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

Posted 2022-12-27 谶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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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

（汉光武帝刘秀）汉光武刘秀汉光武刘秀像

　　汉光武帝刘秀（前5/6年－57年3月29日），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一说今湖北省枣阳市西南）人，另说今河南省南阳市瓦店人，东汉的建立者，在位三十二年，社会逐渐从新朝末年的动荡中恢复，故称“光武中兴”。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刘秀逝世于雒阳。葬于原陵（今河南省孟津县西长道社）。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

　　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刘縯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组成“舂陵军”。次年二月，更始政权建立，刘縯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六月，王莽命王寻、王邑率大军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突围调集援军，与守城义军合击，重创莽军主力。不久，刘縯被汉更始帝杀死。刘秀闻讯赶赴宛城请罪，以此取得更始帝信任，被封为破虏将军、武信侯。九月，新莽政权灭亡。汉更始帝北都洛阳，刘秀又行大司马事，旋被派往河北镇抚州郡。次年五月诛灭称帝邯郸的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

　　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高（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刘秀打败了赤眉农民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即于建武五年先后削平了盘踞渔阳郡的彭宠、南郡的秦丰和齐地的张步；次年又翦除了盘踞江、淮的李宪、董宪、庞萌，统一了关东，并以笼络手段使河西的窦融归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了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经过十二年时间，刘秀终于完成了统一事业。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与此同时，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他统治的时期，史称“光武中兴”。

　　建武十五年，刘秀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令全国检核土地户口。郡县守、令不敢触动贵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过程中“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结果，激起各地农民的反抗，郡国的豪强大姓也乘机作乱。对此，刘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进行分化和镇压，对于大姓兵长，则在处死度田不实的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让步。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思想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

　　刘秀为刘邦九世孙，出身于南阳郡的地方豪族。新朝末年国家动荡，各地寇盗蜂起。地皇三年（22年），刘秀在宛（今河南省南阳市）起兵。25年，在鄗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所辖的一个县）登基称帝，改元建武，国号为“汉”，史称“东汉”。此后，刘秀逐步扫平各方势力，最终统一中国。

　　刘秀的军事才能很高。称帝之后遣众将攻伐四方，往往能从前方上报的排兵布阵形势中发现问题，有时因前方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便为敌人所败。此外，刘秀待人诚恳简约，宽厚有信，窦融、马援等均由此归心。

　　刘秀采取了许多拨乱反正、体恤百姓的措施。如他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先后下了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止随意杀害奴婢的命令,废除王莽时期的各种苛刻刑罚,并多次下诏减免赋役。这些措施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公元57年2月，刘秀病死于洛阳南宫前殿，留下的遗诏中说：“我没有给百姓造福，后事一切都照文帝（西汉刘恒）那样，务必从简，不要浪费。”

生平

　　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昆阳之战中，他知人善任，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

　　光武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克敌制胜，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早在他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就有利于取得更多的支持。

　　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刘秀待人敦厚，诚恳尚信，窦融、马援等诸将均由此归心。在新朝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刘秀的军纪较其它割据势力为好。但一代帝王并非没有缺点，天下未定时期，刘秀仍有将领行使屠城、暴掠之举，例如：吴汉军对其手下大将邓奉的家乡进行劫掠，最终使得邓奉忿而反叛。直到吴汉与刘尚攻灭公孙述，仍纵兵大掠成都，这时刘秀才肯斥责他们。然而诏书虽写得文情并茂，但吴汉的官爵却丝毫并未受到影响。显见刘秀对诸将的约束力仍然不足。刘秀晚年也迷信图谶，有时甚至感情用事，处事不公。以直谏逼死韩歆，因包庇险些杀死董宣，这些都是其帝王生涯上的污点。

　　以上这些评论，对于评价汉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虏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毛泽东盛赞汉光武帝“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一代君王。

　　光武帝的出身和他的祖宗汉高祖刘邦是截然不同的，刘秀家门豪强，外祖父一支在当地是富庶的地主阶层，这和刘邦的家庭是无法同日而语的，部分两汉史研究资料表明，刘邦的名字也是他本人后来在军中起的，至于他的本名，一说就是刘季（项岱说：“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后因讳邦不讳季，所以季布犹称姓也”。）和朱元璋差不多。而且，从刘邦的嫂子敢于公开的给刘邦听刮饭锅的声音可见刘邦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并非和睦相处，当然这和刘邦本人的无赖性格有关。刘邦很早就出来在社会上游走，结识了很多三教九流，其中不乏后来的西汉的许多开国功臣。而刘秀的家庭则是上下贤睦，昆仲友爱，就此给刘秀本人的谨厚宽容制造了必要的家庭渊源。而且，刘秀不同于刘邦，刘秀本人喜好学习，很早就追随中大夫许子威研究《尚书》，通晓大义。我们都知道《尚书》是古代帝王的史书，刘秀对它的的研究表明其后他在治理国家过程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光武喜好读书在后代帝王眼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比如三国的孙权在培养大将吕蒙时就说：“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可见，刘秀的文化素养还是比较高的。此外，刘秀为人比较厚道、勤劳，这和刘邦的游手好闲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庭熏陶、家庭氛围对他的后天行事和先天性格的形成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光武本人虽然也是封建帝王，但是，他的行政特色和用人风格可以说足以独成一家、垂范后世。即使在开国皇帝中，光武也是丝毫不逊色的。

早年

　　刘秀是汉高帝刘邦九世孙，西汉景帝子长沙王刘发之子舂陵节侯刘买的玄孙，与更始帝有同一个高祖父刘买。其父为南顿令刘钦，母樊娴都。世代居住在南阳郡蔡阳（今湖北省枣阳市西南），属地方豪族。刘秀九岁时，父亲逝世，便由叔父刘良抚养。由于刘秀勤于农事，而兄刘縯好侠养士，经常取笑刘秀，将他比做刘邦的兄弟刘喜。新朝天凤年间（14年—19年），刘秀至长安，学习《尚书》，略通大义。

　　刘秀在新野县时，听闻阴丽华的美貌，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战争时期

　　时值新莽天凤五年（17年），天下大乱，赤眉军与绿林军各自起兵反王莽。地皇三年（22年），刘秀避吏于新野，因卖谷而至宛（今河南省南阳市），经李通劝说在宛起兵。地皇四年（23年）二月，刘縯、刘秀兄弟与绿林兵共同拥护刘玄称帝，国号仍为汉，改元更始，史称更始帝。同年刘秀率绿林军1万以少胜多于昆阳灭王莽军42万，杀其主帅王寻，取得昆阳大捷。

　　此后刘縯、刘秀兄弟威望大盛，遭到刘玄的猜忌。刘秀有所察觉，但刘縯不以为意，终被刘玄借故杀死，同被杀死的还有同宗刘稷。此时刘秀也处于危险之中，只得向刘玄谢罪，并不敢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如常。刘玄心有所惭，故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后刘玄占据洛阳，派刘秀巡视黄河以北，刘秀始得脱离险境。刘秀遂在河北积蓄力量，日益壮大，被刘玄封为萧王。刘秀率吴汉、邓禹等手下大将，继续在北方大破铜马等割据势力，被关西人号为铜马帝。由于刘秀与刘玄心生二意，自此刘秀手下便不断劝进。

　　更始三年（25年）六月，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傀儡皇帝。同月二十二己未日（25年8月5日），刘秀于鄗城即皇帝位，改元建武，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九月，赤眉军击败刘玄，刘玄投降，同年十二月被杀。

　　次年刘秀迁都洛阳，改洛阳为“雒阳”。刘秀先后荡平赤眉、张步、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于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十九己卯日（36年12月25日）吴汉攻克成都，东汉统一中国。

　　在新末的军阀混战中，刘秀的军纪相对较好[2]，但手下大将吴汉等仍然多有大屠杀、暴掠之举。天下未定之时刘秀对诸将的约束显然不够，造成手下大将邓奉因家乡遭吴汉军劫掠，忿而反叛。直到吴汉与刘尚攻灭最后一个敌人公孙述，纵兵大掠成都，刘秀才肯斥责他们。然而诏书虽写得声情并茂[3]，吴汉的官爵却并未受到影响。

执政时期

　　刘秀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在位期间，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书。为减少贫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救济粮，减少租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裁并郡县，精简官员。结果，裁并四百余县，官员十置其一。历史上称其统治时期为光武中兴。其间国势昌隆，号称“建武盛世”。

　　刘秀统一中国后，厌武事，不言军旅，建武二十七年（51年），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却下诏：“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不同于先祖刘邦得天下后诛杀功臣的无情，刘秀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其实，在统一中国之前，他就开始削弱国防建设，废郡国兵制，罢郡国都尉。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导致后来无力抵御外患，而豪强地主的部曲家兵则迅速发展，像东汉末年的董卓就是一例。刘秀以后不设丞相，而是“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一方面削弱三公权力，使三公成为虚位，另一方面又扩大尚书台的职权，成为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后汉书·申屠刚传》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建武二十八年（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严禁结党营私。

　　建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二月初五，公元57年3月29日），崩于雒阳南宫前殿，享寿63岁，在位33年。葬于原陵（今河南孟津县铁谢村附近），庙号世祖，谥光武皇帝。刘秀死后，其子汉明帝刘庄将统一战争中功劳最大的二十八人的影像画在云台阁，称云台二十八将。

生平事件

乱世起兵

　　王莽西汉末年，朝政衰败，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当时在民间都流传着汉祚将尽的说法，汉哀帝不得已，遂演出了一场“再受命”的闹剧，但很快便草草收场。在这种“人心思乱”的大势下，身为外戚的王莽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并于公元9年，代汉建新。王莽登基之后，开始着手解决西汉王朝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问题，而土地和奴婢则是其中的主要问题，为此，王莽颁发了“王田令”与“私属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莽改制”。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根基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而王莽的改革则触动了这个维系封建皇权的根基。最终，改制以失败而告终，从而使得社会矛盾更加的激化。

　　刘秀，荆州南阳郡人，为西汉景帝后裔。刘秀兄弟三人，长兄刘縯“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而刘秀则为人“谨厚”和“多权略”，处事非常的谨慎，与其兄刘縯的风格明显不同，无事的时候只顾照料自家的田地，被刘縯笑为当年汉高祖的二兄长刘仲。

　　新莽末年，天灾不断，各地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天下已然大乱。此时，刘縯等南阳郡的英豪们也纷纷准备起事，但刘秀仍持谨慎的态度。此时，同郡人李通以“刘氏当复起”，劝刘秀起兵，刘秀经过一番深思，见“天变已成”，遂与其兄在舂陵起兵。

大战昆阳

　　春陵起事时，同族的许多人非常害怕，都说刘演要害了自己，纷纷逃跑；但当他们见到刘秀穿戴着红衣大冠的将军服装，率领起事人员回到春陵时，又说：“像刘秀那样谨慎厚重的人都造起反来了，还怕什么!”于是也就心安了。这年十一月，刘秀等人的军队在小长安聚与官军相遇，结果大败。在此一战中，刘氏宗族死了数十人，其中包括刘秀的二哥、二姐及刘良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刘秀的二姐刘元死得颇为壮烈。败军之际，刘秀单骑逃跑，碰上三妹伯姬，就把她拉到了马上。不远，又碰到刘元，催她快上马，刘元看到追兵在后，挥手说：“你快跑吧，不能两全了，不要都死在这里。”追兵赶到，就把刘元和她的三个女儿杀了。但由于人心所向，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军队人多，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南阳一带的豪杰人物，都认为刘演最为合适，因为刘演有威望，治军严明。而新市、平林军的将领们大都喜欢散漫放纵，担心立了刘演不得自由。他们认为刘玄懦弱，容易控制，因而策划拥立刘玄。刘玄是春陵侯刘仁的曾孙，在平林军中，号称更始将军。刘玄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官衔，封刘绩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南阳一带的情况使王莽震惊，调兵遣将，很快集结了43万人马，号称百万，命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率领前往镇压。王邑、王寻首先与刘秀相遇，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城中。他们忧念妻儿老小，都想各自回本土自保。刘秀非常冷静地向将领们分析了形势和前景，口吻严厉：“现在粮草无多，来敌强大。并力抗敌，还有打胜的希望，要是分散，必然被消灭，而且宛城还没攻下，来不了救兵，昆阳一失，一天之内，各军也就全都覆没。现在为什么不同心同德，共建功名，反而只想看守自己的妻子和财物呢？大家觉觉得有在理，因此抛弃了别的念头。刘秀于是担任了临时总指挥的重任。当时昆阳城中只有八九干人，刘秀要王凤、王常守城，自己和李轶等13人骑马乘夜闯出城南门，召集在外的军队。刘秀到郾县、定陵一带，把那里的军队全部集合起来救援昆阳。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说：“现在要是打败敌人，比这多一万倍的珍宝都有，甚至可以夺得天下。要是被敌人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财物还有什么用?”于是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刘秀又率领3000敢死队，攻向敌人中坚，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王邑被杀。刘秀军队合力夹攻，王莽军队四处奔逃，相互践踏，溃不成军。王寻带着剩下来的几千人逃回洛阳。这就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昆阳一战，敲响了王莽政权的丧钟。同时也提高了刘氏兄弟的威望。但更始政权的内部矛盾也更趋尖锐。结果，刘演被更始帝杀害。刘秀怕自己遭到不测，赶紧跑到宛城假意请罪。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有些惭愧，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却独自流泪，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

　　始元年（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莽政权灭亡。当时关中一带的官员赶来迎接皇帝刘玄去长安，见到刘玄的将领们头上随便包一块布，没有武冠，有的甚至穿着女人衣服，滑稽可笑，没有庄重威严的样子，唯独见到刘秀的僚属肃然起敬。一些老官员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理。之后，刘秀被刘玄派往河北进行招抚。使得刘秀终于摆脱了刘玄对他的直接控制，开始了自由施展的机会。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考察官吏，按其能力升降去取；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吏名称。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当假冒的王郎兵败请降、要求给予优厚待遇时，刘秀说：“现在，假如成帝再生，他的天下也不能得到了，何况诈称刘子舆的人呢！”使者要求封给王郎一个食邑万户的侯，刘秀说：“能够保全性命也就可以了。”而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时，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几千份。要是按这些材料提供的线索加以追究，必然会使一大批人惶恐不安。刘秀一律不看，把王郎的官吏们召集起来，当面一把火烧掉。他解释说：这样做，是“令反侧子（心怀不安的人）自安（放心）”。

　　对于农民军，刘秀采取了分化、瓦解、收编为主的政策。当时，河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农民军为“铜马”。刘秀击败铜马军后，将其收编，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他还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刘秀终于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这时远在长安的更始帝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企图把他召回长安。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势力，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了这一意图，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召去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明朗。与此同时，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活动在今河南东部的赤眉军，正在迅猛地向长安进兵。赤眉一旦攻下长安，刘玄败逃，就将出现一个夺取关中一带的良好时机。刘秀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即将到来。他一边派将军邓禹率精兵2万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一边选定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处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治怀县，在今河南武陟县)作为进取中原的立足点。他选用文武兼备的良将寇恂任河内太守，冠以“行大将军事”的衔号。他向寇恂交代任务说：从前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把萧何留在关中，我现在把河内交给你。你的任务是像萧何那样保证军粮供应、训练士兵和战马，阻挡外面的军队，不让到这块地盘上来，特别是不让黄河以南刘玄的军队过来。刘秀又在孟津（今孟县以南）部署重兵，窥视洛阳。

　　安排妥当以后，刘秀又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一路上将领们纷纷给刘秀上尊号，要他称皇帝。刘秀一律拒绝。到了南平棘（今赵县南），将领们又一再劝说，刘秀还是不答应。当人们都走开后，将军耿纯对刘秀说：“人们抛开亲人和家乡，跟从大王出生入死，本来就是想攀龙附凤，实现封官拜爵的愿望。现在大王迟迟拖延，违背大家的心愿。我担心人们失望了，就会产生离去的想法。人们一散，就难以再召集了。”刘秀由此相信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真心实意，而且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虚让。公元25年六月已未日，刘秀在浩（今河北柏乡县）称帝。国号仍为汉，年号为“建武”。

中兴之路

　　自王莽篡汉自立新朝开始，广大刘姓皇室成员就无不以复兴刘氏汉家天下为己任，暗中积极进行活动。新朝乱政，天下大乱，绿林、赤眉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时候，各地刘氏皇族纷纷揭竿而起，投身于反新莽、复刘汉的斗争之中。其中，以刘秀为代表的长沙王后裔一支，在反新莽起义中异军崛起，最后推翻新政，平定群雄，光复汉室。中国历史从此便又被拉回到刘姓统治的时代。

　　刘秀是西汉皇室后裔，长沙定王刘发之子舂陵节侯刘买的后代。刘秀自幼好读书，有志向，又能刻苦耐劳。他年轻时多历磨难，少时在乡间耕读，9岁丧父，由叔父刘良抚养。刘秀13岁时，西汉被王莽篡夺。20岁时，他到长安入太学。太学毕业后回到南阳（今湖北枣阳），不久因受牵连逃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曾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仍回南阳故乡，继续过耕田种地读书交友的生活。

　　刘秀的长兄刘也是一位为人刚毅有大志的优秀皇族后裔。王莽篡汉后，他不惜倾家荡产，广交天下英雄豪杰，收养侠义之士，暗中积蓄力量，决心恢复汉家天下。刘秀年轻时深受哥哥的影响。公元22年十月，当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绿林军进逼南阳时，刘秀和长兄刘在舂陵老家组织起一支以舂陵刘氏宗室子弟为骨干的“舂陵兵”，响应绿林军。不久，刘、刘秀率部加入绿林军，与绿林军一起多次击败王莽军队，成为绿林军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拥立汉室后裔刘玄为帝。刘玄本是刘氏皇室中一个平庸的成员，毫无雄才大略和帝王资质。公元22年七月，平林人陈牧率千余人起义，响应绿林军，号称“平林兵”。正在这里避难的刘玄参加平林兵，从此走上反新复汉的道路。因为他是皇族成员，而平林起义军在反王莽斗争中需要借助刘氏宗族的号召力，便将刘玄推上皇帝宝座。刘玄能登上帝位，纯粹是因为比刘秀兄弟参加起义早的缘故。

　　刘玄即位后，改年号为“更始”。刘被任命为大司徒，刘秀则任太常偏将军。刘玄称帝后，令刘攻打南阳，又派王凤、刘秀等率军北攻昆阳。在昆阳一役中，刘秀以非凡的军事才能，一举消灭了王莽军队主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争范例，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大捷”。

　　当时，王莽下令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发精兵42万，号称百万，围攻昆阳（河南叶县）城。刘秀从容自若，说：“今莽军多，我军小。如果我们拉力抗争，尚可取胜，如果望风解散，必至玉碎，万难瓦全。”又劝说王凤、王常等率八九千人守城，自己与李轶、宗佻率壮士十人，夜晚潜出南门，疾奔郾城和定陵发两邑守兵数千人进援。又率敢死队三千人直冲莽军中坚，击杀王寻，莽军阵乱。昆阳城守军乘胜出战，内外合攻，莽军大败。王邑率数千败兵逃往洛阳；严尤、陈茂投降汝南郡割据者刘望。

刘询

　　昆阳之战的胜利，使王莽的主力丧失殆尽。接着，起义军乘胜直捣长安。更始元年十月，绿林军攻克长安，斩杀王莽，新朝灭亡。同月，刘玄定都洛阳。公元24年二月，刘玄迁都长安，完全恢复刘氏汉家天下。史学家柏杨曾感叹过：“这是一件千年难逢的奇迹，紊乱一团糟的庞大帝国，霎时间恢复秩序。可惜刘玄所建的汉政府，由一群无知无识的人物组成。三个月之前他们还在荒野中大喝小叫，三个月之后忽然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还没有被训练出领导能力。于是，各地民变再度蜂起。这一个奇迹政权，从纪元后二三年到二五年，勉强支持三年。”

　　昆阳之战结束后，起义军阵营中的分裂也爆发了。威望日增的刘、刘秀兄弟受到绿林军内农民将领和更始帝的猜忌和排斥。在李佚等怂恿下，刘及其部将刘稷被更始帝刘玄杀害。正将兵在外的刘秀闻兄遇害，自知势孤，遂强忍悲痛，迅速驰回宛城，向更始帝“谢罪”，不和刘的旧属往来，不替刘服丧，不提昆阳战功，饮食言笑如常，终免除杀身之祸。

　　更始帝以为刘秀不记他的仇，反倒有点过意不去，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但是毕竟不敢重用。后来，长安攻下来了，王莽也给杀了。更始帝到了洛阳，才给刘秀少数兵马，让他到河北去招抚河北郡县。从此，刘秀摆脱了更始诸将的直接监控，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武装林立，群龙无首，正好让刘秀得到一个扩大势力的机会。刘秀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泽”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建议，废除王莽时期的一些苛刻法令，释放一些囚犯，“所过郡县，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逐渐组成了建立政权的基干力量，并在邓禹的参赞下，暗自定下了先巩固河北根据地，逐步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

　　刘秀在河北势力的发展，再次引起更始帝的不安，于是以加封刘秀为萧王作借口，下令调刘秀及其部将返回长安。暗令屯军于邯郸的尚书令谢躬乘便袭击刘秀，另遣苗曾、韦顺、蔡充分别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控制幽州精兵。刘秀觉得时机已成熟，便决定脱离更始政权，与刘玄决裂，乃“辞以河北末平，不就征”。接着，先后收斩苗、韦、蔡三人，掌握了幽州十郡突骑；继而，用计袭杀谢躬于邮城，吞并所部6军，清除了隐患。之后，在当地官僚和地主的支持下，刘秀消灭了假冒汉成帝儿子刘子舆而在邯郸割据称帝的王郎势力，又镇压和收编了铜马等100多万农民起义军，势力迅速壮大，人称“铜马帝”。

　　公元25年六月，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刘秀在镐（今河北省柏乡县）正式即位称帝，国号“汉”，改年号为“建武元年”，定都洛阳。至此，中国历史又恢复了刘姓汉家天下，进入东汉时期。

　　刘秀复汉称帝之时，西有更始政权，东有赤眉军，此外，还有刘永割据豫东、皖北，隗嚣割据西北甘陕、内蒙一带，公孙述割据巴蜀、汉中，以及其他大小割据势力。刘秀用了10多年的时间，先后镇压了赤眉起义军，削平了刘永、隗嚣、公孙述等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公元36年统一全国。刘氏宗族复兴汉家天下的计划，至此才最终宣告完成。

　　值得称颂的、难能可贵的是，刘秀不仅拥有夺天下之“势”，而且具有治天下之“实”。在完成了统一大业后，刘秀不忘先祖“霸王道杂之”的古训，采取“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帝国恢复了兴盛局面，因此被后人誉之为“光武中兴”。至此，汉王朝彻底衔接上了。

成长于枣阳

　　刘秀属西汉皇族，文史典籍有翔实记载。《东观汉记·帝纪一》说：“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孙，承文景之统。”《后汉书·光武帝纪》说：“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刘秀既然是汉高祖、文帝、景帝之后，又是怎么与枣阳渊源至深呢？《后汉书》作了解释，“……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钜鹿都尉回及其宗族往家焉。”由此可见，刘秀家族在其祖父一代已来到白水乡。据有关部门考证，西汉末年，枣阳版图内设有四县，即北有湖阳县，西北有棘阳县，东有复阳县，西南有蔡阳县。关于白水乡的方位，《水经注》记载：“光武帝旧宅在城东南40里即白水村，又曰皇村。”李贤为《后汉书》作注道：“光武旧宅在今枣阳县东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明朝正德二年，河南道御史袁仕和山西道御史李帮用立皇村寺碑，碑文中称“皇村在枣阳东南四十里，圣龙襟其左，响水潭在其右，群山在其前，白水带其后。”据此方位看，舂陵白水乡即在今枣阳市吴店镇。

　　据史料记载，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出生在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他父亲刘钦时任济阳县令。刘秀出生的时代是一个矛盾丛生、动荡不安的时代，９岁时，父亲去世，刘秀兄妹成了孤儿，生活无着，只好回到祖籍枣阳舂陵白水村，依靠叔父刘良抚养。“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

　　在枣阳白水村，刘秀生活了近２０年。在那里，他同族人、乡亲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相亲相助，“乐施爱人”，“勤于稼穑”；他还善于经营，每年夏、秋大忙以后，他便利用农闲时间，赶着毛驴把谷物等农产品运往新野、南阳销售，增加收益。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到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求学，进入太学，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通览博学。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在长安，他大大开扩了眼界，也磨炼了心智，他非常关心时事、关心政治，“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县为同舍生解说。”（《东观汉记》）。勤学好思，广泛接触社会，使刘秀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后来因家境困难，刘秀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枣阳，过着他熟悉的耕读生活。

　　现在吴店镇境内，还保存有皇村遗址和舂陵故城遗址。皇村遗址就在现在的吴店镇白水村旁，枣阳市政府在此修建了皇村遗址陈列馆。舂陵故城遗址在今吴店镇舂陵村，是西汉舂陵侯国、东汉章陵县、三国义阳郡、南北朝安昌县和隋开皇年间舂陵县治所的故城址。为了纪念枣阳出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明万历年间，时人在城西关口立石碑一块，上书“汉世祖光武帝故里”。也是在明万历年间，枣阳知县张靖臣为纪念枣阳出了西汉更始帝刘玄和东汉光武帝刘秀这两个皇帝，在城西内观台立“古帝乡”碑一块。这两块石碑均收藏于枣阳博物馆。

发祥于枣阳

　　枣阳不仅是刘秀的成长地，更是他的发祥地，从这里走出去的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创造了“光武中兴”。

　　根据史料记载，居住在舂陵白水村的刘秀兄妹，虽属皇族，但由于嫡系继统的疏远，实际上已是布衣。王莽篡位后，因心恶刘氏，诸刘均被罢官去爵，刘秀的叔父萧县县令刘良被罢除后，也回到舂陵白水村务农。刘秀非常痛恨王莽，一心想恢复刘家汉朝的天下。

　　王莽托古改制，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加重了农商的税赋负担，加上连年天灾，民不聊生，以致天下大乱，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王莽暴政。这时，刘秀因宾客为盗受到株连，而“避吏新野，贩卖谷米于宛。”在此形势下，“时年二十八”的刘秀认为起兵反莽复汉的时机已到，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一月，“光武遂（从宛）将宾客还舂陵”，会同大哥刘演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开始“舂陵起兵”。刘演、刘秀兄弟发动“舂陵子弟七、八千人”，其中刘秀的叔父刘良、二哥刘仲、刘秀的族兄刘赐以及舂陵侯嫡子刘祉兄弟“相率从军”，新野的邓晨也带领宾客到舂陵会合。这支起义军因在舂陵起兵，史称“舂陵兵”，又因以复兴汉室为口号，故又被称作“汉军”。刘秀虽然当时还不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但他在组织和发动起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壮大起义队伍，刘演、刘秀决定联合其他农民军。他们联络到王凤率领的新市兵和陈牧率领的平林兵，组织联军。由于在反抗王莽统治上目标一致，所以联军很快形成了较大的声势。“西击长聚，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这里所说的长聚就是现在枣阳的寺庄，唐子乡就是现在的枣北唐子山下的太平镇。长聚、唐子乡、新野、湖阳的胜利，为汉军战胜强大的王莽南阳政府军打开局面，取得后来南阳、昆阳大战胜利乃至东汉中兴奠定了基础。

眷念于枣阳

　　公元25年，刘秀称帝，重建汉政权，史称东汉。

　　刘秀平定天下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利国利民、富国强兵的政策和措施，使国家走上了“中兴”之路。日理万机之际，他还念念不忘家乡、情系故土。据史籍记载，刘秀在位32年，先后５次回到故乡枣阳。在枣阳，刘秀多次进行祭祖并看望、款待族人、乡亲，表达眷念之情。

　　在衣锦还乡的同时，刘秀还给予故乡许多恩赐，一是升级家乡的行政区划，刘秀在削平主要割据势力、全国统一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用自已祖陵章陵的名字，将故乡舂陵乡升格为章陵县；二是对章陵县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建武六年春，刘秀诏令免除章陵的田租及各种差役。刘秀不仅眷念照顾故乡枣阳，而且对其出生地、幼时生长地也都寄予深情。据史料记载，刘秀对其出生地济阳县，先后三次诏令免除全县徭役8年；对幼时生长地南顿县，先后两次诏令免除全县田租2年、徭役1年。一代明君刘秀这种热爱家乡、依恋故土、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在他的故乡枣阳一直流传至今，也必将世世代代发扬光大。

处理功臣问题上的态度和治术

　　汉光武帝刘秀采取了和功臣共始终的办法来处理一向困扰君主和臣下双重方面的问题，获得了后代史家交口的称赞，然而，究其内里，这和刘秀长期以来的行事风格是分不开的。史书上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这是光武称帝之后和家人团聚的一场普通对白，也是一次光武的自我政治宣言：帝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之。”

　　以柔术治天下道出了光武治术的本源所在，对于这一点光武本人并不讳言，他教诲臣下说：“《黄石公记》中说，柔能克刚，弱能制胜。”光武一反汉高强硬的做法，在对待功臣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保全首领的做法。比如大将冯异威权日重、关中瞩目，有人告发冯异准备自称咸阳王，刘秀就把这个书信交给冯异本人，冯异惊恐异常，上表自辩，刘秀回复说：“将军之于国家，义同君臣，恩犹父子，何忧之有也？”大司马吴汉屠戮成都，而光武出于保护的角度考虑宁可责备宗室刘尚没有尽到劝阻的指责也没有对吴汉加以刑诛。同时，光武还比较喜欢通过旁敲侧击的办法表示自己真正的政治意图并且曲意的传达给功臣，太子问光武关于战守的方略，光武回答说：“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邓禹、贾复等人立刻读懂了皇帝的意思，纷纷解甲归田。而光武本人在达到目的之后，也经常大施恩宠的手段，史称：“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馀。”光武尽量扩大和功臣之间的政治距离而缩短和他们亲朋故旧的间隔，把亲情上升到政治之上，用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笼罩住政治本来的狰狞，这也是光武柔术的炉火纯青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后来宴请功臣中光武和云台二十八将的对话中就很能说明问题，光武自己说：“朕要是不起兵讨逆，可能就要终身做学问了。”功臣太傅邓禹说：“我要是没有遇到陛下，可能就是一个五经博士了。”扬虚侯马武见皇帝和首辅都这么谦虚，自己就更加谦虚的说：“马武要是没有遇到陛下，那么马武一定是去做一个县里抓捕强盗的差役了。”光武说：“你马武自己不去做强盗就万幸了，还可能指望着做抓强盗的头吗？”君臣相对大笑，宴会尽欢而散。从这个其乐融融的场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光武在处理和功臣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时的良苦用心所在了。

　　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功臣自身的组成性质和他们配合的程度，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光武功臣如邓禹、李通、吴汉、寇恂、贾复、耿家父子等基本都是知书会义、出身豪强的，和刘邦的功臣萧何、曹参等人出身贩夫走卒截然不同，而且，也和韩信、彭越出身草莽也有区别。再者，光武本人对军事指挥权一直严加控制，很少对功臣假以方面的事权，功大者如耿弇、吴汉，光武比之韩信、周勃，但是，一矣战事结束立刻收缴兵权。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他们形同割据的局面的形成。这也是光武所谓柔术制刚的道理所在。

　　再者，光武的功臣很知道逊避和配合，皇帝的意图一旦明了，很快就付诸于行动，头号功臣邓禹，“内行淳备，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号称赛曹参的贾复“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就是长期典兵在外的大司马吴汉也是“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他们的谨慎小心、厚自奉养直接导致了光武功臣政策的贯彻始终。否则，很难想象光武一朝会不会出现杀戮功臣的惨剧。即使是这样，光武对王侯的防范还是不减的，建武二十八年，光武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据《后汉书》记载，光武一朝，“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由此可见，光武的柔术也有不柔的一面。

　　宽严相济、恩威并用，君臣的共同努力终于形成了一个难得政治格局，所以，后代在评论光武“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的同时也等于肯定了功臣们的自知之明。

军事才能

　　光武的直接军事指挥和遥控军事指挥才能不仅是在两汉二十多位皇帝中是首屈一指的，即使在其他开国马上皇帝中也是上乘的，和以武功著称的唐宗宋祖相比丝毫不逊色。

　　昆阳大战期间，光武一人率领少数人杀出重围，而后到达定陵一带，以大义感召手下人，他亲自冲锋，以三千敢死之士大败王莽的精锐，不能不说其人的胆略和勇武。汉高除了斩白蛇之外，似乎再没有动过刀剑吧？问题还不在于此，而是这个昆阳大战是新王莽和起义军较量的转折点，王夫之说光武：“一战而宗庙得全，未几光复天下，（光武）诚不世出之也。”可以说这次战役和李世民击败王世充、窦建德的意义相同。

　　大司马吴汉进攻公孙述时，光武给吴汉遥控说：“成都十馀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忽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然而，吴汉没有听从光武的建议，反而命令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馀人屯于江南，为营相去二十馀里。光武得报大惊，指责吴汉说：“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然而，这封信还没有到，公孙述就果如光武所预测那样，“使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将众十许万，分为二十馀营，出攻汉，使别将将万馀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如果不是吴汉临阵不苟、杀敌奋勇，汉军失败的会更惨。吴汉上表自责，光武无一语及吴汉，而是继续指示方略：““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矣！”，后来，吴汉听从光武的指挥，“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

　　从东汉灭亡公孙述的这场关键的最后一战来看，光武的军事眼光是非常敏锐的，即使在千里之外，还有烛照一切的洞察力，这和同属军旅出身，“每战必临阵授以方略于诸将”的宋太宗赵光义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后代史家每每诟病这种遥控的指挥，殊不知，也是在人而言的。

　　光武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另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于光武非常善于使用著名将领和发挥著名将领的指挥才能，甚至在必要时放手发挥他们的本领。当初，留守河内时，刘秀征求邓禹的意见，邓禹推荐寇恂，刘秀毅然授以全权，方之为萧何，而后，苏茂等人进攻温，诸将皆以为当去，独寇恂不然，寇恂说：“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决定坚决反击。史称：“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偏将军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士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陈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彻底的扭转了敌我双方的战局，难怪光武听说之后，大喜过望的讲：“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而正是由于寇恂的这一战役的胜利最终导致了光武决心称帝，可谓定鼎之功。

　　另一位东汉的开国名将贾复在出任破虏将军之后因为其人的性格问题被属下参劾，光武却说：“贾督有折嚰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不仅如此，光武时刻关注贾复的生命安全，当他听说贾复伤重时，就许诺说：“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也。”后来，诸将多次自矜功勋，而贾复不言，光武说：“贾君之功，我自知之。”光武早年有“做官须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感叹，后光武即以执金吾一职许之贾复，足见亲任。人君器识如此，部下岂能惜命？光武得人死力，殆非虚言。

　　名将耿弇素有权谋，作战勇猛，娴熟兵机，光武谓之韩信，然而，光武有言：朕终不使耿弇为淮阴也。很早的解除了耿弇的兵权让他得以颐养天年，而一旦四方变乱，光武必定招耿弇入对，问之对策，君臣始终无欺。寇恂执法森严，杀死贾复故旧，贾复扬言报复，光武亲自为之调节，以致于寇恂和贾复成为莫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不说明了光武的军事和统帅才能的非同一般。

局限性

　　汉光武帝和其他封建皇帝一样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这个局限性表现在比较讨厌直言、迷信谶纬、亲近外戚等方面，其中谶纬和外戚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莽就是依靠谶纬上台的，而在西汉末年谶纬的力量是很大的，光武本人也是它的忠实信徒。刘秀的姐夫邓晨、好友李通等人都是制造谶纬的能人，当时蔡少公制造谶纬说：刘秀当为天子。一般人都以为是王莽的国师公刘秀（也叫刘歆，刘向的儿子，此公后来就是迷信这个谶纬起兵谋反王莽被杀头了的），刘秀自己说，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大家都哄堂大笑，唯有姐夫邓晨认同。此后若干年，当光武终于做了皇帝之后，邓晨见到光武还说起这段往事，邓说，你终于办成了这件大事了。光武大笑。这句谶纬如果没有刘秀后天的努力也是白费，然而，刘秀即位之后一直对此信任有加、迷信异常。

　　东汉的开国功臣李通的下场也是一个旁证，李通是制造“刘氏天子，李氏为辅”的谶纬人之一，他的从弟李松、李轶都是后来更始政权的核心人物，李轶更是杀害刘秀兄长刘縯的凶手，尽管刘秀后来施行韬晦之策，但是一直对李轶不原谅，终于借助朱鲔之手杀掉李轶，然而对于李通，刘秀始终亲任，后来功臣退出，参与朝政的只有邓禹、贾复、李通三人，而前两者和刘秀以及东汉王朝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唯独李通的出现比较滑稽，而唯一能够解释的比较通顺的理由除了光武厚道之外，更主要的恐怕就是当年的这个“李氏为辅”的著名谶纬了。李通本人多次告退，但是光武不允许，而且加封李通的小儿子为侯爵，这在功臣中是不多见的，而每次光武回到南阳，还派人专门祭祀李通的父亲，虽说李通有首创大谋的功劳可也比不了邓禹等人，光武的这个说法也正是他相信谶纬的一个说明。

　　此外，另一个功臣王梁的使用也多少和谶纬有关，当时，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玄武是主北方战神，光武起于河北，所以，以玄武佑己，对王梁也是另眼看待。然而，以上这些只能说明光武对于谶纬的相信，还谈不上迷信，特别是光武早期的用人都是以能力为衡量标准的，谶纬还是退居其次的，王梁等人如果不是因为军功也不能由于谶纬而封侯的。关键是光武称帝之后，尤其是多年之后，居然提出用谶纬来决决断国家大事时，就显得比较荒唐了。史书曾经记载了这样一段光武的往事：帝好图谶，与郑兴议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这是发生在光武建武八年之前的事情，可见，那时光武虽然还没有完全底定天下可对谶纬的迷信已经拔高到相当的程度了。而后，著名儒家学者桓谭的命运就更加能说明问题了。

　　桓谭是大司空宋弘推荐给光武的大儒，他看到光武“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专门上书给皇帝提倡正学，“帝省奏，愈不悦。”终于在一次对话中，光武得以总爆发了，他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说，臣不读谶。光武问其故，桓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光武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死于途中。光武此前还对桓谭的新论大加赞赏，而一旦桓谭说出对谶纬的反对意见之后，光武立刻把这件事上升到非难圣贤的高度，甚至要处死桓谭，一反仁君圣主的风范。而东汉一朝谶纬泛滥和刘秀的迷信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大臣韩歆的结局也说明了刘秀在建立东汉之后逐渐脱离了他原来的本色，走向封建集权和专制。“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这件事连司马温公都说是刘秀的“仁明之累”。所以，严子陵终于不奉光武也有一定的道理，一旦皇帝老儿翻脸，不要说同学作不得，连命也保不得了。

　　刘秀在处理豪强土地兼并问题上也因为不能脱离自身的局限性而导致一次大的土地改革的全面失败，有关资料表明：“公元三六年，全国统一。三九年，下诏书检查垦田与户口实数。豪强霸占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去查问，对广大农民和某些缺少势力的地主，官吏却以查田为名，大肆讹诈，逼得全国农民和某些地主到处起兵反抗。青徐冀等州曾是农民起义军的发源地，反抗尤为剧烈。汉光武帝面对着这个事实，采取什么措施呢？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追究大司徒（宰相）欧阳歙做汝南太守时查田不实、贪赃一千余万钱的罪行，下狱处死。又用同样罪名杀死河南尹（最重要的地方官）及郡太守十余人。这算是对农民表示那些赃官已经受到惩罚了。他用五人共杀一人，五人一起免罪的分化法，很快把反抗平息下去。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光武为了改变军队方面的威胁皇权，他削弱地方军队，加强中央军队的措施，然而矫枉过正，豪强地主的部曲在东汉中后期迅速发展，中央政权的离心力加大。当然，这和后来的统治者本身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光武帝本人对外戚的问题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他爱屋及乌的先后以辅导太子的功劳增封外戚阴家，甚至在吴汉死后提出由阴兴担任举足轻重的大司马，后由于阴兴自己恳求作罢。东汉前面三位皇帝在外戚问题上除了明帝稍好之外，光武和章帝做的都很一般，只是因为他们本人的威权还不至于让外戚形成专政的局面，但是给后来的执政者带来的麻烦也是显而易见的。

刘秀

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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