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上海人为何对“外婆变姥姥”反应这么大

Posted 2022-12-27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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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说史•上海人为何对“外婆变姥姥”反应这么大

近日，上海小学教材被爆出用“姥姥”一词替代了原文的“外婆”，引发了轩然大波。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姥姥”一词是普通话，“外婆”是方言，所以“姥姥”取代了“外婆”实属天经地义。结果，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引爆了更大的舆论口水，甚至引发了专业学者的反驳。今天，上海市教委对该事件做出来处理意见，大意是说：将《打碗碗花》一文中的“姥姥”恢复为原文中的“外婆”一词。笔者无意质疑字典对“方言”的解释，本文将专注于解释上海人为什么对“外婆改姥姥”反应这么大。 上海人与上海话的形成 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海人，其实并非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在上海话的语境里，“本地人”和“上海人”往往是分开的两个词汇。前者专门指代从古代就定居于松江、崇明、青浦等地的农、渔民，后者则指鸦片战争后从全国各地汇聚于上海的移民后代，主要聚集在市区。今天全国人民所说的“上海人”其实是指后者，所谓“三代以上没有上海人”也不精确，应该说市区都是移民后代，没有本土人。清末的上海依稀有了日后远东第一城的影子但是，清末民国受制于交通，所以大部分上海市区的市民依旧是周边城市的移民，而非今天这样是全国人民聚上海。今天上海人的户籍一栏依旧有着“祖籍”这一栏，上面填写的主要也是宁波、绍兴、舟山、苏州、无锡、常州。这块区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吴语区”，语言发音和结构都非常接近，彼此可以直接用方言交谈。这个时候的上海还处于“华养杂居”的阶段，欧美移民的比例远比今天要大。长期同居难免互相影响，所以上海话中有大量的英语词汇，如混枪斯（chance），嘎三胡（gossip），接灵子（leads）等等。其中有些借助上海的地位成功进入了普通话中，成了全国人民的日常用语，如罗宋汤（Russian），瘪三（beg sir），时髦（smart），蹩脚（bilge）等。 20世纪的上海要比今天更加国际化上海话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形成的，我们也能从书面语中发现上海话的变化，比如30年代的上海用来表达“我们”的词语是“吾尼”来自苏南地区，到了40年代则变成了“阿拉”来自宁波-舟山地区。当然有光就有影，来自两淮的移民没能在上海话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因为相比苏南浙东籍贯的中国人以及西洋人，两淮的移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经济水平却很糟糕。那个年代凡事说话带上那么一丁点江淮口音的人，就会被打成“苏北人”，以后婚假和交友都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其他地区的居民则奉行在家说自己的家乡话，出门说上海话（即已形成的通用方言）的规则。直到今天一些保守的中老年人依旧会遵守这一规矩。 推普与方言衰退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开始系统化地推广国语。1913年，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国音”系统，它的特点是“京音为主，兼顾南北”，具有入声，史称“老国音”。当时对国语标准音存在争论。一派支持国音，即主张“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另一派支持京音，即主张“纯以北京话为标准”。1920年，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认可。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并确定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称为“新国音”。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发布以新国音为准《国音常用字汇》，并指出所谓以现代的确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事实上，我们现行的汉语标准语更接近与北京附近的承德方言而非北京土音）。这标志着现代汉语标准语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的正式形成。上海一家幼儿园旁的标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国语被改名“普通话”，取其普遍共通之意。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确立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该文件明确对普通话做了规定，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作为中国的招牌大都市，上海自然是推普的重点对象。今天去上海学习、打工的年轻人会发现，上海的老阿姨们都会说普通话，至少能听懂，国语的普及情况远比同期其他地区来的强。但是，这个并没有消灭上海话，一直到九十年代为止，大家上的对话依旧是上海话为主。理由也很简单，普通话只是官方的用语，除非遇到非常正式的场合，否则普通话只是国家要求下学习的语言罢了，日常用语依旧是本土方言。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上海的人口结构没有变化，只是学会了普通话时间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开的浪潮终于到了上海市。随着而来的是民国之后最大的一波移民潮，这一次覆盖地域更广，并且持续至今，同时也给上海带来了全国各地非吴语区的方言。出于交流的目的，也出于“不想让中心城市满大街都是各种方言，导致交流障碍”的目的，全市加强了推普。笔者作为一名90后，还记得小时候教师的门口贴着请讲普通话的标语。如果和同学对话使用了上海话，立刻会被老师训斥。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就变成了班级里几乎都是上海小孩，彼此对话依旧是普通话。有些同学的家长也不强迫小孩回家使用上海话，久而久之一些同学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笔者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很多时候一个意思能清晰地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表达，却无法使用上海话表达。这也是上海青年人的普遍情况，能用上海话说话，但是词汇发音明显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90后和00后的方言能力退化一直是上海中年人的心病更重要的是学校养成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到了社会上两个上海青年对话也习惯用普通话而非上海话，哪怕知道对方是上海人。这对一门语言来说十分致命，要是语言不能够被使用，或者只能够在家庭这种最小共同体中使用，那么就等同于一门死语言。这无疑让很多上海人不愿意接受，在他们的要求下，公交车沪语播报，只说上海话的电视台等等应运而生。可惜，这些面对国家力量的“推普机”终究只是杯水车薪。 冲突的根源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上海话形成时间并不久，“上海人”也只是早先移民的后裔，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新时代的移民和语言呢？答案出在方式上，如上文所述，上海话经过清末民国移民自然融合产生，是纯粹的民间力量。而从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强制接受普通话的手段非常容易激发人的逆反心理。原本正确的政策也会因为“一刀切”而变得不那么正确，甚至会因为激发抵抗心态，导致正确的政策流产。 90年代的上海远没有今天繁华，但是族群冲突也远不如今作为一个族群，语言是最重要的纽带，上海话一旦消失，“上海人”这个群体也就不复存在。更让老上海焦虑的是，作为上海话最后一个阵地“家庭”也面临着时代的考验。青年人对老一辈的“只和上海人结婚”不感兴趣，不乏违背父母意愿寻找外省市伴侣的年轻人。“只要双方情投意合，缘分来的时候，地域是挡不住爱情发生的几率的”，持有此类观点的年轻人已经占据上海青年的多数。大数据也支持这一点，2008年在上海市民政部门办理国内结婚登记的两地婚姻为53214对，占国内结婚登记的38.3%。2009年两地婚姻为56217对，占38.1%。有41874位外地媳妇嫁入上海，占总数七成之多。当然不少保守的家庭宁可去相亲也不愿意子女和外地人结婚笔者曾经询问过几名已婚的同学，是否会不顾伴侣意愿，教自己后代说方言。他们大都表示如果妻子坚决反对，那么他们就不会教育后代说上海话。万幸的是他们的妻子比较通情理，现在不乏能说一点“洋泾浜”上海话的。这样的例子其实也不少，可惜不少老年人只会念叨着XX的儿子娶了个外来妹，连亲妈和儿子说上海话都不允许。在网络上，这类恶意的消息被放大了，又反过来促进了地域冲突这种情绪化的信息在网上被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后就成了“战场”，外地人会觉得上海人太“排他”，而上海人则觉得家乡说家乡话是几千年的传统，凭什么被改变？网络上的口水，生活中的冲突让这个话题充满着敏感和火药，仿佛一点就能爆炸。这次“外婆”改“姥姥”，很多人表示看《家有儿女》才知道外祖母居然可以这么被称呼。原本只是“是否尊重作者意愿”的事情一下子被上升到了“文化霸权”的等级。因为，作者本人祖籍是西北人，同样用“外婆”一次，可见这是“外婆”大半个中国的通用语。现在，仅凭字典一改，一句“方言”定性，直接就能不经过作者允许更改课文。这直接引爆了被压制几十年的本土情绪。万幸的是这一次大部分人都表示“姥姥”确实不常用，“外婆”才是“外祖母”的口语表达。而相关部门有及时注意到了民众的反应，迅速对该事件做出了更为柔性的处理。笔者期待以后类似这样的情况能够多一些，因为教条的行政命令确实与不合现实，哪怕方言会改变，会消失，笔者也希望是上海人和外省市不断通婚，彼此同化的结果，而不是字典和几个行政命令。毕竟，人们都知道，“自然死亡”和“被斩首”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