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李济深两广事变往来函电

Posted 2022-12-27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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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李济深两广事变往来函电

陈诚陈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从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到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后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副总裁，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与中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诚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的保留与整理，20世纪40年代特设“石叟资料室”，整理治军从政数十年间所搜集的各种档案文献。笔者最近检阅其中的“两广事件函件”，发现李济深与陈诚的几通信函很有意思，解读起来十分耐人寻味。 粤桂政潮，局势外张内驰 胡汉民 1936年5月，国民党两广地方实力派精神领袖胡汉民突然因脑溢血去世，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趁机要求两广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粤省政府。陈济棠一心维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打出抗日大旗，以要求南京中央领导抗日的名义，出兵北上，以进为退，试图迫使南京继续承认两广半独立地位。这一事件通常称之为“两广事变”或“六一事变”。 1939年冬，李济深和陈诚、张发奎等人在桂南抗日前线。 事变刚一发生，蒋介石就接连致电陈济棠等，强调“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规劝两广派代表进京协商，任何意见均可讨论。事情发展至7月初，广东内部严重分化，先是粤军第2军副军长李汉魂通电服从中央；9日，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由赣飞京，毅然参加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表示一唯中央之命是听。18日，随着广东空军人员纷纷驾机离粤北飞，众叛亲离的陈济棠连夜出逃香港，通电宣布下野。 1936年10月10日，陈诚和李宗仁、白崇禧合影于广西南宁。 广东瓦解，广西便呈孤立之势。李宗仁、白崇禧愿意接受五届二中全会发表的人事任命，担任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此时，蒋介石变得不甘心，想要从根本上一举解决两广半独立局面，变更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也就是说，非把李、白调离广西老巢不可。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桂，调李、白新命虽冒数分危险，但此命不下则李、白阳示和平，而中央军亦无机入粤，是则不仅桂逆不平，而粤事亦不能了也。” 撤换调令引起桂方轩然大波，李、白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姿态，邀请李济深来桂一起主持反蒋大计，同时帮助蔡廷锴、区寿年等粤军将领重组第十九路军。7月底，包括李济深在内的各路反蒋人士云集南宁，主张尽快组织独立的抗日政府，扬言要和南京大干一场。然而，时任李宗仁高级参谋的刘斐一语道破当时微妙局势：“蒋、桂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锣鼓打得很紧，同时电信往还，互相责难；但双方都有所顾忌，所以也互留余地，暗中寻找转圜的办法，遂形成一种外张内驰的局势。” 另据桂军总部宪警队副队长蒋文度说法，白崇禧交代他们去长沙、武汉刺杀日本人，制造能引起国际交涉的事件，蒋介石要应付日本人，则广西之围就自解了。“铁血团”团长祝子书选在汉口日租界下手，半夜里乘日本警察疲劳之时，对之连开两枪。日警（吉冈庭二）被杀事件果然引起一场外交风波，但白崇禧得到报告有些疑问：“这就难说了，张学良派去的人也说是他们干的。”蒋、祝心里揣测，“白之所以不认账，主要是想赖我们那一万元奖金”。 奔走斡旋，陈诚呼吁和平 1929年6月，军队各级党部工作人员调查统计，证明陈诚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介绍人是邓演达、李济深。 陈诚早年在粤军担任过参谋、连长、营长，与粤省军政各界素有良好互动，蒋介石知人善用，派他协助余汉谋整理广东军务，并设法疏解广西难题。7月30日，陈诚得知李济深已从香港到达南宁，诚恳地写了一封书信：“任公赐鉴：诚于日昨抵粤，顷晤益能（邓世增）、幄奇（余汉谋）、翰屏（香翰屏）、庚陶（徐景唐）诸兄，均盼吾公莅粤，特请益能兄赴桂面陈种切。书不尽意，神驰无已。耑肃，敬叩钧祺。旧属陈诚敬叩。” 1923年春，陈诚南下粤军第1师发展，表现朝气蓬勃，得到团长邓演达和师长李济深双双器重。不久，邓、李联名介绍陈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如今两广政局动荡，陈诚奔走斡旋，放下姿态甘愿“旧属”，委托曾任李济深第八路军时代的参谋长邓世增充当“和平使者”。李济深很快回信，开头部分如下：“辞修吾兄勋鉴：大旂南临，方欲有所启奏，益能兄来，忽奉宠召，其为惊喜，何可言宣。然转念弟以待罪之身，又似于兄有所未便，惆怅何似。闻兄已将此事请示于蒋先生，或俟有报告，相见之时未为晚耳。”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的李济深。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之后，李济深等人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所以自称“待罪之身”，字里行间不无芥蒂。李济深在信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今之计，弟敢为国家民族请命于兄，即欲兄与幄奇兄去电中央，请收回德（李宗仁，字德邻）健（白崇禧，字健生）两兄调职之命，并一面停止向桂进迫之兵，则和平即可实现。不然困兽犹斗，蜂蚩有毒，不特非国家民族之福，抑亦非中央之幸与兄之愿也。” 邓世增马不停蹄，带着桂方意见返回广州，陈诚立即把往来情形电呈蒋介石，建议采取政治方式解决广西问题，具体办法：李宗仁继续主桂；白崇禧调离广西。8月3日，蒋介石复电陈诚，“对桂谋政治之解决，本为原定之方针，一遇机缘，即当进行”。原则上同意李宗仁以行营主任名义留桂，但必须是在白崇禧离桂以后方可发表。6日，邓世增、香翰屏带着陈诚的信函二度前往南宁，苦劝李、白“无取于一时一地之介介，而努力千秋后世之勋名”。陈诚认为“年来国力所以不竞，外侮所以日深者，实由于国家不曾统一。而究其所以致此之故，中央措置容有未当，地方分立似亦责无可辞”。真诚希望桂方能够换位思考。 陈诚斡旋广西政争，电报李济深，自称旧属。 另一封信，陈诚嘱咐邓世增当面交给李济深，强调中央更换李、白新职之意，“实为共同努力于整个对外之设施，以期完成一致抗敌之阵线”；期盼李济深就近敦促李、白“速下决心，为国珍重，作今后一致对外之地步，此桂民之幸，国家之福，亦我公爱人以德之义也”。 信使往返，难解蒋李积怨 李济深回复陈诚信函之一。 百粤政潮汹涌，两广信使往返。9日，李济深函复陈诚，“藉悉吾兄斡旋大局苦心，以敬以佩”，旋即质疑李、白之调新职，显然是蒋介石企图解除广西地方兵权，“而所以必欲解除德健两公之兵权，则因曾督促中央抗日而已”。接着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吾人思之，以为唯有整个媚日设施与完成汉奸阵线，乃需如此处置耳。与对外抗敌，有何关乎？”走笔至此，李济深话锋一转，“回忆吾兄四年以前，固亦曾忠勇奋发，而有请缨抗日之义举矣。当时全国人士以吾兄一鸣惊人，乃亦有介石部曲不乏志士之感”。遥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陈诚请缨抗日，慷慨激昂，“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蒋介石当时幻想国际联盟制止日本侵略，反而要求陈诚“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态度，务须避免轨外行动，致滋口实，贻害大局”。 李济深再次回复陈诚，对于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深表不满。 结合过往历史，李济深提醒并反问陈诚：“今日德健两公所遭遇，与兄实先后相辉映也。盖介公之不能抗日，固已为铁定之事。五年以来，介公一手遮天，对外为无限度之降服，对内为最残酷之屠杀。德健诸公此次目击民族之危机，已至最后关头，而梦想介公抗日，无异俟黄河之清，因此一方通电督促，一方出兵为倡，如果介公有一分抗日诚意，则正可乘此时机领导全国抗战，使兄等部向南而指北，不仇内而攘外，全国人士谁不愿沥血誓日以拥护中央乎？” 由此可见，李济深强烈不满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妥协，对于蒋介石更是厌恶至极。但要说蒋介石没有半点抗日之心，恐怕亦不尽然。面对日本步步紧逼，南京抗战准备按部就班，仅就苏浙沪境内的抗日国防工事来说，截至1936年已经完成相当规模。而在1935年底，蒋介石也曾表示“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 李济深回复陈诚信函之二。 难解蒋李积怨，陈诚心里五味杂陈，他在给夫人谭祥的家书中感慨万千：“桂事屡经交涉，结果可谓凶多吉少。此次中央所下新令，固有令其难堪者，但最近之种种委屈，彼辈应当以国家民族为重，不应专争意气。而我对于李、白，私情公义，亦只能至此。如战事开始，恐须两月方能了结。” 李济深回复陈诚信函之三。 令人欣慰的是，两广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在国民党元老居正、程潜、朱培德等人调解之下，广西当局的态度渐渐软化。黄绍竑与李、白并称“广西三杰”，后来不再参与内争，改至中央任职，黄劝慰李、白：“此次纠纷，已将月余，何如适可而止，在兄等立场，面子、实力皆风头十足，亦可谓不战而胜。故弟劝兄等，得好休时便罢休，不必再过于争持也。”9月5日，蒋介石下令撤退西江驻军，先示和平诚意。李、白随后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省主席仍由黄旭初担任。作者：冯杰白中琪编辑：陈晓燕周冰倩文史e家原创内容，如需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