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人四次暗杀张作霖个中细节暗杀张作霖

Posted 2023-03-06 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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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日本人四次暗杀张作霖个中细节暗杀张作霖

张作霖在东北崛起之际，正是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急剧发展的年代。张作霖要想称霸东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又由于张作霖难于全面满足日本人独霸中国的美梦，不愿当汉奸，因此矛盾也再所难免，日本人曾多次暗杀张作霖，最后日本人终于杀了他。

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源远流长，最早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

这时，张作霖只是小小的新民府游击马队营管带。日俄战争爆发后，张作霖表面上遵从清政府宣布的“中立”政策，其实却暗中发展自己势力，壮大自己力量。张作霖采取了投机的两面手法。看到俄军强大，于是助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军明显转为优势，他又倒向日本这一边，为日军效劳并从中渔利。

1904年12月，日本陆军满洲军司令部翻译黑泽兼次郎在新民府进行间谍活动时，曾住在张作霖家中。张作霖认为战争的最后结局还是俄军胜，因此对黑泽等“特别任务班”的人不抱好感。“特别任务班”是个间谍组织，于是策划干掉张作霖。幸而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得知后制止说：“现在张作霖已为我军效犬马之劳，要留着他加以利用。”

福岛还派黑泽赠张作霖银币1000元，以图他专门为日军效劳，同时又密令黑泽严密监视张作霖。

日俄奉天战役之后，日国派井户川辰三少佐为新民屯军政署长，当地宪兵认为张作霖手下有精锐的骑兵可以利用，于是设法向儿玉参谋次长请示，并请参谋部参谋福岛安正和田中义一从中斡旋，最终张作霖获释。井户川命张作霖在表示“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他便捺下了手印。

日俄战争是张作霖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的开始，张作霖不惜在日军面前立字画押，表示效忠。但那时的张作霖只是一个小营官，日本人对他并不重视，日张的关系并未十分亲密，张作霖不过是日本在东三省一个小小的砝码而已。

1912年1月26日，张作霖亲自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

1912年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中将路过奉天，张作霖又趁机前往拜访。他向福岛流露出对奉天将军张锡鸾的不满，表示愿按日本的指示行事。不久，他又访问满铁公的长佐藤安之助中佐，说：“本省和贵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作为省人民的代表，我和冯德麟与日本代表福岛都督，来决定本省大事，我相信是不困难的。”张作霖的言行，赤裸裸地表现了他要称霸奉天的欲望以及他对日本人的投靠。

1915年10月，张作霖假借参观日本在朝鲜召开所谓“始政纪念博览会”的机会，前往汉城，会见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向寺内表述中日亲善，表述满洲和日本的关系，表白自己的亲日态度。这次朝鲜之行给寺内留下了深刻印象，引起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极大重视。

但是，日本侵略集团内部对于在东北是否支持张作霖还存在分歧，因此，没有把他作为主要的惟一的支持对象，当时，不少日本人主张继续利用宗社党搞“满蒙独立运动”，使东北脱离中国而“独立”。

袁世凯称帝后，日本人趁机在中国东北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日本参谋本部、日本关东都督及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积极支持宗社党，并策化与宗社党密切勾结的蒙匪巴布札布业实行他们的“满蒙独立计划”。但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日本驻奉总领事却竭力主张利用张作霖。两派之间各自活动，互相争斗。

支持宗社党的一派在川岛浪速指挥下于1916年3、4月间，纠合宗社党，拥护肃亲王，叫嚣“讨袁复清”，企图在东北组织傀儡政府，复辟清王朝。因而，对于积极参加袁世凯称帝活动的“机会主义者”张作霖深为不满，决定用“非常手段”杀他，然后乘乱杀入奉天城，使满洲成为宗社党的天下。

1916年5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将在奉天满铁附属地内，召集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决定由伊达顺之助、三村预备少尉等组成的“满蒙决死团”执行这一任务。

5月27日，日本关东都督中村雄次郎到奉天“访问”，张作霖率部下汤玉麟等乘5辆俄式马车赴车站迎接。会见中村后，归途经过小西边门里时，日本派出的刺客陆军少尉三村丰等由一楼窗口投出炸弹。但因刺客紧张，只炸伤了汤玉麟和一些随从卫士。张作霖急中生智，飞身上马，弃车狂奔，并在马背上与卫士互换上衣直奔军署。

当奔马驰经大西门里附近的奉天图书馆时，又有刺客从图书馆门洞里投出炸弹，因为张作霖策马急驰，炸弹只碰掉了张作霖帽子。投弹人却被当场炸死。张作霖快马赶回军署，没来得及更换衣服，奉天的日本铁路守备队已经派人赶来“慰问”。张作霖神色自若地接待了他们，使他们不禁暗自称奇。

这次奉天炸张事件，是日本人的第一次对张作霖的谋杀事件。日本人却造谣说，暗杀行动是宗社党干的。对此，张作霖故作不知，也不予深究，因为他要继续讨好日本人。

一个多月后，日本人操纵蒙匪巴布札布与宗社党串通一气，从海拉尔南下窜扰，与大连的宗社党头子肃亲王遥相呼应。

既然巴布札布威胁自己的统治，张作霖便毫不客气地派洮辽镇守使阻击巴匪，而后又派冯德麟的二十八师五十五师五十五旅进驻郑家屯大败巴匪。日本人见巴匪溃败，急派一大尉至二十八师五十五旅，声称南满铁路附近不得开战，以阻止他们追击蒙匪。8月13日，进驻郑家屯的日军，借日本商人与华童一微不足道的事情，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即所谓郑家屯事件，使中国军队不得追击蒙匪，从而蒙匪乘隙逃脱。

面对日本人的挑衅，张作霖奴颜婢膝，派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到郑家屯、郭家店与日方疏通，答应只要蒙匪退兵，奉军不予追击。

而日本借郑家屯事件掩护蒙匪退却时，又无理地向北京政府提出种种侵害主权的要求，要求严惩二十八师有关将校，要求在必要地点增设日本警察官，要求军队中聘用日本顾问。这些无理要求，激起东北人民的愤怒，奉天省议会、奉天师范学校与其他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抗议，并到奉天省公署请愿，师范学校还组织了抗日铁血团。张作霖畏日如虎，对东北人民却是头狼，他大发雷霆，呼叫卫队传令二十七师，包围奉天师范学校，捉拿铁血团分子，并向日本道歉赔偿损失，惩办与郑家屯事件有关官兵。

郑家屯事件的“妥善”处理，是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后的第一次直接对日交涉。张作霖的卖国嘴脸深得日本主子的欢心，从此以后，日本完全停止了支持宗社党的活动，集中扶持张作霖。

张作霖自以为抱着日本人的大腿就相安无事，一直做他的东北王了，谁知日本人却一脚把他蹬开了。

1927年蒋汪叛变国民革命之后，日本帝主义感到张作霖已经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准备直接动手干涉中国。

这时，日本人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上台，主张对华采取“强硬外交”，于是就爆发了济南惨案，出兵山东阻止蒋介石北上。蒋介石果然动摇了北上信心，于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野，9月偕亲日派张群亲赴日本会见田中，乞求田中的支持。

日本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对张作霖的策略。6月间，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一份《有关中国时局对策考察》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地分析了张作霖的处境，提出了日本对张的策略。

报告认为日本总是以张作霖为惟一支持的目标，是极为短见的，而且是很不策略的，并设想将来以王永江或杨宇霆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

同年夏天，田中又赠张作霖人型一具，暗示他：“汝为小孩，段从吾命，若不从才，我可玩汝于股掌之上。”另外田中又派山梨大将以首相特使身份来华，劝张作霖退隐。事实表明，日本田中内阁已决定对张作霖采取卸磨杀驴策略。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在外相官邸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目的就是“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日本随即采取措施，乘张作霖还掌握北京政权之机，向张索取满蒙权益。

但张作霖对日本的要求，或推拖，或拒绝，不愿完全按日本意图行事。张作霖的行为使日本大为不满。为了防止自己权益的丧失，日本人在张作霖的统治即将瓦解之际，更加加快了对东北权益的掠夺。

在“满蒙交涉”过程中，日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派态度蛮横的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向奉天当局直接施加压力。1927年8月，吉田茂见奉天省长莫德惠，狂妄地要求莫德惠接受日本的要求。这时，由于日本出兵山东，召开东方会议和索取东北权益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使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日本。在东北，长久以来受到日、张压迫的人民，也迅速掀起了反抗斗争。斗争扩展到各个阶层，遍及东北各大城市。8月下旬，奉天省议会开始协商反日办法，这一切为莫德惠抑制吉田茂的无理要求提供了一面很好的盾牌，使吉田茂在奉天的交涉不得不陷于中断。

日本当局看到与东北地方交涉无甚结果，决定派驻日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与东北王作直接交涉。

8月，芳泽带着田中亲笔书信及所赠礼物面交张作霖，向他提出了“满蒙党书”要求解决一切“悬案”。张作霖假装糊涂，说他不知详情，让芳泽与杨宇霆交涉。芳泽走后，张作霖马上在帅府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在场的人都认为由地方直接交涉，以便留下缓冲余地。于是，杨宇霆向芳泽提出一个意见，并希望芳泽转向吉田茂收敛自己的脾气，以利于谈判。芳泽深知东北地方当局一切惟张作霖的命令行事，与他们的交涉，只能是浪费，因此只想在京与张作霖直接交涉。这时，东北人民又再次站起来，为张作霖提供了一面很好的挡箭牌，结果日、张交涉又陷于停顿。

但日本侵略者对张作霖的交涉并未停止。田中内阁鉴于中国人民反日运动的兴起和考虑到张作霖对日表面强硬，暗中屈服的特点，于8月上旬密派即将上任的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直接与张作霖秘密谈判。山本一改吉田茂强硬交涉的做法，企图用其他办法促使张作霖解决满蒙悬案。

10月10日，山本到了北京，随后与张作霖订立了所谓“满蒙五路协约”。同时，为了收买反对者，山本送给张作霖500万元。至此，张作霖终于在日本压力下和日本签订了出卖中国东北路权的密约。

日本田中内阁在向张作霖索取东北主权时，又在东京和前来日本求援的蒋介石进行了秘密谈判。蒋介石在取得田中“日本绝不援助张作霖”的承诺后，承认了日本“满蒙”的特殊地位。

蒋介石在取得日本的谅解，特别是取得美国的支持之后，于1928年1月，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攻张作霖。同年4月，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组成一、二、三、四集团军，对张作霖发起了进攻。在蒋冯联军的进攻下，山东的张宗昌节节败退，丢失了济南。张作霖见势不妙，令奉军仓皇后退，北京政权已危旦夕。

但这时，张作霖并不想退出关外，放弃他煞费心机赢来的北京大帅府，于是故伎重施，5月9日，发出了“息争议和”的通电，重弹“凡属讨赤者，虽敌为友”的老调，幻想停战议和。

同时，派代表到南京与蒋介石商讨联合问题。

当时，张作霖不但与蒋介石勾搭，而且向美国大献殷勤，幻想求得美国的支持。奉张的联美活动，引起日本的极大不满，成为后来皇姑屯爆炸的导火索之一。

当国民党军队逼近京津时，日本惟恐战乱波及满洲，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对张作霖施加压力，逼迫张作霖及早离京，避免战火由关内烧到关外，威胁到日本在东北的权益。

5月17日晚，为逼张退回东北，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他谈至深夜。芳泽说：“大势已经如此，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收拾军队撤回满洲以维持治安对奉天派万全之策。”张作霖不肯听从芳泽的劝告而轻易放弃北京政权。因此非常不高兴，严辞拒绝芳泽的要求。芳泽仍然不肯罢休，继续追问道，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如果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回到关外。

芳泽却不怀好意地说了一句：“恐怕未必回得去吧。”

张作霖生气地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芳泽看到张作霖并未被这些话所吓倒，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警告说：“帝国政府为维护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并乘机向张索取满蒙权益。不仅如此，他又向张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侨，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

这一连串的威逼，使张作霖勃然大怒，从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

他说完之后，就扔下愣在一边的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那时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是对日本的逼迫行径大为反感，干脆拒绝日本的“警告”。而且，这时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使张作霖感动：在这种形势下回到东北，做日本的傀儡，日子是不好过的，因而不愿接受日本的要求。

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对他继续施加压力，警告他：如果不听劝告，等到失败后回到东北，就要解除他的武装。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开赴战略要地。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离开北京退回关外。

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邀请外交团到元帅府，在怀仁堂与外交团告别。在致词中，他以极悲痛的语句道出自己被迫出关的无奈与沮丧。

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已经策划了对付的办法。当时，在日本内部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解除张作霖败军的武器，逼其下野，以杨宇霆替位；一种除掉张作霖。前者较为温和，后者较为急进，但无论温和还是急进，抛弃张作霖却是殊途同归。最终，日本选择了在东北由关东军杀害张作霖的方案。

结果，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人员在河本大佐的亲自指挥下，事先在离沈阳一公里半京奉路和南满路交接点皇姑屯车站布下所谓“必死之阵”；在铁路交叉点里埋置了三十袋黄色炸药，在五百米外的瞭望台上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以备万一。这时，万事俱备，只欠张作霖专列的到来。

在张作霖决定回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有密电到京，说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点老道口近日被日方封锁，恐怕有什么行动，希望张作霖防备。但一生机警的张作霖，却对这生死攸关的消息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不以为然。他虽然也曾想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最后因怕公路坎坷不平，仍决定乘火车离京。他也“故布疑阵”，一再改变行期，最后决定6月3日离京。

在张离京前夕，日使芳泽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张作霖对于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非常气愤，在办公厅大声骂道：“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候，掐脖子要好处。”拒绝在芳泽送来让他签字的文件上签字。

这时，日、张关系已非常紧张，张作霖的随身官员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惟恐出事。有的还私下准备了药布、饼干，以备万一。

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开往车站。

专车是慈禧太后乘坐过的花车，共22节，张作霖乘坐的包厢在中间。当专车到达天津时，日籍顾问町野在天津站下车，但这也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警惕，仍然走向死亡之路。

1928年6月4日，当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时，早已埋伏好的日本关东军宫大尉一按电钮，日本埋下的炸药全部爆炸，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被炸得粉碎，车身迸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张作霖身受重伤，他的六姨太被炸身亡，没有死的随从在附近找到一辆结婚汽车，强行将新娘赶出，张作霖在齐恩铭的扶送下，坐汽车回到“帅府”。此时，张已奄奄一息，对他的老婆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张学良)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

专车预定4日午前3时30分到达沈阳，误点两个小时。沈阳车站已有上千名军警警戒，恭迎老帅的大驾，但这一次却再也不见老帅身影。

摘自：陈风编著《八大军阀秘闻》

历史人物张作霖究竟是不是日本扶植的傀儡

1928年春，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开始。田中内阁再次以实施所谓对侨民“就地保护”的政策为名，向山东派遣军队。5月1日，福田率第6师团5000余人抵达济南附近。在此之前，华北日军已派了3个中队先期进驻济南城。二次北伐的中国军队于5月1日进入济南;5月3日，日军即寻衅进攻，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济南惨案。根据济南惨案调查团所报告，中国民众被杀害3625名，受伤为1455名，加上军队士兵，总数达5000余人，财产损失达2600余万元。(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19辑，第1266～1267页，第1334页，台湾出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的同时，日本驻华武官酒井隆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报称“师团正在进行紧急部署……各方面战况渐次激烈，依靠蒋介石的力量已不能制止中国军队，需要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敦促政府增派兵力。([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6页。)田中内阁5月4日召开了内阁会议，迅速批准了陆军省白川陆相的增兵提案。5月8日从日本本土调派精锐的第3师团赴山东，5月9日又从中国东北加派一个旅团去山东，迫使中国军队撤离了济南，日本以此加重了与南京政府谈判的筹码。>>田中内阁三次出兵中国山东的战略意图，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维系奉系军阀傀儡政权以确保满蒙，是其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田中内阁一面出兵山东，一面要求张作霖停止在华北与二次北伐部队的对抗，保存实力，撤回关外。日本希图以此完全将张作霖掌握在手中，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地位与权益。为此，田中内阁于1928年5月18日发表强硬声明称：如“战争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2号，第176页。)同时，将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移驻沈阳，完成了占领中国东北并完全控制张作霖的军事布置与态势。>张作霖虽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军阀，但并不甘于在一切方面都对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俯首帖耳，充当完全的傀儡。慑于全国反帝浪潮的高涨，他对日本提出的在东北的某些权益要求，未能作出令日本满意的答复。在筑路等问题上还接受英美贷款，使英美势力伸入东北，对抗日本。除此之外，张作霖反对撤回关外，并指责日本政府迫使其撤退是干涉中国内政。张作霖和日本政府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妨碍了日本完全控制东北企图的实现，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因此准备暗杀张作霖，直接吞并东北。>>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终因战败和日本方面的强迫，撤出北京，退往东北。当其乘坐的专列于6月4日凌晨经过京奉铁路(今京沈铁路)与南满铁路交会处的皇姑屯车站时，被预先埋置的炸药炸毁，张作霖伤重身亡，此即皇姑屯事件。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在军方首脑的支持下，一手策划并组织实施的。在张作霖撤退之前，河本特派了关东军石野芳男大尉和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两名中尉前往山海关和锦州以东的京奉铁路各要地，要他们及时报告张作霖专列通过的时间，并派遣驻朝鲜日军某旅团所属工兵队在皇姑屯车站的旱桥下埋置了炸药，由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担任现场爆炸指挥。关东军首脑和河本大作的原定计划是：先杀掉张作霖，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在东三省制造混乱局面，然后关东军以保护日本侨民和维持社会治安的名义出动，占领东北全境，侵吞东三省。([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5页。)>由于当时的东北当局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张学良将军迅速稳定了东北全境，东北并未产生日本军国主义希望出现的大混乱局面，关东军无机可乘，致使皇姑屯事件最终未能达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目的。但它确实是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前奏和演习。

揭秘日本人四次暗杀张作霖个中细节 暗杀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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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张作霖究竟是不是日本扶植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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