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Posted 2022-12-27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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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胡适像摄于1960年青年胡适

　　胡适（汉语拼音：Hu Shi；英语：Hu Shi；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中国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原名洪骍、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兴趣广泛，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思想与学术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后来抄了一份发表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离家出走。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来源请求。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来源请求。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3，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来源请求，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4。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影响与评价

胡适、蒋中正合照，1958年台北

　　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第一位提倡白话文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季羡林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胡适虽然掀起新文化运动，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虽然一生恪守中国传统文人道德，却受西方文明洗礼。胡适以前在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中国大陆的教材过去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不过，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仍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而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主要论著

　　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于《新青年》第3卷第3号）

　　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20日，于《每周评论》第31期）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

　　著《尝试集》（1920年，北平，北大出版部，新诗诗集）

　　著《胡适文存·一集》（192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姚名达订补）

　　著《胡适文存·二集》（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著《卢山游记》（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

　　发表《人权与约法》（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2号）

　　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4号）

　　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于《新月》杂志第2卷第6、7号合刊）

　　著《人权论集》（1930年，上海，新月书店，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

　　发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于《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著《胡适文存·三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文选》（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吴淞，中国公学）

　　校编《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1931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1932年，北平，北大出版部）

陶行知

　　著《四十自述》（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译《短篇小说》（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商务印书馆；后删省为《胡适文存·四集》，台北，远东，1953年）

　　著《南游杂忆》（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5年，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

　　著《藏晖室札记》（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47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著《胡适的时论》（1948年，六艺书局）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9年，台北，自由中国社；即《胡适时论》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

　　编《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与罗尔纲合校编）

　　发表《容忍与自由》（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

　　著《丁文江的传记》（1960年，南港中央研究院）

　　编《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1年，台北，自印本）

家庭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

　　妻子：江冬秀。由胡适其母包办。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917年成婚。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

年表

　　1891年12月17日未时生于上海川沙县。

　　1893年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母离台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其父胡传病终于厦门。

　　1904年与江冬秀订婚，从三兄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进澄衷学堂。

　　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

　　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

　　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

　　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

　　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

　　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

　　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

　　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

　　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赴美国，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2，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其负责人雷震被捕，胡适一度受到株连。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57年11月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开会时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北南港。

参考条目

“胡适475286”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