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哪个地方的人最喜欢偷菜

Posted 2022-12-27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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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说史•哪个地方的人最喜欢偷菜

近日，“瑞典人偷香蕉”事件，网络地图炮之风日益浓烈，“瑞典人”大有超过“荷兰人”成为“被黑最狠地区”的势头。本文无意对“地域炮”这种根深蒂固的陋习做出更多批判，而是发掘这种行为背后的逻辑，为什么某些地区的人特别容易给大众流行爱贪小便宜的印象？ 贪小便宜意味着对私有财产不尊重 这件事情虽然是个案，但是海南人民为首对东北罪犯的厌恶可谓由来已久，这次事件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而已。如果你上网搜索类似事件，以“东北人”“偷”为关键字，那么就可以搜出一系列类似事件，甚至有好事者将其编成一个系列。但是，当你仔细观察那些“小偷”的言论，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一些小偷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在“偷窃”，口中念念有词道“我寻思着你不要呢”，甚至有的人会有理直气壮的语气说“有种你报警”，华丽地无视了正在拍摄的摄像头。显然小偷们是真的不认为自己的偷窃行为是犯罪。视频中的这位大爷，声称自己摘的是“没人要的菜”，而后面的一大片菜园似乎在嘲笑这个借口除非用卡车去装载，不然一个人能携带的蔬菜最多不过值几块钱，水果贵些也不过百来元，这些小偷们也是瞄准了这点，认为仅仅是这点钱不算偷窃，最多就是“手脚不干净”。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偷窃这种行为不是金额大小的关系，而是这种行为本身是对私人财产的严重侵犯。反例则出现在有着深厚私产传统的上海市。在最为困难的年代，上海人的日子其实还不如乡下人，各家甚至连独立的厨房都没有，只能几户共用一个厨房。但就算是如此拮据的经济状态，如此容易“占便宜”的大环境，上海人却可以做到几户人家相识几十年，不偷拿邻居一滴油，不私用邻居一瓶醋，这是潜意识中对私产的尊重。（当然也能解读为小气鬼不占便宜，看你如何解读）七十二房客的故事是一些老上海的真实经历这种传统和思维方式是很多地区无法接受的，上海人“小气”的名声也有这些地区的人们推波助澜的因素，毕竟相识几十年却连一点油和醋都不愿意给，这也未免太小气了。 造就“单位人”特色的“共享经济”与“主人翁精神” 上海人和东北等地的人毕竟同文同种，无法从民族性上解释这个巨大的差异，唯一的解释是后天的生活环境导致这个结果。众所周知，上海是清末五口通商之地，同时拥有全国最好的地理位置，这造就了“东方巴黎”的美名，也让上海人有了私产意识。虽然建国后，通过公私合营将资本家的财产收归国有，但是这个意识却没有被消除。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有着仅次于北京的优惠政策，这让上海人在最困难的岁月也能保证没有饿死人。虽然上海人也无法吃饱，但是饿死人确实没有那些没有政策照顾，更没有私产意识的地区，则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共同体互助。所谓共同体在城市中的表现就是“社区”，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说法，所谓社区就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但是一个社区还不止这些。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社区与其他社会群集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区别是组织制度，而不是人。解放后东北的命运就改变了中国的情况则略有特殊，与欧美现代城市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同，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单位共同体实际上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明危机与社会重建的产物。1948年东北率先解放后，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等城市革命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单位制开始呈现出雏形。而到”一五“期间，以超大型国有企业的建立为契机，”典型单位制“开始形成，并由工业企业向政府和事业单位施展，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体制基础的制度架构和组织单元。单位共同体的空间形态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尤其是在”生产与生活高度合一“的超大型工业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占地面积大和高度集中等特点。以单位大院为载体，单位人及其家属体验到强烈的”单位办社会“的氛围。浓郁的单位氛围使得这一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体制性的限制使得其员工无法走出单位的辖区，缺乏社会流动。单位福利分房的点房大会同时，单位的封闭性自然带来”排他性“。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使得单位人充满了一种优越情节，人们也不愿意轻易离开单位空间。此外，作为生活共同体和关系共同体，单位共同体也是建立在一系列真实的制度体系的基础之上的。诸如：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党政双重体制、奖惩制度、福利分房制度、厂办大集体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等。正是依靠上述制度体系，才能构建出单位共同体赖以存在的社会物理空间和关系空间。建国后，国家将这种组织结构从工厂延伸到商店、学校、医院、党政机关等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中，将其变成”单位“。单位几乎垄断了所有与成员有关的社会资源，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国家，从而形成了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功能于一身的高度合一的综合性社会管理体制。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部队大院身上，当然他们的条件好得多，不需要”互助“和”共享“ 封闭的环境，糟糕的生活状况，迫使”共同体“里的人，自发互助。老王媳妇要生了，缺少营养，那么我家咬咬牙从每月的分配中抠出两斤来，给他点接济，看到他不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家的油也觉得无所谓，反正都是老相识了，我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帮衬我的。类似这种思维在”单位共同体“里面非常普遍，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共享经济“，在这种自发互助下，包括大批东北在内的”单位人“平稳地度过了困难岁月。同时，因为众所周知原因，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共同体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资源浪费。大批的物资被堆砌在单位厂库、露天，经受日晒雨淋，最后腐朽损毁的事儿，相信有过大型公有制企业生活经验的人都曾经历过。一方面是相对贫乏的生活资源，一方面是被浪费的生产资源，有些活络的”单位人“便把心思动在了那些注定将不被利用的浪费物资上。往好里走，就出现了发扬主人翁精神，利用各种废旧材料搞小发明小生产，盘活资源的劳动标兵；往坏里走，便有了挖厂矿墙脚自肥的芸芸大众。面对这两种情况，”单位共同体“的管理者自然不好发作，只得表扬前者的”主人翁精神“，无视后者的小偷小摸--毕竟把无法再进入生产环节的浪费物资（废品、残次品等），这口”大锅饭“留给自己人吃，缓解一下生活资源的匮乏，提涨”单位人“们的士气，将废物再利用，也是不错的选择。于是，等而上之的”主人翁精神“被拿到台面上表彰，等而下之的”主人翁精神“被按到台下自我发酵，这才出现了”单位人“们贪图小便宜，用一句”我寻思着是不要的“，来为自己的偷窃行为进行无力无理辩解的惯性逻辑。实际上，在他们把这句话说出的一瞬间，他们真的没当自己的行为是偷窃。好了，文到此处，我们已经知道不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人爱偷菜，而是生活在某种环境下的人爱偷菜。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自白山黑水的东北同胞们的确有点冤。很不凑巧的是，因为赶上了大时代的变迁，东北人受的这些小冤屈，不但暂时很难洗脱，反而有越描越黑，越辩越偏的趋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旧思想的”单位人“无法适应新时代 时至今日，”大厂矿大单位“的模式在大部分地区已经瓦解，东南沿海更是随着改革开放彻底抛弃了原有制度。现在的青年人大都是在和邻居互不认识，和同事同学彼此不熟的大环境下长大的，对财产的理解更接近于上海人即”私产不可侵犯“。但是，在东北社会结构和改开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经济形势极差的前提下，互助在东北依旧是有必要的，人们随手拿走一些”小便宜“是不太好追究的。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上海人因为某件事情替东北的同事垫付了八角钱，事后东北同事很快就忘了，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上海人没有忘记，事后问起索要八角欠款，惹得后者大怒，觉得怎么这么点钱还问他要，更加深了上海人”小气“的印象，并且和他的上海朋友疏远了。 “精明小气”一直是上海人的标签然而，上海人则觉得拿回才是应该，额度大小是次要的，关键是钱是“我的”，我有权索回，“所有权”才是关键，借你是“借”有权拿回去，“送”才是无法索回的。笔者只能感叹21世纪了，这种观念冲突依旧如此尖锐。偏偏随着改革浪潮的进行，大量东北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南下打工，去处恰恰是私产思维以根深蒂固的东南，这就导致了包括这次偷窃在内的一系列冲突。很多视频中小偷面对摄像机一脸无所畏惧，一副“不就几毛钱的菜”的表情，不觉得这点钱能让警察出动。很多人甚至不是有意识地去偷，而是就如同过去在自家厂矿里拿走不值钱的“废品”， “顺手牵羊”了一把，就算被抓也只是将菜归还了事而已。海南某村实在受不了三观如此奇特的族群，选择一刀切随着这几年资讯的二次大爆发，连续不断的小冲突，被放大到整个互联网上，也让东北人的形象从不到十年前的豪爽耿直变成了如今的“不守规则”和“不讲道理”。而东北人也觉得委屈，他们的生活习惯里这种行为才是“守规则”，为了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菜去斤斤计较的“南蛮子”才是“不可理喻”。万幸的是，随着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了讨论，大部分人都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哪怕是“瑞典同乡”也仅仅只是要求不要“地图炮”，认同这种做法的人越来越少，相信某一天“单位共同体”的影响会彻底逝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