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于三民主义的两个阶段及其影响

Posted 2022-12-27 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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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于三民主义的两个阶段及其影响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重要理论，抗日战争期间，尽管国内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共两党毕竟是存在诸多矛盾和分歧的。于是，他们就三民主义先后展开了两个阶段的论战，分别是在1939-1940年前后以及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用以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体系，也是中国国民党的党魂。毋庸置疑，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三民主义的诠释权是唯一的。但他去世后，对这一理论的诠释则成为焦点。193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声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共产党的声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誉。而同一时期，国民党亲英美派、托派等政治势力打着维护三民主义的旗号，对三民主义进行各种诠释。因此，抗战开始不久，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大体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39-1940年前后，是国共两党论战的第一个高潮。第二阶段，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的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次高潮是第一次论战高潮的继续，是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又一次爆发，也是国共两党、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又一次较量。 一、论战的第一阶段 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中首次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思想。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首次将其主张归纳为“三民主义”：“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权解放、争取民生幸福的三个阶段，“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1924年，孙中山先生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是为“新三民主义”，使其成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日寇进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1937年7月15日，为了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郑重承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国民党也决定联共抗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全面开战，蒋介石既想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又想借机削弱甚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这就为后来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性埋下了伏笔。蒋介石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限制中共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三民主义。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说:“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此，蒋介石用三民主义限制中国共产党的企图已露端倪。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得到迅速发展。1938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近20万人。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恐慌。与此同时，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性进攻，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把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逐步转向对内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会议强调：“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会后，国民党又陆续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法规，否认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和革命组织。与此同时，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如《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周刊》、《抗战与文化》、《时代思潮》等，刊登了大量的反共文章。他们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曲解三民主义的内容，企图以假三民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进攻，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论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方针是：“多方揭破其反动宣传，更加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更加争取广大的同盟军，以便坚持抗战到底，达到抗战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胜利。”对国民党进行宣传抗战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坚持抗日第一与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坚持真正的三民主义，多方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及其违反三民主义的言论行为，以推动国民党内进步分子，争取其中间分子，孤立其反动分子。另一方面，争取广大同情者和同盟军，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一党专制主义。193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要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4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明确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认为：“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党中央进一步要求全党:“要经常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鼓动及友党友军的宣传鼓动，收集各种具体材料，求得及时给予批评与答复。对于国民党顽固分子的防共宣传，我们应依情况采取攻势，使自己完全处在主动的优势地位。”“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反对真三民主义的所谓‘分歧错离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等，戳穿了假三民主义的面具，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的谬论，国共两党的论战进入高潮。 二、论战的第二阶段 1943年围绕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两党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这是第一次论战的继续，是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又一次爆发，也是国共两党、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又一次较量。 1943年，蒋介石抛出了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主张取消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蒋介石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又掀起一次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正论出版社、统一出版社、《中央周刊》、《时代青年》、《党义研究》等出版了大量书籍，发表了诸多文章，主张取消共产主义，取消中国共产党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政客纷纷跳出来公开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霎时，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针锋相对的原则，对国民党的谬论进行批判。1943年《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十八周年纪念》为题的社论，批判国民党的反共谬论。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负责同志写文章，批判国民党的反动宣传。7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指出：“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通知》要求各地响应中央的号召，动员舆论，召集群众会议，向国民党进行反击。这一时期，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重要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国民党与民族主义》等。中国共产党人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周恩来的《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等，解放区掀起了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高潮。 三、论战的影响 在同国民党的这场论战中，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领导全党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展了同国民党的思想斗争。从这次论战伊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召开会议，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同国民党进行思想斗争的方针政策；组织人写文章，从思想理论上同国民党展开斗争。另一方面，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反投降提纲》、《新民主主义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等，从思想理论上对国民党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实现。在这场论战中，针对叶青和国民党等其他政治势力对三民主义的各种歪曲诠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澄清了理论是非，对加快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笔者据此认为，无论是论战的第一阶段，还是论战的第二阶段，国共两党的论战是多么的激烈，国共两党的矛盾是多么的紧张，这一时期关于三民主义的各种诠释是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界限的，它们都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问题。但以汪精卫为代表之日伪汉奸集团的假三民主义学说却是以降日为接榫的，与此有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