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量中华之物力”的本意, 到底是卖国还是减损?

Posted 2022-12-27 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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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读“量中华之物力”的本意, 到底是卖国还是减损?

作者：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季我努学社顾问，出版有《南国风烟》、《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清通鉴．道光卷》（合著）等著作。王开玺前不久重读《义和团档案史料》，发现了“量中华之物力”的由来，同时对清廷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句之本意，亦有所醒悟，颇有“开卷有益”之感。愚以为，人们于此确有误解之处。现姑妄言之，不当之处，冀识者、智者教我。1900年12月22日，列强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争论与协调后，向清廷传抄议和大纲12条，并声称不可改变。清政府认为，12条大纲是各国公使“往复密商其政府数十日而定议，非此不能转圜，非此不能结局”，因此“十二条不能不照允”。同时清廷也意识到，它只要认可了12条大纲，即可基本保持住其政权，因此又明确指示议和大臣，“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尚需竭力磋磨”。也就是说，此时的清政府意识到其政治上的根本性危机已经度过，已具有了与列强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磋磨”的可能，因而要求议和大臣，“审度情形，妥筹磋磨，补救一分是一分耳”。此处的“妥筹磋磨”，是就整个12条大纲而言的。议和大纲第12条第2款规定：“中国允照赔偿各国各款”。当时军机处估计到列强在中国对外赔款问题上，将有可能“狮子大开口”，因而致电议和代表称：“赔款各款，势不能轻，惟亦需量中国力所能及，或宽定年限，或推情量减，应请磋磨。” 此处的“应请磋磨”，专指赔款而言，而“需量中国力所能及”，即为后来“量中华之物力”的最初表述。12月27日，清廷再次以电旨的形式，重申了上述思想。盛宣怀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是无所谓中外谈判的，很多议和条款确是列强协商确定后，交由清政府认同执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或等同于清廷在外交上没做任何的努力。关于中国对外赔款的数目、方式和赔款来源等，确实主要是在列强内部进行争论协调的，但清廷方面也确曾做过某些成效甚微或无成效的外交交涉。清廷所谓“量中华之物力”者，“应请磋磨”者，既是围绕这些问题而生而来，亦是其主观上外交努力的表现。清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亦电复清廷称：将在与列强交涉会晤之时，就某些具体条款，“引申其义，相机补救，惟力是视”。当然，清廷与列强“磋磨”是有其根本底线的，即“总以不败和局为主”。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赔款的标准、范围，确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随后又成立了美、德、法、日四国组成的“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的实际财政情况与赔偿能力。1901年1月13日，清廷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就列强要求赔款一事分析说：中国对外赔款为数过巨，必将导致中国上下交困。根据总税务司赫德的估计，在四五十年内，中国对外赔款“连借款利息计算在内，共需十数万万”。这就意味着中国每年须再多筹出3000余万两白银。中国财政原本即万分拮据，濒临崩溃，“若再加三千万，竭天下脂膏，不足还债，何以立国？”在此，盛宣怀说得十分明白，中国如对外大量赔款，将不堪重负，无以为国。盛宣怀认为，中外正式签订条约之前，彼此间可有说帖、照会往来，中国应该，而且必须利用这一时机，与列强进行必要的交涉。目前若不就赔款数目等“切实引申（即剖辩），恐后难磋磨”。为此，他不但致电奕劻、李鸿章，而且致电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希望清廷内外早做切实准备。事实证明，此时的盛宣怀于清政府的对外交涉，具有很大的影响。为筹集对外赔款，清政府曾力图说服列强同意中国提高海关税率。海关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各国来华商人，因而此议遭到列强的强烈反对，并要求清政府进一步对中国广大人民加捐加税。清廷官员对此表示忧虑与不满。2月6日，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曾就此问题致电军机处称：“现值开议和约详细条目，各国各会各人赔补之款，自当照约办理。惟库储一空，若数目过巨，力不从心。或谓中土民物蕃庶，不难搜括。然中国千百年来取民甚薄，若一朝苛索，恐民心思乱，积怨生事。”其后，列强仍不断施加压力，迫令清廷向国内人民加捐加税，筹集赔款。对此，清政府训令驻各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表示，若按列强要求加赋百姓，“必激民变，中国不能允”。《辛丑条约》签订现场盛宣怀2月6日给行在军机处的电报，有两点内容值得注意。其一，列强声称：“各国所索兵费，如数给允，始各退兵”，如此看来，“各使索款，恐又不易磋磨”。其二，英国驻华领事曾透露说：“各使多欲立功”，中外商讨赔款问题时，各国驻华公使“决不放松”，建议盛宣怀电告清廷，“惟有请发国书，恳切委婉措词，虽各国意见不同，当可宽期减少”。盛宣怀切感“赔偿款巨，脂膏耗尽，难遽自强”，因而建议清廷“酌发国书，英、德、俄、法、义（当为美国之误——引者）、日、意同发，似可有益无损”。慈禧盛宣怀请发国书的建议，得到清廷的同意。军机处于2月7日立即电告盛宣怀：“所请颁发英、德、俄、法、美、日、意国电，所见甚是。”惟各国情形有所不同，因“贵大臣熟悉洋情，希即分别代拟”国书，然后“电知本处，再行斟酌办理”。 2月9日，盛宣怀将其代拟国书内容电告军机处。12月11日，军机处致电盛宣怀：“所拟国电，奉旨照办。文内‘向未’二字，改作‘尚少’；‘实行新法’四字，改作‘力行实政’，余俱照拟办理。” 盛宣怀代拟的国书中确实充满了对列强屈膝乞怜的语言文字，治史者对其进行指斥鞭挞无疑是正确的。但清廷力图通过国书，乞请各国政府减少中国赔款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该国书称：“赔款一事，不得不通盘筹画。此次兵事，各处财物毁失过多，且敝国地利商务，向未开通，一时不易筹集巨款……尤望贵国始终玉成，商同各大国，允将赔款酌减数目，宽定年限，另筹妥法摊偿。”正是有着前述与列强交涉的种种努力，才有我们文章开始所引2月14 日的清廷上谕。如果我们只注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就会很容易得出传统理解。但是，该上谕后面一段话，似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惟各国既定和约，自不致强人所难。著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结合清政府在对外赔款问题上的上述外交努力（当然是不成功的），及2月14日上谕的后一段文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清廷的上谕是要求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必须“竭忠尽智”，与列强切实相商，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桂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