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Posted 2022-12-27 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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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史记》（明万历二十六年北监刊本），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台湾大学图书馆各有藏此版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著。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该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史记》贯穿经传，整理诸子百家，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纪元前千余年的历史文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阅读：gt;gt;gt; 史记·目录

概述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汉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史记》的写作，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编写《史记》，司马迁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内容和体例

　　《史记》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马迁殁就有十篇散失。西汉博士褚少孙补之。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后人补之，如《孝武本纪》摘抄于《封禅书》，褚少孙虽才识不足也不至于如此。另有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史记》内容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以来的历史，共分成《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加上最后的《太史公自序》又细分成一百三十个章节。其中：

　　《本纪》　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本纪》也是全书的总纲，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　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　记述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　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中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的写作方式首开纪传体之先河：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至此以后，尚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该体，让纪传体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史记》版本

　　《史记》版本众多，目前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北朝时期的抄本残卷。最早的刻本为北宋时期的《史记集解》单刻本。南宋的黄善夫刊本为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

　　中华书局发行的《史记》，分简体和繁体版本，也有带“三家注”的版本，其再版的版本是当今最好的版本。

　　白话文则有韩兆琦译注的《新白话史记》(简化字本由中华书局出版，正体字本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张烈等人译注的《史记》(简化字本由贵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正体字本由台北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他工具书则有哈佛燕京社编《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编《史记索引》、李晓光、李波编《史记索引》、钟华编《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编《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等。

　　历代重要善本：

　　南宋黄善夫刻本（简称“黄善夫本”）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南北监刻二十一史本（简称“监本”）

楚辞

　　明朝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本（简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

　　清朝乾隆年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简称“武英殿本”或“殿本”）

　　清朝同治年间张文虎整理，金陵书局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百三□卷（简称“金陵局本”）

评价

　　鲁迅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建立了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

研究考证

篇数及续补

　　《史记志疑》(清朝·梁玉绳)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卫宏给《汉书旧仪》这本书作注，说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汉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

　　《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

　　“《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

　　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考据与集注

　　《史记探源》(清朝·崔适)《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

　　唐朝时期，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裴骃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

　　《史记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

　　《史记索隐》进一步指出了《史记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

　　《史记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

　　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校勘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研究专著综述

　　《史记校正》王叔岷《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自宋朝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朝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朝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工具书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

　　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参见条目

“史记692076”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