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是怎样一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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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是怎样一个机构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指挥上海战地抗日间谍活动首先是从特务处与上海日本的间谍机构“东亚同文书院”的斗争开始的。 戴笠 1937年9月中旬，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介绍说程、彭二人愿意为反日秘密战争作出贡献。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间谍人才。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人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入书院及虹口地区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抗战大业。 章乃器 当时，日本开办的这所“东亚同文书院”是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机构，原名为“日清贸易研究所”，1887年成立。他们打着研究的旗号，广泛开展以军事情报调查搜集活动。主要是调查中国的财政经济与市场动态，同时也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专题。其所搜集调查的项目情报内容非常细致，甚至包括各主要公路交通线的长宽度、路面结构，各桥梁的建筑材料、长度、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等，中心是为未来的侵华军事作战服务。他们的足迹遍及全中国，远达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足见其调查工作之深入。这些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报送日本陆军指挥部掌握。该院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指导。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也在同文书院任职，从事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的工作。 东亚同文书院 程克祥、彭寿本是东亚同文书院人员，淞沪战事爆发后，两人激于爱国热情，在老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下，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日方的情报提供给中方，为抗日工作。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以文会友”名义的“文友社”组织作为掩护，由程、彭分任社长、经理，聘用记者5-6人，并相应地提供1所独立的楼房、备用金1万元法币、小轿车1部及司机等条件。 马振犊、陆军：《抗战正面战场启示录——八一三淞沪抗战》 编辑：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 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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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并逐步把“华北事变”扩大为“中国事变”，企图以战争手段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其资源无法支撑长期之侵华战争，加上日本朝野对中国的蔑视，因此，速战速决的战略是其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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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民国之际，特别是开埠后的20年间，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在苏州，而航运中心逐渐转向了兼具海运与长江航运的上海，上海港承担起了商业中心——苏州的外港角色，到达上海港的货物通过苏州分散至长江流域，而农
1934年，上海中共中央留守的机构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加之东北业已沦陷，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中断。1935年9月，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