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那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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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八年那场热
「 ”一场夏雨一场热。”度过了一场小雨的北京，滚滚的热浪便又扑面而来。早上八九点，就已经提前进入火焰山。到了中午出门一趟，「 ”热死了，热死了”总是挂在嘴边。 但是，我们口中的「 ”热死”不过是一种程度副词，而在乾隆八年，一场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持续长达半月的高温天气可真是「 ”热死人了”，京城和京郊光穷人和胖人就热死了一万多人！ 自1916年以来，北京的最高气温，在1942年6月15日，温度高达42.6℃。 此后1961年、1968年等都有40℃以上极端高温天气。据一些网友回忆，在近些年的北京，到了38℃、39℃，「 ”阿姨提着一袋鱼上地铁，就能闻到烤鱼味儿了”，可以想见其灼烧威力了。 但这些也比不上乾隆八年那场热，据专家换算，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 热到什么程度呢？《续东华录》记载：「 ”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大概就是走在大街上，转眼就有人热死…… 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Gaubill）在寄往巴黎的生活报告中描述了当年北京的酷热景象： 老北京人从未遇到像1743年7月这样酷热的天气。7月13日这天热得使人难以忍受，贫民和其他人，主要是胖人中暑或者热死，死者躺在道路或街上，有的停放在屋里。 许多教徒在向上天祈祷和忏悔，皇帝和大臣们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采取措施，以解除人们的痛苦。在每条主要街道和城市门洞，都在发放降暑药品及冰块。 据大臣们的统计，在7月14日到25日期间，全城内因为酷热天气死亡11400人，这主要发生在贫困区，死者多为贫民、技工和手工业者，尚不包括富人和职员们，若加起来死亡人数要超过上述数字。” 传教士宋君荣关于1743年北京酷热的记录片段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贫民和胖人们，中暑成为一件普遍的事情，热死成为一件常见的事情，有万余人死在这场持续高温天气中。 此外，宋君荣还对酷热天气做了气温观测和记录，其中20日-25日温度都在40℃以上，25日高达44.4℃，达到了温度极高点。25日到26日晚间，东北风并下了雨。26日温度为31.9℃，比前一天下降了十几度，至此，长达近半个月的高温酷热天气才终于结束。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用气象仪器对气象数据的观测记录。 然而，这样的酷暑并不局限于北京。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载，当年的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整个华北地区都异常炎热，这在各地的地方志上有所体现。 《顺天府志》记，乾隆八年五月(农历)「 ”大热，人多死。” 北京西北的怀来县县志载：「 ”夏暑热，有死者。” 北京东南的天津县县志载：「 ”五月大旱，苦热土石皆焦，人多热死……” 《保定府志》：天气亢旱，自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初五日（即7月15日～25日）人多死。 最为惊人的还是要数河北高邑县：「 ”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初五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死，初六日（7月26日）未时得雨，暑气始消。” 对这次罕见的持续高温天气，乾隆帝虽身处皇宫，冰块、排扇为数不少，但也殊为难耐，尤其是看到山西、山东、陕西、河南等华北各省的奏章，竟也都和京城一样，酷热难耐，热死人的情况屡见不鲜。 乾隆画像 图源ICphoto 乾隆帝为此曾接连下达多道谕旨，清廷也采取了多项防暑措施。 比如，下旨着意照看来京不久的苏禄国使臣，「 ”多给冰水及解暑药物，并遣医人不时看视。” 比如，给犯人减刑，「 ”或应释放，或应减等”，那些不能减免的重刑犯，则「 ”添盖席棚、给发冰汤、药饵”。 比如，拨款九门，在各城门准备冰水药物，「 ”以防病暍(yē，中暑)”。 乾隆帝最喜爱的消暑饮品——酸梅汤 乾隆八年六月初一，乾隆帝连发两道谕旨:「 ”近日京师天气炎蒸，虽有雨泽，并未沾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者多，朕心深为忧惕，著礼部即速虔诚祈祷。” 又谕：「 ”今年天气炎热甚于往时，九门内外街市人众，恐受暑者多，著赏发内币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可传与步军统领舒赫德即速遵旨办理……” 随着一道道谕旨的颁布，高温天气虽并未有所缓解，但城门洞的解暑冰水却让百姓们多少踏实了一些，依稀有几丝凉意吹到了心底。 说说您记忆中夏天最热的时候，热到什么程度？ 本文图片部分源自网络，侵删。 文章参考： [1] 曹冀鲁（北京市气象局），乾隆年间北京的高温记载，《北京档案》1999年08期 [2] 哈恩忠，乾隆八年酷热天，《紫禁城》2003年03期 （更多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北京传统文化联盟”了解）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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