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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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进行无差别轰炸,无数民宅和文化机关被炸毁,无辜平民在轰炸中惨遭不幸,图为肆虐在中国上空的日本飞机

  抗日战争(汉语拼音:Kangri Zhanzheng;英语:Anti-Japanese War),又称中国抗日战争(1937年7月—1945年8月),是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一场大规模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31年开始,日本通过一系列局部事变不断蚕食中国领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与美国、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轴心作战,中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战场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1945年8月9日,苏联也加入对日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但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全面的抗日战争起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结束,历时九十七月又八天,共为八年,“八年抗战”名称因此而来。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因此又有十四年或十五年抗战之说。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政府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让日军阵亡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0463人、伪军49万0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击落飞机约42架,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

  gt;gt;gt;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目录

战争的前奏

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

  1894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的其中80%用来发展军事,从此日本开始加强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把俄国占有的旅顺口要塞攻占,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从而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中正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东北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进攻。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组织等抵抗日本军阀侵略,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国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人裴毓贞,并先后将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如宋长志、王多年(后任金防司令)等。

  部分中国学者视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始。1932年2月,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侵略。

日本加紧侵华

1934年3月,日本将所谓的“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变成了“皇帝”。图为溥仪与真正的统治者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左五)等合影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蒋中正也立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蒋中正即令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29军宋哲元率部抵抗,并派中央军第17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军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中国守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协定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因应这个事态,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

中国内部的抗战要求

  1933年10月2日,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在瑞金草签《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2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国民政府闻讯后抽调十多万人,以蒋鼎文为统率讨伐第十九路军,中华共和国迅被平定。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针对日本即将设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了大游行。上万名学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一二九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中共和解放军的新生力量。同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但蒋中正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反蒋主张。1936年12月,蒋中正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中正实施“兵谏”。后来,国共两党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关键因素之一。

  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自愿被蒋中正收编瓦解。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很快打开了华北地区的统战局面,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

全面战争的爆发(1937年7月-1938年10月)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华北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卢沟桥事变原本可能像之前中日双方在华北的一系列冲突一样,以中国方面的妥协告终。但到了7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决心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而东京方面则决定将中国政府排除出华北。经过激烈战斗,日本在7月底占领了平津地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城西南的宛平进行军事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方拒绝之后,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第29军吉星文团奉命还击。事变发生后,中国在华北的军政最高长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前往天津与日军谈判,幻想以妥协换得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南京政府则判断日本有扩大侵略的可能,一方面通过第三国外交试图阻止日本侵略,另一方面针对事变扩大进行军事准备。11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将事变升级为“华北事变”。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中国对日本退让的底线以及准备全面抗战的态度。红军以及四川、广西、山西、青海、云南等地将领在事变发生后一致表态拥护政府,要求共同抗日。19日,宋哲元向日军妥协,准备将北平守军撤往保定,并承诺阻止中央军北上。24日,宋哲元收到中国政府关于日军增兵华北的情报,在了解到国内抗战呼声和政府的抗战决心之后,开始准备抗战。但日本朝鲜军和关东军增援各部已经到达进攻出发位置。25日,日军攻占廊坊车站。26日,日本中国驻屯军获得参谋本部的动武授权,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日军当天在北平广安门与中国军队交火。27日,日本陆军下令华北日军进攻整个平津地区,并以3个师团增援华北,另各派1个师团前往青岛、上海。28日,日军攻占南苑,中国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月底,日军攻占天津、北平,第29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作战结束。

  日本占领平津之后,7月31日蒋中正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八路军的抗战海报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以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1937年8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战略相持阶段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1940年3月,他 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 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战略反攻阶段

  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军正式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1945年8月,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逼近日本本土。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

  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

一·二八淞沪抗战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也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关注,日本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满洲国”的压力,直接威胁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取消人民的反日运动,为其进攻中国内地做准备,于是在上海制造事端,燃起了新的侵略战火。

一·二八淞沪抗战:驻扎在江湾的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   日本进攻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1932年1月18日,日本唆使五名日本僧人向上海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僧殴打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暴徒滋事后,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日军还向上海大量增兵,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1932年1月28日,上海市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全部答应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方表示“满意”,却又进一步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日本海军陆战队便于23时30分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驻守于淞沪地区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下定抗战决心,违抗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奋起抵抗。在闸北,与敌展开巷战,他们组成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适时反击,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后来战火延伸到江湾、庙行、吴淞、宝山一线,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驰援。在各界人民的支援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但是,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孤军作战,伤亡日重,急需支援,而国民政府一心妥协,不欲扩大,拒绝再派兵增援,军政部还克扣军饷和截留捐款。3月1日,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全线总攻击,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在无援助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阵线。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消极抵抗,积极谋求与日本的妥协停战,同时由于日本此时还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本在认为已经达成了掩护推出伪“满洲国”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提出苛刻条件,同意停战。1932年5月5日,中国政府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中国丧失了驻兵权等一系列主权,相反日军则可以继续在上海横行,完全葬送了19路军英勇抗战的成果。军事上也给全面战争爆发后第二次淞沪抗战带来了不利影响。

长城抗战

    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抗击日本关东军向关内进攻的战斗,称为长城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中国政府当局迫于压力也转变了“不抵抗政策”为“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组织了有限的抵御日本继续侵略的战役,但总方针仍然是谋求与日本的妥协。而中国参战部队广大爱国官兵则意志高昂,浴血奋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3年日军越过长城,进攻热河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3月4日,日军攻占了承德,随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中国政府当局只派出一小部中央部队北上支援,而以华北地方部队为主对日军进行了历时80余天的抵抗。

  在长城东段各隘口,从3月初到月底中国守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9日,日军占领了长城喜峰口中国守军阵地。中国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发扬“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牺牲报国精神,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进行了长城抗战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二十九军组织大刀队夜袭喜峰口,用大刀与敌展开肉搏,歼灭日军,经血战终于夺回喜峰口阵地。喜峰口大捷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的颓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民众纷纷组织慰问、褒奖。在长城其它各口,中国军队也给日军造成重创。傅作义统率的第五十九军坚守独石口,自怀柔出击,对敌展开各种形式的夜战、近战、白刃战,连获胜利。长城冷口守军也多次进行激战,顽强防守。

  长城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纷纷捐款、捐物,并组织各种团体上前线慰问官兵。但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镇压民众的抗日运动,使抗战前景受到很大阻挠。

  战至5月下旬,由于日军不断增兵,而中国政府当局不仅不积极增援,而是与日军积极谋求妥协停战,造成长城抗战的部队腹背受敌,被迫放弃长城各口。中国政府当局急于促使日本停战,竟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虽号称仅仅是军事协定不涉政治,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相当于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可随意出入,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埋下了伏笔。日军达到了进一步侵占华北的条件,因而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也阻止并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尤其是通过长城抗战,表现了中国广大爱国官兵为反抗侵略而具有的高尚的抗战热情和顽强的抵御能力。而如此丧权辱国之卖国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理所当然遭到了举国一致的强烈抨击,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绥远抗战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庙滩,伪蒙军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另以伪蒙骑兵5000人驻多伦、沽源、平定堡地区,伺机向绥远(旧省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及其以西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

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人心振奋,纷纷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图为绥远抗战伤员与太原妇女看护队员的合影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直迫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 ,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集宁)与绥西包头、河套。傅作义获悉后,迅速秘密集结兵力,进行迎战部署。15日,日伪军一部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中国军队4个多团迎击日伪军,傅作义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作战。从16到18日,日伪军的连续进攻均未得逞。19日,将伪军击溃,败退商都。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军深恐中国军捣毁其伪政权,派伪蒙军一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还令伪蒙军随即抽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还拟抽调伪满军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大量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仅派一小部兵力援绥。为了粉碎日军的侵略阴谋,傅作义决定展开主动进攻作战。红格尔图战斗胜利后,11月22日,傅作义命令所属部队4个多团集结在百灵庙东南二分子、乌兰忽洞一带,选定东南山口为主攻方向,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夜,部队冒零下42℃严寒,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11月24日晨,中国军队指挥官命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与此同时,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断敌后路。敌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歼灭伪蒙军第7师大部。12月2日,击溃日伪军4000余人对百灵庙的反扑,歼其700余人,并于10日收复大庙(锡林木楞庙),20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先后争取伪蒙军4个旅反正。

  绥远抗战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在日本步步进逼、南京政府步步退让、中国民众抗日愿望长期遭受压抑的情形下,极大地兴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南口战役

    南口战役是中国军队抵抗日军进攻华北、企图夺取山西过程中,进行积极防御作战的一次重要战役。日军占领平、津后,增调重兵至华北,准备自华北而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一举消灭中国抗日力量,迅速占领全中国。具体战略意图是沿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线迅速南下,与中国部署在平津以南的军队决战,一举歼灭中国军队精锐,攻占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以为这样就能在迅速打垮中国的抗日力量,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侵华日军攻占南口   平汉路以西的平绥(北平—归绥,归绥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当时绥远省省会)路,日军原计划只作为辅助战场,但由于此方向中国军队于此布置重兵,直接威胁到平津地区,并威胁平汉路日军侧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此日本关东军一再要求进行平绥路作战,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为此,日军组编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华北日军也派出以第5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旅参加平绥路作战。日军在这一方向的进攻也逐渐发展为一条重要战线。南口战役便是这一战场上的一次重要战役。

  南口及其沿线长城要隘是阻击日军的天然屏障,中国方面在此布置重兵防守。1937年8月7日,日军第5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旅向南口及其沿线长城要隘展开进攻,南口战役打响。中国守军在傅作义将军沉着坚定的指挥下,在各个阵地均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反复冲杀,甚至一日之内守军伤亡1200余人。战事异常激烈,但在优势日军以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攻击下,中国军队处于不利情势。南口战役的同时,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向西北重镇张家口展开进攻,中国守军一部驰援张家口。加之中国来援军对被日军阻断,中国军队遂于8月26日向南撤退。8月26日与27日,日军左翼第5师团和右翼独立混成第11旅分别占领南口附近重镇怀来、延庆,南口战役结束。

  南口战役历时半月,中国军队付出重大伤亡,但日军也付出了2,600余人的重大代价。南口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守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称颂,影响也是很大的。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八·一三淞沪会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采取了“速战速决”的侵华方针,声称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此,日本准备直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京沪地区。由此引发了抗战初期规模浩大的淞沪会战。淞沪地区是当时中国首都南京的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守长江门户,其中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日本统帅部认为,占领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能使中国“军队和国民丧失战斗意志”,同时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屈膝投降。

  由于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警察和保安团的微弱兵力。而日本则设有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直属兵力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但是,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必将进攻上海,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做了一系列军事防御部署,部队开进上海及其附近预定阵地。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中国政府发出《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被迫抗战的正义性和抗战决心。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使日军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因而会战规模不断升级,日军不断从国内及华北、台湾抽调大量部队增援,进行登陆作战,同时不断扩大日军级别,由上海派遣军发展为华中派遣军。日本海空军大量参战。参战日军总计达到30余万人。日本侵华的战略重心从华北发展到华中,形成华北华中两个战场。日本国内的战时体制也迅速加强,成立了由天皇直属的大本营,战略上也将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侵华战争由“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最后揭去虚伪的“不扩大”面纱,正式承认了全面侵华战争。

八·一三淞沪会战: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与此相应,中国在日益增强的敌人面前,也不断投入增援力量,从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抽调部队参战,并不断调整军事部署。中国海空军力量也参加战斗。 中国先后共投入了70余万兵力。中国军队经与日军反复较量、殊死搏斗,历经3个月。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表现了英勇的牺牲精神,给日军造成重大打击。表现了广大爱国官兵高昂的誓死抗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如团副谢晋元仅率所属一营死守四行仓库,面对优势敌人疯狂不断的进攻,坚守4昼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令敌胆寒,所部被中国人民誉为“八百壮士”,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

  中国军队经长期激战,消耗很大。同时在军事装备上又不占优势,日本又有海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国军队虽经英勇奋战,但处境渐渐不利。11月5日,新增日军杭州湾登陆后,严重威胁中国军队侧翼,战局于中国极为不利,中国军队遂进行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入敌手。

  这次会战,中国广大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的日军顽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坚守上海3月之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迷梦。同时,这次会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为上海工厂内迁保存经济实力,以致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赢得了时间。淞沪会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亦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淞沪会战后,日军向中国军队进行追击,直奔首都南京。而此时,虽然在南京外围聚集了大量部队,但国民政府已不能组织有效抵抗,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随即对南京市民和已放下武器的俘虏展开了血腥屠杀,并伴随着强奸、抢劫等各种残酷暴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首战大捷,同时也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八路军出师华北挺进山西之际,日军第5师团在察哈尔派遣军的配合下,沿平绥路进攻长城沿线,企图南下进攻太原,夺取山西腹地,并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在平汉路的作战。中国第2战区制定了沿长城各隘阻击日军的作战计划,在平型关方面,决心集合重兵歼灭来犯之敌。八路军115师成功进行了平型关伏击战,取得首战大捷。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公路的制高点上,伏击日军   1937年9月上旬,根据作战计划,八路军115师开赴平型关附近。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晋东北的一个咽喉要道,两侧峰峦迭起,陡峭险峻,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在关前,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沟道,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22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并占领东跑池地区。23日,115师决定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敌,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24日深夜,115师利用暗夜和暴雨,秘密进入白崖台等预置好的战斗阵地。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阵地。第115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开火,并乘敌陷于混乱之际,适时发起冲击。115师一部歼敌先头,阻其沿公路南窜之路;一部分割包围日军后尾部队,断其退路;一部冲过公路迅速抢占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一部阻断先期占领东跑池的日军回援;一部阻断日军第五师团派出的增援部队。经过激烈战斗,全歼被围日军,大获全胜。

  此战取得重大战果。八路军115师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有力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消息传开,全国各界莫不欢欣鼓舞,纷纷发来贺信贺电,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在整个战略上,为忻口作战赢得了准备时间,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第5师的行动,并且从侧翼支援了平汉路的作战。

忻口、太原会战

    1937年10-11月,为了保卫山西、保卫太原,中国军队在太原及其以北要隘忻口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大会战。忻口是太原北面最后一道防御屏障,地势险峻。1937年10月初,日军第5师团及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突破中国守军防御后奔袭太原。忻口为日军必经之地。忻口两面是山,东为五台山,西为云中山,山峦起伏,中间河穿越山谷,同蒲铁路河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7年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   中国方面极为重视忻口防御,第2战区集结重兵阻击日军,在忻口及其外围要地与日军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激烈作战。日军在进行外围作战后,从10月13日开始在坦克、战车、大炮、飞机的配合下向忻口正面中国守军阵地发动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但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反复的攻击与反攻击战,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为国捐躯,其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不幸牺牲。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很大伤亡,双方形成拉锯战,日军未能突破中国忻口守军阵地。为此,日军从平汉路作战日军抽调一部西进,从东面配合忻口日军的攻势,进至太原东面之战略要地娘子关,然而,由于中方战略判断的失误,对娘子关的防守未引起充分重视,仓促迎战,导致娘子关失守,太原东面暴露在日军面前,同时,此路日军对忻口中国守军侧翼构成重大威胁。为此,忻口守军主动撤守,回防太原,忻口作战结束。

  随后日军从东、北两面夹攻太原,中国军队进行了太原保卫战。由于太原此时已成为一座孤城,无险可守,虽经守军激烈奋战,但不能阻止优势敌军,战至11月7日,城内守军突围南撤,太原遂告陷落。这次会战中,八路军积极配合友军作战,给敌以重大牵制。在忻口作战中,八路军为配合友军作战,向日军两翼及后方广泛开展了游击战。或阻敌之增援部队,或袭击敌之后方,先后收复县城10座,一度切断敌之后方交通线,使敌不得不借飞机输送给养,有力地配合了前线作战。10月19日,八路军还破坏了敌之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日机24架,歼敌百余,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度失去了空中力量。在太原东面娘子关方向,八路军四处出击,袭击日军,取得多次袭击战的胜利,迟滞了日军的推进,并掩护了友军的撤退。

  忻口、太原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

徐州会战

台儿庄战役:中国炮兵阵地   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失守后,日军气焰极为嚣张,企图沿长江而下乘胜追击一举击溃中国政府军队主力。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徐州会战,华北战场的形势和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的有力坚决的抗击,却暂时转移了日军视线,转而企图打通津浦线(天津—浦口)并消灭中国第5战区主力。这次会战中国不仅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伟大胜利,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位于黄河与淮河两河之间,据鲁豫皖苏四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周围,山峦重叠,河川纵横,在中国军事史上就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华北日军南下时,在华北山东方面的一线防线,由于守军将领韩复榘(后被枪决)畏敌避战,轻弃黄河、泰山天然屏障,又接连不战而退,日军长驱直入,轻取山东大部战略要地,给抗战形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侵略者的欲望。为了连贯华北、华中两个战场,日军决心以济南、南京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最后会师徐州打通津浦路。为此,日军先后集中24万人的精锐部队,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

  中国第5战区先后调集约60万大军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此次会战是一次大面积大范围的作战,中国军队在黄淮之间的广袤大地上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攻守与反攻守作战。

  1938年1月下旬起,北上的日军华中方面军部队与中国军队接触,遭遇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抗击,2月9日,日军曾一度突过淮河北岸,但不久即被中国军队击回淮河南岸,形成与北岸中国军队隔河对峙的局面。在北线,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集团军指挥精锐第5、10师团分路南下,其中第5师团由青岛南下,企图夺取鲁南要地临沂,再从东路进攻徐州。临沂我军实力薄弱,3月中,张自忠将军率部两次驰援,两次击退日军,取得两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给骄横的坂原师团以沉重打击。而且,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第5、10师团会师企图失败,为台儿庄歼敌奠定了有利基础。在日军第10师团方向即津浦路正面,2月中旬,中国军队一部主动袭击济宁,给日军造成1000余人伤亡,牵制了日军行动。从3月24日至4月7日,中国军队集中兵力不避牺牲,反复猛烈地攻击突入徐州附近要地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旅团),使之除小部突围外,大部1万余人被歼,中国军队取得抗战以来一次重大胜利。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赴前线督战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决定乘胜扩大战果,向徐州地区大量增兵,欲在此与日军决战。但是,日本大本营察觉到徐州地区集结大量中国军队后,于4月7日制定了《徐州地区作战指导要领》,重新部署共计6个师团的兵力再次南北推进,包围中国军队,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中国军队经过逐次激烈的抵抗后,未能阻止日军攻势,至5月15日,日军完成对徐州地区的包围。在危急形势下,中国方面决定放弃徐州,至21日,徐州地区中国守军主动撤离。

  徐州会战历时4个多月,日军虽然大通了津浦线,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的目标却未能达成。再次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而中国军队将日本主力吸引到津浦线上,暂时转移了日军的进攻方向,为部署尔后的抗战初期最后一场关键大会战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尤其是台儿庄大捷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台儿庄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南部台儿庄(今属枣庄市)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史称“台儿庄战役”。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和27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

  1938年3月23日,濑谷支队主力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此时,第五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24日,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28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31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29日,日军第十师团长命濑谷支队迅速击败台儿庄附近守军,同日,在徐州督战的蒋介石也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命令说“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总长、林次长亦有处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严令庞炳勋部南下,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至31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4月3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击。日军拚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围歼被围之濑谷支队。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外,被围之敌大部被歼。

  台儿庄战役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共歼日军1万余人。此次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全国抗战的又一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武汉会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大举进攻企图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日军展开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此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重大转折意义。

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阻击进犯日军   武汉地区位于华中地区中心,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大本营认为“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因而积极准备进攻武汉。

  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重新划分战区,制定战略防御部署,将重点放在武汉外围。在长江北岸,日军在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战死287人(内军官7),负伤866人(内军官15),合计1150人,预料还要增加”。在长江南岸,在江西马头镇要塞,中国守军与敌恶战8昼夜,予敌大量杀伤。在富池口要塞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最后,无耻的日寇竟向中国军队施放毒气才占领。在庐山南北,中国军队与敌展开激战,取得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枝,军马100余匹。在大别山地区,中国军队在富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予敌重创,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也多有伤亡。同时,中国军队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激战1个多月,致使日军付出了战死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才得以突破。在河南信阳,中国军队持续阻击日军,歼敌2600人。

  在武汉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敌激战,取得重大战果,共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

  由于中国军队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然而,中国军队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武汉保卫战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日本企图“速战速决”一举摧毁中国抵抗力量的目的不仅没有实现,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也达到空前程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钳制了大量日军,拖住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日本被迫转入长期持久的局面。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武汉会战过程中,日军乘广州兵力空虚,在10月发动广州作战,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日本也为其以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

南昌会战

    南昌会战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抵御日本有限攻势的首次会战。武汉会战后,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了划分,分区而治。驻武汉地区的第11集团军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一支对中国进行野战攻击的部队,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国政府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南昌会战,首当其冲。

南昌会战中的日军   武汉会战后,中国在长江南北分别以第9、第5战区重兵武汉形成包围态势。南昌地区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既掩护联系第3、第9战区的战略运输线即浙赣铁路,又是中国方面集结重兵的战略基地,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南昌还有飞机场,中国飞机经常前往轰炸日军长江中的军舰。为此,日军积极准备进攻南昌。

  1939年2月时,中国已判断出日本对南昌的进攻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次指令第9战区向日军另一线南浔方向发动进攻以转移敌人的进攻方向,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但是该战区一直以准备不周为由拖延进攻。3月17日,日军抢先展开进攻。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南昌地区展开激战。然而,从3月17日到27日,中国守军10内便丢失了南昌,守军受到重大损失。这既因为日本占有武器装备的优势,也是因为中方的一系列失误造成的。此后,日军向西追击,于4月2日陷重镇高安。中国军队退守。此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停止追击,并从南昌地区撤走部分兵力,战场相对稳定下来。

  然而日军新胜之余,没有料到中国正在紧张酝酿旨在收复南昌的反攻,第3、第9战区协力展开春季攻势(也称4月攻势)。4月21日,反攻正式展开,中国军队主力向南昌发动奇袭,一时打乱了敌军阵脚,连克南昌外围阵地。25、26日相继推进到南昌城下。然而由于另一路中国军队未能完成切断日军增援的任务,日军海军陆战队赶赴支援。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将近一周的激烈进攻,但未能取得进展,5月1日,蒋介石限期必须攻下南昌。为此,2日,中国军队发起第二轮猛烈的攻势,进一步向南昌逼近。但此时已失去奇袭性质,只能进行攻坚战,在敌之坚守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为此,5月9日,下令停止进攻。而日军也未能进一步反攻。南昌会战结束。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会战的前奏。南昌失陷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结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

随枣战役

    武汉地区的日军为了消除长江北面湖北北部、河南南部方向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5战区的主力,中国军队与之展开为期20余天的会战,粉碎了日军的企图。

随枣战役:开抵襄樊一带的第五战区部队   武汉会战后,武汉长江上游沙市以西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规第5战区。第5战区内另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为汉宜路(湖北汉口—湖北宜昌),一为襄花路(湖北襄阳—河南花园),该战区进可袭扰平汉线威胁武汉地区,退可屏障川陕大后方,自古为并兵家必争之地。第5战区虽然所属部队系统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重武器相当缺乏,但是依托有利地形积极袭扰日军。1939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从东西两侧频频袭扰平汉线南端,尤其令武汉日军不安的是,中国为加强第5战区实力,进一步将6个师兵力移往枣阳,准备加强对日军的袭击。为此,日本驻武汉地区之11军狂妄地制定了深入第5战区作战的计划,企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使其丧失战斗力,解除西北方面对武汉的威胁。从4月开始,日军调兵遣将,配备大量火炮、战车和飞机,日军使用3个半师团兵力,发动奔袭战,分进合击,企图运用两翼包围和中央突破的战略,将中国军队主力消灭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县、枣阳一带。5月1日,日军发起全面进攻。

  中国判断出了日本的企图,第5战区李宗仁将军决定立即停止向日军的攻势,转入对敌之攻势防御,并根据敌人进攻态势做好所周密的战役组编,具体部署各部队的防御任务和作战方案。

  随枣会战前后不及3周。日军使用主力突破汉水东岸中国守军阵地,突进至预定目标完成一翼包围,但其他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有力抗击,未有进展。第5战区鉴于战场形势,决定转移战术,由主力逸出敌之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打击敌人,命令转守为攻。日军由于合围计划失败且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不敢久留,遂行撤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至24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均退回至原地区,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虽然也受到了较大损失,但彻底击败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企图,并使之付出惨重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第5战区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外线,立于有利地位,日军撤退时,追击、阻击得力,取得较大战果。

长沙会战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战线上对峙,为此,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从8月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

  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在会战中,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攻克平江,扫射残敌   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武汉地区)、13(驻京沪地区)、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予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第9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同时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中国第6战区乘他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人。而这,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造成的机会。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一改被动局面,取得战役胜利。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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