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84年，中国历史的进程彻底由双轨道走向了单轨道

Posted 2022-12-28 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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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84年，中国历史的进程彻底由双轨道走向了单轨道

一、五国伐齐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韩、赵、魏四国共同伐齐。五国联军与齐军激战于济西，齐军大败。随后乐毅率领燕军单独追击齐军，乘胜攻克齐国七十二城，并直接杀入了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出逃，进入临淄的燕军烧毁了齐国的宫庙宗室，齐国的珍宝巨财也被燕国掠夺一空。虽六年后田单击败燕军，重新恢复了齐国的疆域，但是齐国从此一蹶不振，退出了强国的舞台，直至公元前221年最终被秦国所灭。公元前285年的「 ”五国伐齐”事件，不仅改变了齐国，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 ”五国伐齐”之前，山东六国中唯有齐国可以与秦国抗衡，齐国也是合纵序列中的中坚力量。但是在「 ”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彻底失去了与秦国抗衡的实力，更是退出了合纵的队列。此事件造成的恶果首先就体现在了二十年后长平之战上。赵国向齐国借粮，齐国给予拒绝。接着之后的合纵抗秦，齐国不仅均不参加，反而外交结盟秦国，最后导致其余五国被逐个攻破，秦一统六国。秦国和齐国是战国中后期的两个大国，也是强国。两个诸侯国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文明。在「 ”五国伐齐”之前，中国的历史进程属于双轨道前进，最后谁能胜出尚不可知。但是在「 ”五国伐齐”之后，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单轨道。秦国逐渐一强独大，席卷天下的态势基本形成，「 ”秦制”将在六十四年后统治整个神州大地并将在这个国度蔓延两千余年。二、管韩有别不论公元前284年是五国伐齐，还是五国伐秦，中国走向统一都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首先，中国的地理环境不同于欧洲。欧洲大陆具有较多的贯穿性河流，内部多山，多面临海。所以整个欧洲大陆的地理格局呈内部分隔性和外部开放性并举的二重特性。也正因为这个特性，欧洲大陆在地理环境上就缺乏大一统的基因。反观中国的地理环境，当时中原诸侯国往北发展，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发展，是当时生产力还难以开垦的重重森林；往东，是难以征服的茫茫大海；往西，则是不利于农耕的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因此，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各诸侯国只能向内发展，相互吞并在所难免。再加上中国从夏朝开始就有大一统的传统，所以在那个时期，不管是儒家高喊「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注：《孟子·万章》上）”，还是墨家提倡「 ”尚同”，或者是道家认为「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注：《道德经·第三十九章》）”，百家争鸣的思想中都有「 ”大一统”的追求，更不用说以「 ”大一统”为己任的法家了。可是诸侯国想大一统，就必须得打击国内的封建制和贵族阶层。谁能最大化汲取国内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让国君能对国内的一切如臂使指，谁就更有可能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使命。显然，儒道墨三家的学术思想无法担起最大化汲取资源，无限化扩张君权的任务，像「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思想过于超前，同样是国君打击和摒弃的对象。只有法家「 ”法术势”的君主专制集权思想完全符合国君的需要和大一统历史趋势的选择，因此法家成为了大一统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秦国，正因为选择了法家道路且变法最为彻底，最终完成了大一统的历史使命。说到先秦法家，历史上常见一种笼统地定义，称之为「 ”管商申韩”，或者至少也是将管商并列，如曹魏时代的刘劭所说:「 ”建法立制，富国强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其实不然，儒家有「 ”儒分为八”，墨家有「 ”墨离为三”，法家也有「 ”三晋法家”和「 ”齐法家”的区别。作为集「 ”三晋法家”大成的韩非子就曾主动与「 ”齐法家”的法家思想划清界限：「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注：《韩非子·难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齐法家管仲主张君权和法律应该建立在公开的、共同的意志基础之上。但是韩非对管仲的思想嗤之以鼻，他认为君主使用统治之术时，应该连最宠爱的亲信都无法对其进行揣测。虽然法家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是一个必然，但是这个主角在舞台上如何表演却是可以加以选择和雕琢。公元前284年之前，秦国和齐国作为法家的两个主角，共同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两种不同的法家政治文明，但是在五国伐齐之后，舞台的主角就只有秦国一家了。三、秦齐殊途虽然管仲和商鞅走的都是法家治国的道路，但是不同的选择便会有不同的结果。秦国选择了商鞅，便意味着走上了「 ”三晋法家”的变革之路。商鞅的变法内容，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沿袭和完善了魏国的李悝变法和楚国的吴起变法。因为此种变法思想诞生于三晋，兴起于三晋，魏国率先实践，故称之为「 ”三晋法家”。而且齐国在齐桓公时期便由管仲开启了法家治国的模式，虽然过后田齐代姜，但是田氏齐国全盘继承了管仲及其后继者晏子的法家思想。管晏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因为诞生于齐国，兴起于齐国，故称之为「 ”齐法家”。虽然「 ”三晋法家”和「 ”齐法家”都属于法家一脉，但是又犹如华山派的「 ”剑宗”和「 ”气宗”，相同之处虽有，不同之处更多。「 ”三晋法家”和「 ”齐法家”的相同之处有两点：（一）都注重法治。三晋法家对于法治的重视在这里不做过多笔墨，一部《大秦帝国》已让商鞅「 ”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形象深入人心。秦法「 ”刑上大夫”的案例也比比皆是。这里重点说下齐法家对法治的重视。说齐法家，则绕不开《管子》一书。《管子·形势解》写到：「 ”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管子·七法》写到：「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论法》写到：「 ”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可见，齐法家对法治的重视不亚于三晋法家。（二）都具有功利主义。两家均以实际政治功用为目的，即「 ”富国强兵”，拒绝空谈和理想主义。齐国在「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春秋时代，在管仲的带领下率先变法，成为春秋第一霸。即使到了田齐时代，仍是强国之一，能与秦国并称为「 ”帝”。秦国在「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通过商鞅变法，完成了从「 ”诸侯卑秦”到「 ”诸侯恐秦”的转变。注重「 ”法治”和「 ”功利”，乃是法家的根本思想。因此，管商方能并列，才有「 ”三晋法家”和「 ”齐法家”同为法家之说。但是，在践行「 ”法治”与「 ”功利”这两个法家根本思想的道路上，两家展现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殊途，而不同归。第一，两国变法对国富和民富的考量不同。虽然三晋法家和齐法家都注重富国，但三晋法家主张富国弱民，而齐法家则主张富民而治。不论是李悝和吴起，还是商鞅和韩非，三晋法家施政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弱民。「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注：《商君书·弱民》）”三晋法家把国家和人民放到了对立面，国进则民退，国退则民进。此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西汉时期关于盐铁官营和私营之争，便是三晋法家思想的延续。何谓「 ”弱民”，核心就是要让人民保持一定的贫穷度。因为只有人民贫穷，才能更多依靠政府，听政府号令，为政府所用。所以《商君书》原文说到只有人民卑贱了才会在乎爵位；只有人民弱小了才会尊敬官员；只有人民都是穷光蛋才会贪图赏金。而齐法家则与此不同，主张富民而治，藏富于民，更多地考虑人民的利益。《管子·治国》写到：「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管子·牧民》写到：「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仲注重「 ”府不积货，藏于民也。”而商鞅偏爱「 ”家不积粟，上藏也。”这不仅是鲜明的对比，更是水火不容的关系。第二，两国变法对人民地位的看法不同。以管晏为代表的齐法家注重「 ”顺民心”，因此在变法过程中他明确提出「 ”以人为本”、「 ”以百姓为天”的思想主张。在《管子·霸形》中以一段精彩的论述：「 ”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管仲的这个思想，放到今天也可谓不过时，是典型的民本主义。但是三晋法家认为人民仅是成就伟业的工具而已，国家大事不能征求民意，更不能顺民心所指，如果按照人民的意愿治国，必然国之大乱。《韩非子·五蠹》中写到：「 ”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意思是人民所称赞的，国君所优待的，都是导致国家混乱的原因。《商君书·画策》中也说到：「 ”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三晋法家防民甚于防敌。第三，两国变法对刑赏的尺度不同。两派法家学者均强调刑赏在治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都认为「 ”信赏必罚”乃是立国之本，但两派对使用刑赏的方式和程度则有所不同。在刑赏效用上，齐法家认为刑赏非万能，只是治国的途径之一。在罪刑适当上，齐法家治国重视公平公正，主张罪刑相当，功赏一致。《管子·中匡》中写到：「 ”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宽而不凌。”《管子·君臣》中写到：「 ”致赏则匾，致罚则虐。”但是三晋法家则认为刑赏是唯一的治国手段，刑赏在其心中有着至高无上且无可替代的地位。在罪刑适当上，三晋法家贯彻「 ”重刑厚赏”的原则。《商君书·靳令》中写到：「 ”「 ”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所谓秦法残暴，此乃思想根源。第四，两国变法对礼仪文明的理解不同。以管晏为代表的齐法家虽然重视法治和刑法，但是同样重视维护西周「 ”礼乐”宗法制。齐法家在让人民知法守法畏法的同时，也同时知礼，可谓刚柔并济。《管子·牧马》中写到：「 ”不明鬼神，则楼民不信；不袛山川，则威令不为；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通过这段记载，可见齐法家敬畏鬼神和祖先，主张儒家的孝悌和礼义廉耻。认为失去这些，国家就会灭亡。但是在三晋法家哪里，这些都是「 ”六虱”。《商君书•靳令》中写到：「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在三晋法家眼里，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这些符合人类最基本文明标准的东西都成为了妨害国家强盛的「 ”虱子”。而且在对学术思想的处理上，齐国虽然走法家路线，但是对其他学派思想兼蓄并包，终在其稷下学宫引领出百家争鸣的盛大学术气象。反观秦国则是「 ”罢黜百家，独尊秦法”，要求全国上下「 ”以吏为师”。因此，秦国从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没有诞生一位思想家，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秦国的变法只注重「 ”法”而摒弃礼和思，刚强有余而无柔性，所以二世在位时便拉断了秦帝国这张硬弓。第五，两国对发展工商业的观点不同。三晋法家和齐法家都重农，都把农业放在「 ”本”的位置。但是在面对工商业时，两家的反差比较大。齐法家对待农商关系的原则是「 ”重农饬商”，即重农不抑商业。读《管子》一书，齐法家把工商和士农都称之为「 ”国之石民”，工商业也是国家的支柱。在长达八百余年的齐史进化中，工商业同农业始终受到同等重视。除此之外，齐法家还主张轻税吸引外商。齐法家认为只要工商业活动不影响农业这个根本，就可以大力发展。他们要整饬的工商业也只是其中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不过这种整饬也只是出现在晏婴时期对管仲政策进行调整。而在管仲时期，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也是大行其道。而三晋法家对待农商关系的原则是「 ”重农抑商”，对商业深恶痛绝。《商君书·弱民》中写到：「 ”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 ”民贫，则国弱；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 ”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为什么三晋法家要重农抑商？因为固定于土地的农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从事着春耕秋获冬藏的单一农业活动，缺少与外界交流和沟通，因而安土重迁、守常畏变，凡事不喜争讼，这使得他们相对于工商业者而言更容易被统治。而工商阶层的一旦崛起，他们可以依仗雄厚的经济力量和统治者分庭抗礼，甚至于干预国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阶层接着势必会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等新价值观。而这些新价值观念的产生，会对君主专制集权统治带来巨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三晋法家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商君书·算地》说：「 ”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 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止。”农民和工商业人士比较，农民的易于统治不言而喻，因此三晋法家抑商不遗余力，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君主的集权专制。第六，两国变法对民力汲取的原则不同。要想大一统，则必须最大化汲取国内的资源和民力。在这一点上，三晋法家和齐法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两派展现出来的分寸和尺度却大相径庭。齐法家追求的是中和与适度，反对极端。《管子·权修》中写到：「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心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而三晋法家在汲取民力的道路上，采取的是极端主义。君主的意志高于一切，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长平之战，只有秦国能快速征调十五岁以上的青年去长平拦截赵国的援兵和粮食。以后的万里长城、秦始皇陵、阿房宫、驰道等工程，都是三晋法家极端汲取民力思想的延伸和承袭。也正是这种极端汲取民力的思想，又在缺乏君权制约的体制下，使自秦以后的所有君主集权专制的王朝，都跳不出最终走向灭亡的结局。四、溯本清源是什么原因造成「 ”三晋法家”和「 ”齐法家”同为法家学派，政治思想体系却大相径庭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地理环境造成，另一个是历史文化传统造成。先说地理环境原因。管晏所处的齐国是在中国的中东部，是西周开国天子重臣的封地，有姜太公和周公的遗风，法儒互补共同形成了「 ”齐法家”刚柔并济的特点。而晋国所处地理位置，《左传·昭公十五年》中有着经典的描述:「 ”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确实，三晋地区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交错杂处的地域，南部为发达的农业区，中部为农牧业共存的地区，北部为典型的草原游牧地区。总体来说，三晋地区人文和地理环境极为复杂。从叔虞立国开始，就按照成王「 ” 疆以戎索”的大政方针，在政治上宽容大度，在文化上兼容并蓄。例如在通婚上，齐国王室主要与中原各诸侯国通婚。而晋国君主直接同戎狄民族通婚。晋献公六位夫人中有四位是戎女。正因为如此，三晋法家在诞生之前的孕育中，大量吸收了戎狄文化。那戎狄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蒙文通先生曾说：「 ”戎狄民族，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德行，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因此，周礼和宗法制度首先在晋国收到破坏和冲击。不过毕竟三晋地区尚在中原地区之内，周礼思想和宗法制度对其上层建筑仍有很大的羁绊。但当三晋法家思想进入远离中原地区的西陲秦国时，更为落后、更为野蛮、更加戎狄化的秦国给予了三晋法家茁壮成长的最佳土壤。再说历史文化传统。这个主要反映在工商业的传承上。齐法家之所以重视工商业，是因为其开国君主姜太公本身就从事过商业。有史书记载其曾「 ”卖饭于孟津”、「 ”屠牛于朝歌”。接着太公以工商业立国十分成功。《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因此，工商业是齐国开国之本，遗风浓厚，管晏的法家变法必定会受其影响。所以，齐国的重农不会抑商，反而管晏时期对工商业更加发扬光大了。而三晋和秦国的工商业基础就相对薄弱，也没有工商业浓厚的历史传统，所以一遇法家改革就容易走极端，重农就意味着抑商。五、何去何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法家学派，从而也就造就了不同的法家政治文明。如果能给我们一个穿越回战国时期的机会，但只能在秦国和齐国中进行选择，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们将何去何从只是一个假设，但是真正生活在哪个时代的普通百姓，却是实实在在不想选择生活在秦国。《商君书·徕民》中有一段史料：「 ”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这段话的大意是三晋土地狭小，人民众多，住宅拥挤，也没有田宅土地，很多普通百姓只能靠作奸犯科或者做生意卖手艺过日子。过半的人都在山南山北或者堤岸旁挖洞居住。但对于普通百姓的心理，总不过是追求有地有房，三晋土地不够是肯定的，而秦国的土地是充裕的，即使如此三晋人民都不愿意向西到秦国来，这就是因为秦国的士人和庶民，生活都太过于伤惨愁苦了呀。可见，三晋的百姓宁愿挖洞住，无地种，也不愿意到秦国来生活。因为由三晋法家进化而来的秦法家，更加「 ”虎狼”。其所引领的秦国虽然强大，但对普通百姓而言毫无任何吸引力。秦赵长平之战也是因为韩国上党郡的郡守冯亭和其子民不愿为秦民而自愿投赵所引发。那个时代普通百姓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觉得那个国家好就搬到那个国家去。但没有谁主动想去秦国。因为秦国进得去出不来，原因是秦国搞非常严厉的户籍制度，百姓的迁徙由政府决定。但不想去最大的原因是秦法家虎狼般的君主集权体制和极端的民力汲取手段，让天下百姓「 ”恐秦”。而此时的齐国确实另外一番景象。以齐国都城临淄为例，《史记·苏秦列传》写到：「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斗犬，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趾高气扬。”一个国度只能当农民耕地和当兵打仗，还要受到国家机器最大化的压榨和汲取。另一个国度可以聆听百家讲坛，可以做生意，搞音乐、玩博彩，参加体育比赛···，我相信只要是正常的普通百姓，都会选择在后面这个国度生活，即齐国。在历史的较量中，秦国是胜利者，齐国是失败者。但是胜利者带给普通百姓的不一定是美好的生活。但是民众习惯于歌颂历史上的胜利者，因此民众欣赏秦孝公，称赞秦始皇，佩服商鞅和韩非，同时也嘲笑齐湣王和被灭掉的齐国。但殊不知，普通民众通常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被压榨和汲取的白骨之一，只是不自知而已。因为普通民众都有「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鸡汤梦。公元前285年的「 ”五国伐齐”事件让齐国的都城临淄不再复当年的繁华，齐国退出了强国序列，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了「 ”秦法家”的单轨道，「 ”秦制”将在六十四年后统治整个神州大地并将在这个国度蔓延两千余年。参考与引用书籍： 1.《管子》 2.《韩非子》 3.《史记》 4.《商君书》 5.《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作者：张宏杰 6.《华戎杂居与三晋法家的产生》作者：李冰 7.《简论齐法家与三晋法家改革理论的分歧》作者：韩玉德 8.《论古代儒家辨析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意义》作者：单纯 9.《论秦晋法家与齐法家经济思想及异同》作者：马涛韦伟 10.《商鞅黑洞》/《商鞅：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的恐怖幽灵》作者：谌旭彬「 ”渊读史记”头条号：「 ”读的是《史记》，品的是人生”。更多有意思的文章请关注「 ”渊海杂谈”原创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