：个人兴趣吧。我喜欢历史，就源于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他们或处在战乱中，或处在和平中，从中能体会出人在不同环境中会如何，所以我特别喜欢读传记，这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在历史研究中，主要分析的是思潮、制度等，但我很关注历史中的个人。毕竟历史是由各种小人物呈现出来的，在元朝伐日之战中，触动我的不只是忽必烈，也包括被斩首的元朝使节，乃至被卷入战争的旁观者。在史料中，我读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小人物，他生活在北方，因受大户欺压，族产尽失，还背上一身官司，只好跑到南方，参加了元朝伐日战争。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只是为了满足野心而已，他想在遥远的国度建功立业，以摆脱个人困境。这场战争是统治者为证明自己的威望而发动的，个人参与，是为满足个体所需，而非民族主义。在书中，我没写这个案例，但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对那段历史应有距离感问：对于今天读者而言，了解这历史的意义何在？周思成：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历史的意义不只是胜负，还有胜负背后的东西。元朝伐日之战变成日本现代民族神话的资源，反而给社会心理造成扭曲，进而影响了民族发展，对于这一历史教训，所有人都应引为镜鉴。元朝伐日之战，被日本称为「 ”一千万人（日本当时人口）打败两亿人（元朝当时人口）”，其实元朝未派主力部队此外，真实的历史和塑造的历史是有区别的。比如明朝抗日援朝战争，明朝为树立万历皇帝的形象，将其列入「 ”万历三大征”，成了帝国荣耀。后人也引用它，用来证明「 ”历史上能打赢”。但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探求真相，而不被帝国的意识形态塑造的刻板印象迷惑。历史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人物，不能标签化。如果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意识到这一点，我就很满足了。问：阅读这本书，您的建议是什么？周思成：读书是个人的事，每个人的感受差异很大，我不好提什么建议。我个人有点希望，就是希望大家能对那段历史有一点距离感，这样才能客观、冷静。带入感过强，可能会有先入之见。文/唐山周思成：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现就职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能阅读日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维吾尔文和蒙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