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如何写史

Posted 2022-12-28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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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如何写史

中国古代关于「 ”史”的意义，概有二说:一说以「 ”史”为记事之义;一说以「 ”史”为掌官书的职名。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叙述前迹，褒贬得中，足为后人借鉴，乃可称史。换言之，史的本质是「 ”中正不阿”，史的功用是「 ”有裨治道”，这就是中国古代对于史的观点。西晋目录学家荀勖撰«中经新簿»，分书籍为甲、乙、丙、丁四部，史始独立为丙部，而隋唐诸志则列史为乙部。因此史学在古时又称为「 ”乙部”或「 ”乙部之学”，其地位仅次于经。现代所说的「 ”历史”，概由「 ”历代之史”简约而来，始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狭义的历史，则仅指社会历史，即人类社会已发生的事件、经历的过程，以及对这些事件和过程的记述。研究历史的学问，称为「 ”历史学”，亦称「 ”史学”，其总体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基础层次，主要是史料方面，包括史料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档案学等; (二)撰述层次，指完成对历史过程、本质、规律的叙述、编纂和揭示，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国别史、区域史，以及与史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等; (三)指导层次，主要是史学理论，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等，这对第一、二个层次的史学起着指导作用。此外，研究历史学本身发展历史的史学史，也属于史学研究范围，而且备受史学研究者本身的重视。至于史的目的，唐代刘知几说:「 ”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近人梁启超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较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概括而言，历史就是「 ”叙述进化之现象”。中国历代史学概说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是指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统一中国以前的历史时期，可远溯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一般是指夏、商、周三代。中国远在商代甚至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以用来记录时事，商代还出现了史官。«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料汇编，保存了商、周时代的一些重要文献。«春秋»是中国传世的最早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记录史事，此书原是鲁国的国史，出于鲁国史官之手，而经孔子整理。如果考究中国古代史学发达兴旺的原因，不能不强调孔子与«春秋»联结在一起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其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书的典籍，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和«战国策»等，各有特色。«左传»一书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一部史学名著，在先秦史学中成就最高。如果说，«春秋»是记事之史，«国语»是记言之史，那么«左传»已经发展到成为一种言事两者兼载的编年史了。汉魏南北朝时期两汉时期出现了两部史学巨著，一是西汉(公元前206—公元3年)时司马迁的«史记»，另一是东汉(公元25—220年)时班固的«汉书»，并称「 ”史汉”。«史记»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记载了二千六百余年间的史事;«汉书»则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二书各有所长，在中国史学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著作非常丰富，以断代史和人物传记最多，断代史著作多已亡佚，现存的名著有西晋(公元265—317年)时陈寿的«三国志»和刘宋(公元420—479年)时范晔的«后汉书»等。«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 ”四史”，是正史中的代表作。隋唐五代时期隋代(公元581—618年)统一和安定的时间较短，只是为其后的史学发展开出端绪。唐代(公元618—907年)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的«史通»，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看法。中唐以后，开始出现旨在「 ”通变”和「 ”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五代各朝(梁、唐、晋、汉、周)在分裂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仍然设置史馆，史官制度亦大致上承袭唐朝的体例，保持由官方征集史料、纂修实录等史籍的基本格局。隋唐至两宋时期，官方史学发展迅速，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化，首先就是表现于官方史学的建设方面，包括史馆建置与记史、修史制度，以及官方对本朝史事的记述和纂修。宋元时期北宋(公元960—1126年)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内容以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为重点，在史学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南宋(公元1127—1279年)时袁枢据此编成«通鉴纪事本末»，首创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南宋时又有郑樵撰«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宋末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通史，但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时政。«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并称「 ”三通”。「 ”三通”的影响及于后世，清代和近代都有续作。清代有«续通典»«续通志»和«续文献通考»，又有«清通典»«清通志»和«清文献通考»，合称「 ”九通”;连同近代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成为「 ”十通”。明清时期明朝(公元1368—1644年)大致沿袭元朝的史官制度，没有常设的修史馆局，如有修史之事则临时抽调人力，翰林院就是提供修史人员的重要机构。缺乏修史组织，是明朝官方史学不能振作的原因之一。清代(公元1644—1912年)到了乾嘉时期，历史撰述与评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成绩，考史著作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为代表，并称「 ”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尖锐的批评，且提出自己的史学见解，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很大建树。«史通»与«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两大史评，后世亦将刘知几与章学诚二人并列。近代以来清朝末年，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趋复杂多端，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既着眼于创新，实亦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传承。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不少关于新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著译，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之类的新式著作，亦应运而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分章分节叙述历史事迹，称为「 ”章节体”。其后史学界普遍采用这种体裁，直至现在。同时值得注重的一事，乃学者于埋首历史研究和撰写史学著作之外，从事历史教学工作者大不乏人，为普及历史知识于大众作出贡献，成为近代史学的一大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取得可观的成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全面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