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2）引发危机的十大事件独家

Posted 2022-12-27 光绪

篇首语：人生必须的知识就是引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2）引发危机的十大事件独家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2）引发危机的十大事件独家

【前情提示】 1898年的春夏之时，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已进行两年，朝廷的改革主号角也即将吹响。可恰在这时，湖南的守旧势力却向新政发起了攻击。导火线是时务学堂和《湘报》，有一个从学术思想论争到政治打拼构陷的愈演愈烈的演变发展过程。起先，是长沙学者叶德辉连连向改革派唱对台戏，农历四月份以后，原本很配合改革的学界领袖、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一场危机即将发生。凤凰网独家刊发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的宏文《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为您还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历史现场，解析一代精英归于幻灭的前因后果。（作者：刘梦溪） 【相关阅读】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2）叶德辉为何成改革钉子户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有十件重大事项，成为了引发戊戌年湖南新政危机变化的重要契机。第一件事，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和分教习写的抨击专制政体、提倡民权革命的课堂批语、日记批语及课堂答问，在年假之后流传到社会上，为攻击新政提供了口实。这是使得湖南两派势力爆发尖锐冲突的重要原因。第二件事，《湘报》第三号、第十二号、第二十四号连载樊锥的《开诚篇》1，引起湘省守旧人士的一片反对声。樊锥字春渠，湖南邵阳人，生于同治壬申（1872年），家贫而有奇气，十三岁已粗通群经诸子，“意气抗厉，不可一世”。自署楹联作：“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一个人。”高标如此。获学政江标赏识，选为光绪丁酉（1897年）科拔贡。《湘报》连载其《开诚篇》时，年仅二十六岁。主要是《开诚篇》中下述一些言论遭致剧烈反弹。其一则曰：对于那些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而一味阻挠新学新政者，“今宜上至百寮，下至群丑，俱如此类，网罗净尽，聚之一室，幽而闭之，使其不见日月，不与覆载，不与理乱，不干是非，以遂其老杨之怀，蝮蛇之性”。其二曰：“愿吾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已极，虽有目前，抑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何所，蹑天无路，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宗庙可质，支那父老，或其谅我。”其三曰：“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诠选档冊，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除拜跪繁节，以与彼见而道群。”其四曰：“行平等平权之义”，“人人平等，权权平等”，等等。平心而论，这些言论置之当时的历史环境，无论如何未免有些过激，因此引起守旧人士的舆论大哗亦不足怪。第三件事，《湘报》第二十号发表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提出使中国富强的四点主张：1.“改法以同法”（“西法与中法相参也”）；2.“通教以绵教”（“西教与中教并行也”）；3.“屈尊以保尊”（“民权与君权两重也”）；4.“合种以留种”（“黄人与白人互婚也”）2。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立即舆论大哗，成为一个事件。即使是改革的先进黄遵宪也大有“骇俗”之感，明确表示改革应该用渐进法，报刊文章以不要太激烈为好3。第四件事，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到易鼐的文章之后，直接出面干预，发电牍给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要求“设法更正”：张之洞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公政务殷繁，想未寓目。请速检查一阅，便知其谬。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公主持全湘，励精图治，忠国安民，海内仰望。事关学术人心，不敢不以奉闻。尤祈切嘱公度，随时留心救正。4 因张南皮一向欣赏陈宝箴的才干流品，且自身也是新政的支持者，故措辞尚委婉，不无护持之意。但对湖南巡抚而言，已是不能无所更张的时候了。陈宝箴给张之洞的回电是这样写的：“奉洽电，眷爱勤至，感佩歉疚，匪可言喻。前睹易鼐所刻论，骇愕汗下，亟告秉三收回，复嘱其著论救正。此外所刻亦常有矫激，迭经切实劝戒，近来始无大谬。然终虑难尽合辙，因嘱公度商令此后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公度抱恙，尚未遽行。兹得钧电，当切嘱公度，极力维持，仰副盛指。”5虽仍在回护，却不无妥协之意。张之洞的电牍是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所发，陈宝箴的回电在闰三月二十三日。同一时间张之洞还给湖南学政徐仁铸发一电文，主要是宣布改变以前的一项决定，从此以后湖北方面不再订阅《湘报》和《湘学报》。该电文写道：“去岁驺从过鄂时，鄙人力言《湘学报》多有不妥，恐于学术人心有妨，阁下主持风教，务请力杜流弊，承台端允许，谓到彼后必加匡正。嗣奉来函复云某君已经力劝等语，是以遵命代为传播，转发通省书院。息壤在彼，尚可覆按。乃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窃所未解。或系阁下未经寓目耶？此间士林，见者啧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所有以前报资已饬善后局发给，以后请饬即日截止，毋庸续寄。另将《湘学报》不妥之处签出，寄呈察阅。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伏祈鉴谅。”6可以想见，张之洞发出的如此严厉的批评以及采取的断然举措，对湖南新政和各派势力的消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五件事，陈宝箴深感新政推行所遇阻力之大，不只是湖南，来自朝廷中的阻力更令人担忧。这一时期竟然发生其所上条陈为人所阻之事，还有的电奏被删改。而德占胶州、日据旅大、英觑长江、法窥两广的瓜分之势已成。戊戌年的三月初三日，熊希龄、谭嗣同与“右帅”谈至深夜，语及此一类内外忧患之事，使得“右帅痛哭”7。故前一天（三月初一）时务学堂一百多名招考诸生会聚南学会讲堂，陈宝箴也因“齿痛不来”8。可见新政的领导者此时所受到的压力之大。陈宝箴世家第六件事，戊戌年闰三月下旬左右，湖南守旧势力纠集多人，联名写信给京中湘籍官员，诬称陈宝箴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将来可能有不轨之事，因此要求事先预防。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的《国闻报》率先以《湘抚被劾》为题，披露了这条消息，其中写道：湖南士民向来勇于守旧，故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稀，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自陈右铭中丞莅湘以后，一意以开化风气为先务，凡延见僚属绅商，无不剀切晓谕，因而如电报、轮舟、铁路、矿务、学堂、报馆诸事，得以先后举行。湖南士绅固不乏明体达用与中丞气求声应之人，而其中之守旧者，虽面从而心滋不悦，于是纠集多人，联名函告京中湖南同乡官，谓陈右帅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事豫防。信中之语，并牵连署臬司黄公度廉访。湖南京官得信后，即敦请徐寿蘅总宪据情揭参。想朝廷明镜高悬，若右帅者，真今日督抚中忠荩爱国勇于任事之人，必不为此等谤言所惑也。9 试想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态，说是“必不为此等谤言所惑”，真正临到自己身上，处之泰然也难。“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的指责，在当时那样的变革时代，还算不了什么；但“恐将来有不轨情事”的诬告，则是一个可致人于死地的大罪名。这无疑是说陈宝箴有谋反的企图，所以才需要预防在先。光绪皇帝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此举会给一心一意推行新政的陈宝箴以巨大的打击，造成心理影响，应不成问题。四月十一日皮锡瑞日记：“出辞行，见右帅……以外间谣言上弹章事闻，右帅云亦闻之而不得其实，亦题中应有之义，右帅亦知无大碍，不过封报馆而已。”10态度泰然冷静，但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徐寿蘅的参奏我们无缘见到，但一个月以后监察御史黄均隆的参奏，已经递到光绪皇帝的手里。第七件事，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四月二十五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一道全面弹劾陈宝箴的奏折，由于此折对研究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所遇到的挫折极为重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黄均隆跪奏，为抚臣讲求时务，有名无实，请旨饬令核实办理，以杜横议而解糜费，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湖南巡抚陈宝箴莅任之初，颇孚众望，以该抚前在湖南候补年久，号为清廉。此次抚临是邦，咸以为练兵筹饷，察吏安民，在在必求核实，不徒为粉饰铺张之举。不意近年以来，学行西学，徒务虚名，毫无实际，其资人口实，有不能为该抚讳者。查该抚设立时务学堂，自应择师授徒，将器械操防及一切有用之举，切实讲求。乃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为总教习。梁启超者，曾在上海刊刻《时务报》，力倡民主议院之说者也。该抚称其品端识卓，学通中西，延聘来湘恣其横议。湘中人士，尤而效之，至有倡为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报传播，骇人听闻。又改建南学会，以为议院之权舆，每逢会讲，令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摇铃警众，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登坛宣讲。该抚按照七日礼拜之期，从旁坐听，与平人起立，准时刻到，时熊希龄复摇铃止讲。凡此皆无裨于实用，资人以口实者是也。又听用盐法道黄遵宪之言，于城内设保卫局，雇佣巡丁巡查街道，刊刻章程四十余条。自总会会办以至巡丁四百余人，月支公费四千数百元，而房屋伙食及一切杂用，尚不在内。通盘计算，每年约需十万元，费无所出，拟摊派各铺案及各住户，其为扰累，已可概见。且巡丁沿街站立，执棒弹压，既不足御外侮，又不能清内奸，岁糜巨款，于国何益。黄遵宪伏思沿海各行省，俱与外洋交涉，或设制造商务等局以收利权，或延教习招生徒以资讲肆，未闻不求实际，徒事虚誉，如湖南之甚者。相应请旨饬下湖南巡抚，另择实事求是之人，主持时务学堂，勿腾口说而乱是非，勿袭皮毛而忌实用，务求有用之学，以作富强之基。散南学会以息横议，撤保卫局以省虚糜，庶士习民风，不致嚣张决裂，则杜渐防微，所系良非浅显矣。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11 黄均隆是湖南籍的言官，他扮演了与义宁父子誓为死敌的角色，直到秋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多封参奏陈宝箴的弹章，均出自此人的手笔。这封奏章口气虽较缓，但充满了诬枉之词。要说务实、讲求有用之学，还有比陈宝箴更务实更提倡实学的？所谓“虚糜”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正目的是希望解散南学会，撤销保卫局，停止湖南新政。第八件事，戊戌年闰三月二十日，湖南省抚宪官课的试题仍为八股时文的试题，此举让改革派人士大失所望。皮锡瑞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抚宪官课，昨已与节吾、伯严说明，不知何以仍出时文？城南分六门，而岳麓、求忠无之，只有湖南水利、湖南险要策，此乃数百年陈腐之物，不知何以至此。观诗题，似节吾所拟。不知此等题出自何人？令守旧者鼓舞欢欣，维新者扼腕太息！如此办法，必无振起之望（时）。时文八股既送崇祯，必再送我觉罗氏无疑矣。”14节吾即欧阳中鹄，伯严是陈三立，皮锡瑞头一天向节吾、伯严所作的说明，日记中也有记载，他说宁可出四书题，也不要出时文题。但欧阳节吾说：“变科举事，香帅未回电，恐因子中进士，又袒护时文，奈何？”12 关于变科举、废除八股时文，是晚清改革潮流中众目所瞩的问题，就此事陈宝箴和张之洞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在戊戌年五月十六日两人联名上《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头场考中学经济（包括中国史事、国朝政治等），二场考西学经济（包括五洲各国之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及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三场考四书义和五经义，而废除八股时文和小楷书法13。这些内容，是二人在闰三月初十、十二日的互电中就已经定下来的，此前还经过张之洞和陈三立的面商14。陈宝箴在闰三月十一的南学会演讲中，也申明此义15。可是闰三月二十的湖南官课考试的试题却仍然是八股试题，不能不令谭嗣同等改革精英们震惊而沮丧。谭嗣同为此给欧阳中鹄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夫子大人函丈：晨奉赐谕谨悉。外间浮言，何所蔑有？嗣同等一闻此等语，即为力辩，然却未究其何所指也（出题事极动公愤，其余谣言虽多，殆不足道）。批何卷事，外间绝无所闻，可决其不为此。总之，衔之深者不止一人（凡新党无不如此，其中有极冤者，剖白几至舌敝唇焦），谤之丛者不止一事（牵涉赈事，新旧两党皆然），此嗣同所以不能不欲有所陈也。然事既过往，亦不欲遍述，第言其大略而已。此复，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日。16 第二封夫子大人函丈：顷又接赐书，极论出题之事，此中别有曲折，今一并陈之，亦即前书所谓中有极冤者也。当在南学会议此事时，适请诸友入会，到者数十人，群属耳目焉。及闻经鹿门诸公再三乞请，而后允许不出时文题，即已有不悦者。又恰于后数日（在出题之前），中丞到会讲学，极力讥诋时文题，形容尽致，并自言我亦时文出身，所以无用云云。听者皆以为中丞非不愿废去书院时文题矣，乃一出题又是时文，将置中丞之言于何地？于是群然愤怒，以为中丞之恩意非不周挚，特为函丈把持耳。故是次开会，博问匦中即有“浏梦成颠，抚幕招摇”等语，可知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即由此一事而类推者也。外间人安知其中之底细，而事会之巧有绝相类者，古来冤案盖皆如此。嗣同所以重言之者，所见所闻并非无根据之言，而指出所以被冤之缘故耳。此上，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夕。17 两封信均署初六，显然是戊戌年的四月初六，写在官课出题后不久，虽经欧阳中鹄一再解释，谭嗣同仍没有被说服。此事欧阳中鹄无法辞其咎。看来是揣摩错了张之洞的用意，结果闹出了大笑话，使改革派扼腕，而守旧人士为之称快。第九件事，陈宝箴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在戊戌年的四月份还采取了一个“自加检点”的行动，即调阅检查时务学堂教习的札记。而且由此还衍生出教习们是否临时抱佛脚连夜删改札记的问题。这件事使改革派内部发生了分歧，而为守旧势力所窃笑。此事的联络执行人为抚院的主幕、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现在保留下来的他们之间的几封通信，可以使我们大体了解事情的经过及其影响。唐才常给欧阳中鹄的信，是在听了种种传闻并读到老师的一封信之后写的，其中说：昨读赐七丈函，言及前日呈札记一则，甚为骇异。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焕彬为总教习。种种伪言，皆云出自中峰。韩、欧、叶三君闻之，即愤然欲去，经受业再三挽留，始安其位；然其愤懑之心，未尝一日释也。至中丞调阅札记，乃陈、杨二君自内学生收取，收齐后，始汇交受业一阅。受业深恐三教习闻之，致滋不悦，且戒秉三勿与三教习言，亦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来谕云“分教等惶遽无措，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等语。果谁见之？而谁闻之？（其中涂改处，韩树园极多，即卓如亦常有之。岂受业能竭一夜之力通行涂改乎！）若中丞诘责奎垣，奎垣何以不向秉三及受业说？而惟终日吃闷葫芦耶？容俟奎垣来湘时，当以不告之罪责之。19 这是信的开头部分，后面很大篇幅谈及对康有为“素王改制”说的看法，因为如何看待康有为其人其说，是湖南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显然有人指责唐才常依附康门、对康五体投地等，所以他在信中辩驳道：“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居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若谓依附某学门墙，逐微名微利，则受业去年即与蔡劭安订明达学堂之约，又瞿子玖侍郎亦因张缉光函请受业入幕，并非无吃饭所者；只以卓如勤恳付托，未忍背之。”末署“戊戌初六灯下”，可知是四月初六，故中有“三月即有所闻”字样。信中透漏出三月份守旧势力已经对时务学堂作了诸多攻击，致使韩文举、欧矩甲、叶觉迈三位分教席想愤而辞职。对所谓“临时加批”一事，唐才常态度强硬，力辩其无。但作为时务学堂日常工作的主事者，唐才常觉得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伤害。谭嗣同给欧阳中鹄的信也是为是否“临时加批”一事作诉辩，他写道：夫子大人钧座：昨趋谒，有怀欲陈，适龙、沈诸君到，故默然而去。顷奉详论，谨悉。得此正好力为雪清此谤，惟学堂事则有传闻不确者。姑无论功课中所言如何，至谓“分教惶遽无措，问计秉三，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等语。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惶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秉三及分教虽不勇猛，当不至此，此嗣同可代为抗辩者也。手此，恭叩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20 谭嗣同的抗辩是据理而不是举证，其实唐才常也是反问：如果确有“临时加批”的事，那么谁看见了？听谁说的？至于到底有没有此事，陈宝箴、欧阳中鹄心里最清楚，只不过面对谭、唐的强硬辩难，他们不肯深究到底罢了。欧阳中鹄告诉两位弟子：“惟前此外侮实多，中丞与伯严为诸君子却四方之敌，昕夕不遑，实劳且苦。至调取札记，乃自加检点，备预不虞，有不得不急救正者。”21这是说，陈宝箴这次调取札记是处于不得已，是在外部压力（“外侮实多”）之下而采取的一个“自检点”行动。但结果与愿望相反，不仅不能缓解压力，反而给攻击者以口实，且引起改革派内部的矛盾。第十件事，由《醒世歌》引起的皮锡瑞和叶德辉的争论。戊戌年三月十六日，《湘报》第二十七号刊出皮锡瑞的公子皮嘉祐写的一首“醒世歌”，歌词中有“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在中央谁四旁”的句子。22叶德辉大不以为然，写信给皮锡瑞予以辩驳，且大肆攻讦新政：“今以湘事论，勿问其他，讲学托名于开民智、伸民权，则试问今日之民，谁肯居于不智？又试问不智之民，何必更伸其权？况所讲之学，为康有为之学乎。”又说：“居恒与友人戏谈云，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搅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23皮回信反辩，叶又以长信驳难；皮再回答，叶又续辩。两个人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叶的目的是想逼皮锡瑞离开南学会，回到江西去任教。对此一用心叶德辉直言不讳，说：“前函胪举近日之议公谤公者，将以觇公去就之心，破公依违之见。言之过激，不觉杂以诙谐，然本意无他，不过欲公之去而已。”24皮锡瑞是南学会讲论会会长，是不可或缺的台柱子，如果皮锡瑞离开，对南学会的维持和开展影响甚大。皮和叶本来素有交谊，但他完全不能接受叶的反对新政的态度，因此答复叶的信措辞也相当激烈。他说：文人常相轻，学人每争学派。湘人尤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湘报》訾议尤甚。湘人结习，本不足怪。至作联语丑诋，尤属无赖所为。公昔与江学使往来，不得志于场屋之人，作联语诋公，有“叶麻”云云，弟尝为公辨，必无受贿荐人之事，即有举荐，亦是爱才，不是爱财。此等妄言，不值一笑，故并未尝为公言之。今人诋弟，犹昔诋公。呼我为马者，应之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为牛，牛皮马皮，有何辨焉。鹿泉办事之人，未曾开口，而人亦诋之。是诋人者并非因讲学不，不过要人一切不办，坐以待毙而已。25 皮锡瑞此信写于戊戌年四月初三日，他已经决定离开湖南，所以信的末尾写道：“弟有江右之行，讲学属之宣翘，宣翘与公旧交，学识胜弟十倍，当不至如弟不善讲论，受人讥评也。”26 皮锡瑞是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人，1864年（十五岁）考中秀才，1882年（三十三岁）成为举人，但此后四赴春闱，皆不中第。尝就读长沙城南书院，为山长何绍基所赏识。1892年被江西经训书院聘为讲席，至1897年又续聘。但江西不开化，因此他宁可留在湖南参与新政。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念江西的乡谊，颇愿皮锡瑞回江西，使经训书院在改革潮流之下也获得相当的发展。因此皮锡瑞的“江右之行”，倒也不全是叶德辉等人的迫压，他本人及义宁父子均有此初衷。只是对湖南新政而言，实为一大损失，同时称了一心想搞垮南学会的湖南守旧势力的心愿。（待续） 参考价资料 1 樊锥：《开诚篇》，载《湘报》第三号、第十二号、第二十四号，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合订本，上册，第17〜19页、第89〜91页、第185〜187页。又可参见中华书局版《樊锥集》（方行编），1984年，第9页、第11页、第12页。 2 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载《湘报》第二十号，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合订本，上册，第153〜155页。 3 皮锡瑞在戊戌年三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公度未讲，而讲毕谈易鼐事，亦以为骇俗，谓日本有渐进、顿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报文勿太激烈。”《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二十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88页。 4 《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二十四、电牍五十五，河北人民出版社校点本，第九册，1998年，第7581页。 5 同上。 6 张之洞：《致长沙徐学台》，同上，第7582页。 7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初四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24页。 8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初一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20页。 9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79〜380页。又《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亦载：“湘省劣绅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分省补用道孔宪教、吏部主事叶德辉，以其不便于己，竭力反对。宝箴不为所动。先谦等促使湖南京官黄均隆等，交章弹劾，其诬词不可听闻。御史杨深秀抗疏为宝箴剖辨。帝降谕奖励宝箴，而严责湘绅，湖南浮讥稍息。” 10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18页。 11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折》，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252〜253页。 12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闰三月二十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6页。又此条笔者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之《师伏堂日记》稿本校正数字，见该书影印稿本第3册，第159〜160页。 13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闰三月十九日条，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6页。 14 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载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68〜470页。 15 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十之致陈宝箴信中，提出“第一场考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二场考中国史学、国朝政治；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陈宝箴闰三月十二日之复函，则提议将国朝政治和史学移作首场，西人政学为第二场，第三场之《四书》、《五经》命题，陈宝箴主张“以发挥义蕴为主，不用八股体式”。见《张之洞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致长沙陈抚台》及《陈抚台来电》，河北人民出版社校点本，第九册，第7568〜7569页。 16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一日载：“右帅来讲学，云香帅约共奏改科举，拟一场用史事及本朝掌故，二场西学、西政，三场四书、五经论，不作时文体，分三场去取，取额递减，仿县府试章程。以后取士，专用此科，不用现在时文三场，亦不必别立经济名目。此法若行，可以去中国一大害，特恐阅卷难其人耳。”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01页。 17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第二十三通，《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5〜476页。 18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第二十四通，同上，第476页。 19 唐才常：《上欧阳中鹄书》第九通，《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238页。 20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第二十一通，《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4页。 21 《欧阳中鹄致谭唐书》第七通，《谭嗣同书简》，第126页。 22 《湘报》第二十七号，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合订本，上册，第211页。 23 《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载《翼教丛编》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印行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五种，第420〜421页，参见上海书店2000年校点本，第169页。 24 《叶吏部答皮孝廉书》，载《翼教丛编》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印行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五种，第423页。参见上海书店2002年校点本，第170页。 25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初四日所载“答叶君书”，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13页。 26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初四日所载“答叶君书”，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