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

Posted 2022-12-27 武德

篇首语：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李渊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渊

（唐高祖李渊）唐高祖李渊像

　　李渊（汉语拼音：lǐ yuān），（566－635年），唐高祖，唐朝开国皇帝。字叔德。先世本为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父李昞，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母为隋文帝独孤皇后姐，故特见亲重。

　　隋炀帝即位后，李渊任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后被召为殿内少监，迁卫尉少卿。大业十一年（615），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十三年，拜太原留守。当时，隋末农民起义遍布全国。李渊自知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又深晓炀帝猜忌嗜杀，政局动乱，难以自保，便与次子李世民在大业十三年五月起事，并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召回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李渊起兵后，一面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始毕可汗派兵马相助，一面召募军队，并于七月率师南下。此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李渊乘隙进取关中。十一月攻拔长安，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李渊入长安后，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天子（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又以杨侑名义自加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综理万机。次年（618）五月，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定都长安。不久唐统一了全国。

　　李渊在位时期，依据隋文帝旧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定律令格式，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代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武德年间，统治集团内部充满了复杂的斗争。裴寂和刘文静都是太原起兵时的佐命元从，裴寂深得唐高祖的宠信；刘文静为秦王世民的心腹，自以才略功勋居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李渊借故杀了刘文静。秦王世民自认为在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他的功业超过太子李建成，但因是次子无法继承皇位；太子建成亦深知世民是自己皇储地位的重大威胁。于是，双方展开了剧烈的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场政争中，李渊则经常站在建成一边。太子的心腹杨文斡受命召募壮士送长安，以供李建成发动政变时使用。武德七年（624），有人向李渊揭穿这件事，李渊盛怒之下产生了废李建成、改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念头，但并未实现。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爆发了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政变中，李世民杀李建成和李元吉，逼李渊立己为太子。不久，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在度过一段闲散失意生活后，死于太安宫。

生平简介

　　隋文帝受北周静帝禅让，李渊任千牛备身，因与皇室的姻亲关系，历任刺史、太守等职，大业九年，迁卫尉少卿。隋炀帝杨广征高句丽，李渊负责督运。杨玄感之乱，隋世祖杨广诏李渊为弘化留守，知关右诸军事。可见李渊与隋朝宗室关系密切，参与了朝廷的众多大事，他也趁此机会招纳人才，引起了隋炀帝的猜忌，李渊惧而以酗酒、受贿等行为“自污”。

　　隋世祖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任太原留守，从此拥有了争夺天下最大的资本。在太原，李渊基本降服了多支反隋的农民军，并通过受纳败军而不断地扩大了自己的力量。617年7月，李渊弑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打着平定叛乱，迎回隋君的旗号正式开始起兵，并且得到了李氏宗族、姻亲的响应。他一边招降叛军、流寇，一边派亲族迅速进兵，并且借助突厥始毕可汗的500骑兵，进攻隋大兴城，并很快（617年12月）取得成功，并于次年改名长安。他拥代王杨侑做傀儡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受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不久进位相国，加九锡。618年6月18日李渊篡隋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建立，隋朝灭亡后，李渊开始着手消灭其他原隋朝领土上的地方政权，在他的儿子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和平阳昭公主的征讨下，他用了七年时间，先后消灭薛仁杲、薛举、李轨、宋金刚、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萧铣、杜伏威和梁师都等割据势力。最后一个梁师都是在贞观二年(628年)被平定的，此时他早已经将皇帝位让给儿子李世民了。同时他又利用东突厥和西突厥之间的分裂，维持了北部的边界，这是他有力量能够夺取中原的主要条件。

　　在官制上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唐的官僚制度，基本使用了隋的制度。在农业方面他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均田制；对绢税他也做了调节，减轻了受田农民的负担。在法律上他废弃了隋世祖杨广的许多苛政，颁布了武德律。李渊对唐朝的措施，为唐太宗“贞观之治”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李渊没有能尽早处理好皇太子李建成与各嫡子的明争暗斗问题，而是一再纵容，同时李世民拥护者众多，导致了他的法定太子李建成、李元吉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演变为李世民率先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李建成、李元吉被杀，此后李渊被迫将皇帝位让给李世民，自己退位为太上皇。

　　李渊死后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葬在献陵。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改上尊号为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出身贵族

　　李渊是隋文帝杨坚的外甥，杨坚是他的姨夫。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人常将隋唐并称，也有道理，尽管有些牵强，理由不太正统。

　　李渊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祖父李虎，是后魏的陇西郡公，官最高到太尉，死后追封唐国公，这就是后来李渊所建大唐年号的来历。李渊的父亲继承了唐国公的封号，在北周时任柱国大将军。在公元566年（北周天和元年）出生于长安，仅七岁就继承了唐国公的称号。因为有了较高的出身，加上他本人的豁达与宽厚，才干出众，因此威望很高。他的妻子窦氏也是隋朝贵族出身，作为一名难得的贤内助，窦氏对李渊的作用不可忽视。

贤内助窦氏

　　窦氏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父亲窦毅在北周是上柱国，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以窦氏就是武帝的外甥女了。她从小就很聪明，深受武帝喜爱，把她留在宫中。武帝当时的皇后是突厥女，是不得已而成的婚，很不满意。窦氏却劝说舅舅隐忍，保持与突厥的婚姻可以消除北方的威胁，全力对付南陈和北齐。

　　在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时，窦氏恨恨地说：“我恨自己不是男子，无法为舅舅家扫除祸患。”吓得父亲赶紧捂住她的嘴：“不要胡说！这是灭门之罪！”

　　父亲认为自己的女儿不是等闲之辈，在选佳婿时想了一个办法：让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为女婿。前边有几十人都没有射中，到李渊这儿两箭都射中了。窦毅欢喜不已，便让女儿嫁给了李渊。

　　窦氏的聪明超出了一般人。隋炀帝看到李渊的脸上皱纹多，便戏称李渊是“阿婆”，李渊回了家很不高兴，窦氏问清原因，马上贺喜道：“这是吉兆啊，你继承的是唐国公，‘唐’便是‘堂’，‘阿婆面’就是指‘堂主’啊！”窦氏指的是李渊将来要做皇帝，取代隋炀帝。

　　令人称奇的是窦氏的书法竟和李渊的很相似，一般人都难以辨认。但窦氏更多的还是在政治方面对李渊的帮助。李渊原来有不少骏马，窦氏就劝他献给爱马的隋炀帝：“皇上喜欢鹰和马，您是知道的，现在应该把骏马献给皇上，不该自己留着，招人闲言诬陷。”李渊开始还舍不得他的骏马，后来真的被隋炀帝责问。窦氏在四十五岁时去世，李渊这才细细琢磨亡妻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经常给隋炀帝送骏马鹰犬，隋炀帝果然异常高兴，很快升李渊为将军。

隋朝地方长官

　　李渊原来做过刺史，在隋炀帝即位之初做了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县）两个郡的太守，后来任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公元613年（大业九年），隋炀帝征伐高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这时，杨玄感利用民愤举兵反隋，后来失败。在这期间，李渊奉命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县），广交天下豪杰，遭到隋炀帝的猜疑。在615年调任山西、河东，到达龙门时，遇上了母端儿农民起义，李渊领兵击败了起义军，收编万余人，实力大增。第二年，他升为右骁卫将军，任太原道安抚大使，从此落脚太原，经营后来的起家之地。

　　镇守太原之初，李渊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谋略。隋炀帝从楼烦巡游到雁门时，被突厥兵包围，因为李渊的太原兵才得以解围。隋炀帝便让他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一同北击突厥。但他们的兵马很少，不足五千。李渊便选出擅长骑射的两千骑兵，吃住骑射仿效突厥兵，向突厥炫耀武力，等和突厥兵遭遇时李渊便下令攻击，结果打败突厥，从此之后，突厥不敢再轻易南下了。

　　617年，李渊正式任太原留守，成为一地最高长官。这里粮草充足，兵员广阔，李渊在此扎下根来，开始积蓄力量。

稳固太原

　　李渊为了巩固太原这块根据地，北面和突厥交好，消除隐患，南面主要是镇压了历山飞起义军。

　　历山飞是农民起义军领袖魏刀儿的外号，共有十万多人，李渊和副留守王威领兵五六千与之决战于河西郡（今山西汾阳）的雀鼠谷。王威见对方兵多，便有些畏惧，李渊却劝他不必担心，说以智取胜一战必胜。

　　等历山飞的军队列阵十余里长，向李渊他们进攻时，李渊将部队分成两阵，第一是大阵，主要是老弱兵，让他们多树旗帜，后面跟随许多辎重。第二阵是小阵，以数百名精锐骑兵分列左右队。开始将士都不解其意，王威只好率大阵前进。历山飞以为李渊就在大阵之中，便率主力进攻，看到辎重后又争相抢夺。趁此混乱之机，李渊率骑兵突然袭击，一举冲垮敌阵，打败历山飞的军队。

　　李渊之所以如此用兵，是看到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不能正面决战，他抓住了对方纪律差的致命弱点，用了骑兵快速袭击打乱敌阵，然后趁机掩杀的作战方针，大获全胜。

　　击败历山飞起义军后，李渊通过收编其残余，进一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智勇起义兵

　　公元611年（大业七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全国共有近二百多支反隋起义军。后来逐渐形成三支主力，即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李密、翟让的瓦岗军。

　　在617年，马邑郡（今山西朔县）人、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因为和太守王仁恭的侍女私通，怕被发现，便以贪污之名杀死了王仁恭，起兵建立定阳国，自称天子。

　　李渊就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开始招兵。因为这时还是以隋朝官员的名义行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招到近万人。这遭到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猜疑，他们都是隋炀帝的亲信，对李渊颇有戒心。李渊则拉拢、利用他们身边的亲信掌握其动向。等李渊要正式起兵时便设计锄掉了身边的两个隐患。

　　617年（大业十二年）五月十四日的夜里，李渊命李世民在晋阳（即太原）宫城外埋下伏兵。第二天早晨，李渊和王威、高君雅议事。刘文静领开阳府（太原十八府之一）的司马刘政会到庭中，说有密状给李渊。李渊便让他交上来，但刘会政却不交，说要告的是副留守，只有李渊才能看。李渊假装吃惊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李渊看后便对大家说：“王威、高君雅要勾结突厥入侵。”于是命人逮捕了他们二人。第二天，恰好有突厥几万人围攻太原，这更使人相信了。李渊趁机将二人杀掉。

　　除了内患，李渊又智退突厥兵，然后与突厥和好，消除了北方的威胁。

　　杀掉王威和高君雅之后，李渊便和将士紧密防守，对付突厥。他命裴寂和刘文静坚守城门，同时又让大门洞开。城墙上也不树旗帜。守城士兵不许张望、喧哗。这使突厥不明底细，不敢入城。李渊又在夜里派兵出城，早晨改道进城，使突厥误以为是援兵到达。最后突厥只好退兵走了。李渊的军事智谋由此可见一斑。

　　突厥兵虽然退去了，但难保不再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李渊给突厥写了书信：“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信中为了稳住突厥，李渊委曲求全地用了臣下的语气，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南下用兵扫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李渊的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617年（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率军三万誓师，正式起兵。在发布的檄文里斥责隋炀帝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穷兵黩武，致使民怨沸腾，“豺狼充于道路”，因此，李渊要废掉昏君隋炀帝，尊为太上皇，然后拥立代王杨侑为帝。其实，这仅仅是李渊的一种号召天下的策略而已，等时机一成熟，他便自己称帝了。

含而不露胜李密

　　李密，字玄邃，祖先是辽东人，因为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先后在北魏、西魏、北周和隋做官，所以他也住在长安城。父亲死后他以父荫而做了左亲侍。但因为遭到隋炀帝的歧视，一气之下装病辞官，在家专心读书。因为酷爱读书而受到隋朝重臣杨素的器重，进而和杨素的儿子杨玄感成为好友。613年，李密参加了杨玄感的反隋战争。杨玄感失败之后，他也曾被抓，但后来他又逃脱了。在起义军当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最后被翟让收留，加入了瓦岗军。

　　李密比翟让有政治谋略，主张公开以推翻隋朝为最终目标，他的到来，使瓦岗军有了重大发展。他先是说服附近的小股起义军加入瓦岗军，然后又用计打败张须陀。最后夺取了洛口仓，威镇中原。张须陀先后和瓦岗军作战几十次，翟让很怕和他作战，但李密却说张须陀有勇无谋，可以一战打败他。李密让翟让先和张须陀交战，然后将他诱到李密布置好的埋伏圈里，终于将张须陀杀死。

　　翟让和李密又率领精兵突袭占领了洛口仓，使瓦岗军名声大震。翟让也佩服李密的才干，自觉让出盟主之位。

　　这时，李渊刚从太原起兵，李密便写信给李渊，想和他结盟共图大计，实际上是想让李渊尊他为盟主。李渊收到信后，非常高兴，他当时正需要有人为他阻挡中原还没有被消灭的隋朝军队，使他免去后顾之忧，集中兵力拿下长安。于是李渊给李密回信，对李密极力吹捧，说自己没有取代隋朝之意，这就是李渊自己所说的“卑辞推奖以骄其志”的计策，先麻痹李密，让他阻挡中原的隋军西进。

　　李密受到李渊的回信也是非常高兴，于是专心于对付东面的隋军。一东一西，两个李姓人开始了较量，但李密最后还是稍逊一筹，败在李渊手下，还丢了性命。

　　在618年，瓦岗军和洛阳的隋军作战失利，李密想东山再起，却遭到了部将们的反对，他只好到长安投靠李渊。李渊热烈欢迎他，当成贵宾对待，常称李密为弟，还将表妹嫁给他。但后来李密又嫌弃官小，对李渊说想回山东收服部下，帮李渊拿下洛阳。

　　李渊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要求，暗地里却派长史张宝德监视，等李密离开长安要出关时李渊却下令让他留一半兵在华州（今陕西华县）。这时，和李密同行的张宝德向李渊告密说李密要叛乱，实际是张宝得怕李密跑掉自己担不起责任。李渊便命李密一人入朝。李密感到大豁临头，便起兵想闯出关去，结果被围歼。在和李密的斗争中，李渊充分利用了李密骄傲自大的缺陷，在开始吹捧李密，等长安拿下后，李密投靠他时又设计锄掉了这个隐患。

西图长安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便以进军关中拿下长安为最终目标。西进的第一个障碍便是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县）。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两仅用了九天便得胜而归，使得李渊喜出望外。

　　然后，李渊建立了自己的基本的军事和政权机构：设置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裴寂和刘文静为长史司马。

　　第二战是决战霍邑（今山西霍县）。在霍邑的西北有个贾胡堡，是霍邑的门户，但守卫霍邑的宋老生却没有派兵把守，李渊由此断定宋老生是个无能之辈。

　　李渊害怕宋老生守城不出，打成持久战对自己不利。李世民却认为可以挑战引他出来决战。于是李渊让两个儿子领几十名骑兵近城观察，自己将部队分成十几队，从城东南到西南，摆出一副安营攻城的架势。宋老生果然中计，以为李渊要攻城，便领兵三万出战。李渊领兵假装后退，让李建成和李世民领兵抢占了东门和南门，切断了宋老生的退路。在交战中李渊又散布宋老生已经战死的谣言，动摇了隋军的军心。隋军大败，全军覆没。宋老生也在被守军用绳子往城墙上提时，被李渊的军头卢军谔跳起杀死。李渊顺利占领了霍邑。

　　此后，李渊又攻打河东，没有攻下。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直接入关中的建议，分兵攻长安。等围攻长安成功建立唐朝之后，又继续围困，到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正月才最终占领河东。

占长安、建大唐

　　在招降长安失败后，李渊下令攻城，占领之后又下令禁止掳掠百姓，受到百姓们夹道欢迎。在617年（隋大业十三年）的十一月，李渊拥立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为大丞相，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所以后来李渊便以“武德”为自己在位时的年号），李世民为秦王。这实际是在为以后称帝搞一个过渡。

　　到618年（大业十四年）五月，隋炀帝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勒死了隋炀帝。然后立秦王杨浩为帝，自己做大丞相。随后领兵十万北上，但被李密打败，宇文化及败走魏县（今河北大名东），毒死杨浩，自己称帝，建立郑国，第二年，过了皇帝瘾的宇文化及在聊城被窦建德杀死。

　　隋炀帝一死，李渊便甩开了隋恭帝，在618年（武德元年）逼杨侑禅位，称帝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

晚年

　　在唐高祖统治后期，像许多帝王一样也开始广纳妃嫔，安于后宫享乐。

宇文护

　　在对待后宫嫔妃的问题上，李渊没有处理好，在有的妃子挑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时，没能及早制止，反而听信谗言，致使兄弟之间兵戎相见，发生流血事件。

　　在统治早期，李渊也犯过听谗言杀大臣的错误。对他起家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裴寂和刘文静之间有些矛盾，但李渊不是设法调和。裴寂认为自己功劳在大将刘文静之上，但官职却比刘文静低，于是和刘文静产生了矛盾，在刘文静酒后发牢骚之后，他便趁机向李渊诬陷刘文静要反叛唐朝。李渊不辩是非，便将刘文静杀了。

　　虽然李渊并没有像后来的朱元璋那样大量杀功臣，但即使杀一个也会使其他人有兔死狗烹之虑，对政治生活不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李渊的思想开始松懈下来，安于享乐，不再对政治事务像以前那么关心了，这直接导致了皇储问题的产生。

　　他作为父亲，想让几个儿子和睦相处，但又在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反复，没有明确的主意，使得兄弟相争不已。在刘武周大举南下，攻陷太原威胁长安的时候，李渊亲自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还许诺得胜回来后立他为太子。但李世民回来之后，他又反悔，听信后妃们的求情，保留了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这直接导致了兄弟之间的不和，成了激烈争夺太子的导火线，可以说，玄武门之变李渊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后，李世民让大将尉迟敬德入宫向李渊通报情况。这时的李渊正和裴寂等人在南海池中泛舟，见尉迟敬德一身铠甲地站到岸边，非常惊慌。尉迟敬德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谋反，秦王已经将他们处死，为防不测，派我来护驾。李渊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下诏命令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听从李世民的调遣。

　　六月一日，李渊颁布诏书正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李渊只好将皇位让出来，自己去做了太上皇。

　　太上皇这种称号起源于秦始皇，他做“皇帝”之后，尊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

　　后来，有人解释说，“太上”就是再没有比他高的了，“皇”（如三皇）本来就在德方面高于“帝”（如五帝），秦始皇想要尊崇其父亲，于是用了“太上皇”这个称呼。

　　唐太宗李世民对于用兵变这种下策取得皇位毕竟是心里不舒服，对父亲一直没有立自己为太子总是有点耿耿于怀，这种心情在以后对待父亲方面有所表现。

　　刚即位时，李世民便批评父亲原来封亲属王位太多，说这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用这件事说李世民对父亲不好或许有些勉强，因为李世民做的并没有错。但是，在自己去避暑却让父亲留在长安这件事上李世民做的就有点过分了。

　　李世民即位后第三年，李渊迁出了太极宫，让给李世民正式听政。但李世民把父亲送到宫城西边不太好的大安宫，有些不孝了，所以才有监察御史马周的上书劝谏，认为大安宫和太上皇的地位不相称。但李世民并没有改正。在632年（贞观六年），李世民要到九成宫（进陕西麟游）去消暑。监察御史马周又劝阻他，说太上皇年岁大了，需要李世民经常照料，更重要的是，李世民自己去避暑，却不带父亲一起去，有违“温清之礼”，就是儿子对父亲应该冬天温暖夏天清凉，以尽孝道。

　　李世民没有听，顾自去了九成宫，把父亲李渊丢在大安宫。

死后葬献陵

　　在635年（贞观九年），李渊病逝，享年七十岁。大臣们议请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为高祖。高祖临死时让死后薄葬，但李世民要求厚葬，或许是弥补一点过失，也可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孝道。

　　最后按照大臣商议的结果，不按照汉长陵九丈高的先例，而是仿效光武帝刘秀的原陵，造六丈高。这就是献陵。

　　在636年（贞观十年）的六月，李世民的文德皇后病逝，葬在了昭陵。李世民不久便修了层观，用来了望昭陵。还常带着魏征等人一起观望。魏征不高兴，便故意说看不见。李世民又指给他看，他却说：“臣以为陛下让我看献陵呢，原来是昭陵，臣早就看见了。”魏征的话绵里藏针，实际是不满意李世民只知道想念妻子，不想念父亲。

　　唐太宗李世民对于父亲的态度值得批评，他也害怕后人对他大加指责，所以后来才要看《起居注》，干涉修史工作，想尽量减轻后人对自己不利的评价。这是被后来人称颂最多的唐太宗的最大的一个缺陷。

政权建设

　　在政权建设方面，唐高祖李渊也为唐太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和纳谏方面李渊也给儿子作出了榜样，不过，这方面历史上讲的最多的还是唐太宗。

　　在总结隋朝用人方面，唐高祖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皇上不知道改正自己的错误，臣子不为国尽忠，最终使国家危难，自己也死在佞臣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成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

　　唐高祖还有著名的《罢贡异物诏》，禁止进献珍奇之物。他说这样会玩物丧志，隋末因为奢侈浪费，喜好奇珍异宝，致使臣下纷纷进献，结果闹得民怨沸腾，国亡身死。

　　唐高祖在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都给唐太宗开创了新局面，贞观之治的取得不应该忽视李渊的重要作用。

官僚体制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

　　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吏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现在的“邻里”一词便与此有关。

赋役制度

　　唐朝主要是均田制和租佣调制。

　　均田制：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满十六岁男子）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六十岁以上）、笃疾、废疾的人授口分天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降的五顷。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做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即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佣调制：

　　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

　　唐朝的租佣调制比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选官制度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就是地方向国家推荐、“进贡”人才。

　　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

　　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有的白了头发还在考。到了宋朝，特设了“恩科”，专门录取一些这种矢志不渝的老考生。

　　唐朝和宋朝不一样，唐朝科举录取后不立即“释褐”（即脱掉百姓的粗布衣服换丝质官服做官任职），所以，有“白衣卿士”之说，即前途无量的刚中举的读书人。

法律制度

　　在隋朝末年，隋炀帝随意破坏法制，致使用法混乱。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和刘邦一样，和百姓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称帝建立唐朝之后又废除了隋炀帝徒有虚名的《大业律》，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开始时制定的是《五十三条新格》（格是皇帝诏书敕令的筛选汇编，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后来则是在《五十三条新格》的基础上制定的较完备的《武德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唐高宗时制定）修订所依赖的基础。

军事制度

　　即府兵制，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到唐朝沿用。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

　　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

　　府兵制建立在了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

　　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可以免掉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败仗经常出现。

军事思想

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监》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96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字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闼和辅公祏，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以不足5000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侍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关中为12道，置12军。三年，12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12卫和东宫6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袅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家庭

参见条目

“李渊570345” 13

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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