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成军为何如此艰难新四军集结成军过程

Posted 2022-12-27 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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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成军为何如此艰难新四军集结成军过程

新四军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支铁军，但这支铁军的成军过程比八路军更加艰难，其艰难之原因有很多，所以其成军的过程也非常不容易。本文将为读者详细分析新四军成军艰难的原因以及过程。 新四军成军挺艰难，比他的兄弟部队八路军成军要艰难许多，主要原因是： 1.八路军主要是由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和本已在陕北的当地红军改编而成，改编时部队已高度集中，而新四军则主要是由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坚持游击战的红军小部队和游击队改编而成，大大小小有10多支队伍，十分分散，而且都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里，需要一个个前去动员、召集。 2.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要集中改编，需要中共方代表分赴各地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以达成停止军事行动、一致抗日的协议协定，才能进行改编。从1937年10月起，中共方代表加紧分赴各地。 3.开始召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时，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通，在坚持了艰难而又危险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后，大部份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们的警惕性是极高的，对自己要被改编为曾经是敌方的国民革命军是不完全理解、甚至抵制的，有的人误认为前来转达改编要求的领导人是叛徒而错杀，连南方红军的著名领导人陈毅到柑子山动员，都被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及部下抓起来吊打，差一点被误杀。还有更为令人痛心的事件——活动于赣东北弋阳县磨盘山地区的杨文瀚游击队和活动于赣北瑞昌、德安、九江地区的刘维泗游击队，拒绝接受统一战线政策，拒绝下山改编。杨文瀚游击队杀害了前来做说服工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刘维泗游击队则杀害了前来做说服工作的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明安娄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这两支游击队也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令人痛惜。当年，以南昌为中心，新四军领导人项英、陈毅、曾山等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和张云逸、赖传珠等延安派出的领导人，分头赴各游击区，联络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和动员部队改编并向皖南集中。在“新四军领导人分赴各游击区路线图”中，显示出项英、陈毅、曾山、张云逸、赖传珠、黄道、李子芳等人的足迹：1938年1月4日，由湘鄂赣省委、省军区所属部队千余人改编的改编湘鄂赣人民抗日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赖传珠于1938年1月19日到达平江嘉义进行检查、指导，随后第一团开赴岩寺。陈毅自1937年12月初即在皖赣边游击区开展传达、动员工作，1938年1月13日又前往，亲自指导部队整编和扩军，至1938年2月10日，皖赣边游击队和新参军的青年共5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三营，在瑶里誓师后开拔，往岩寺集中。项英、曾山在1938年1月抵达湘赣边游击区进行传达、动员工作，延安派来的3位八路军干部李忠民、张铚秀、彭汉元已于1937年11月到达该游击区指导游击队整训改编，红军游击队主力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张云逸、黄道于1938年2月2日从南昌出发，先到江西铅山石塘镇指导新四军第三支队整编，接着张云逸到闽东游击区指导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整编。福建的游击区包括闽赣边、闽东、闽西、闽南、闽中等多地，张云逸赶到闽侯（今福州）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仪磋商，确保福建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安全，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和龙岩等地的留守处，要求归还“漳浦事件”（亦称“何鸣”事件，指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在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后，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强行缴械的事件）中被关押的游击队何鸣部人、枪，后来这些人和闽南游击队百余人到闽西归于张鼎丞部，编入第二支队第二团四营。张云逸最后带领百余行动不便的游击队员下山，在瑞金乘坐军部派来的煤业救护队的车辆，顺利抵达岩寺集中。曾山于1938年2月从南昌出发，去负责闽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整编，3月18日，粟裕率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三营的部队赴岩寺集中。 193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分局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联络和接待各地红军游击队来南昌商谈改编有关事项。 4.八路军部队直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部队要“客气”许多，而新四军各地部队与有的当地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部队、民团、保安队还处于很严重的对立状态，不仅行动还不能完全自由，有的还有不共戴天之仇，有的得不到“国民革命军”的待遇，有的因警惕性不够而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扣押、缴械，甚至杀害。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漳浦事件”（“何鸣事件”）、“泉州事件”。 “漳浦事件”（“何鸣事件”）——闽粤边区的红军独立三团，因团长兼政治委员何鸣对国民党的阴谋丧失警惕，不顾多数人反对，率部队下山，在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后，后应国民党当局要求移驻漳浦县，又未作任何应变布置，致使所率部队约600余人被国民党第一五七师以点验发饷为名集中，从而被强行缴械，人被关押。史称“漳浦事件”（“何鸣事件”）。后来是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赶到闽侯（今福州）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仪磋商，确保福建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安全，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和龙岩等地的留守处，并要求归还“漳浦事件”中被关押的游击队何鸣部人、枪，才使得这几百人和闽南游击队百余人到闽西归于张鼎丞部，后来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团四营。 “泉州事件”——闽中浦仙游击队下山后，奉命进驻泉州承天寺，被国民党第八十军突然包围缴械，大队长刘突军被杀。史称“泉州事件”。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闻讯后，派谭震林向国民党福建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最终被迫发还了全部人员和武器，这支部队才最终编入新四军改编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第一、二连。 5.新四军各地部队所处地都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里，得靠双脚走出山区，再走到近千里、两千里外的集结地。史料记载，张云逸带领闽粤边区百余行动不便的游击队员下山，在瑞金乘坐军部派来的卡车（支援新四军的上海煤业救护队的车辆），顺利抵达岩寺集中，这是“特殊”待遇的了。 6.新四军各地部队集结时，国民政府还没有完全落实新四军的国民革命军待遇，先不说军装和枪支弹药，粮饷是还没有得到完全保证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新四军各地部队已不能打土豪、缴浮财了，获得去集结地一路上的给养并非易事。尽管有这些重重困难和艰险，但南方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斗志昂扬、情绪高涨，按照新四军领导人的指示，一处处聚集，再一处处会合，编队、宣誓，从南方八省往皖南的岩寺集中。 1938年2月27日，由闽西、闽南和闽赣边、闽粤边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以及各界代表和当地群众6000余人，在龙岩白土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下图），准备开赴岩寺集中。这是较大的一支南方红军队伍，我母亲郑铁鹰即在其中，她当时的“行头”是2身单衣军装、一支没有枪套的驳壳枪。尽管岩寺交通便利，但是，岩寺并非南方八省各游击区之间的中心地区；江西的大庾、福建的龙岩等地的新四军部队，需要长途跋涉2000多里，距离最近的新四军部队也需要1周时间才能赶到岩寺。新四军初建，衣装单薄，饷额不足，粮秣不济，在向岩寺集中途中还受到一些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无理阻挠。但是，新四军各部克服了种种困难，历时2个多月才先后到达岩寺集中。以往，说到各地新四军集中，必说安徽岩寺。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在岩寺集中前，还有一个集中地，就是——浙江开化。当年在岩寺集中的10329人中，其中7000多人是在先在开化集中并正式编组后，再直接去岩寺进入驻地的。据中共开化县委党史研究室、开化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研究，1938年1月13日，陈毅携同邱佐炯、戴传前往皖浙赣边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关于部队编组的指示和侦查皖浙边敌我友的态势，考察江南新四军的集结地点。1月下旬，陈毅回到南昌军部后，东南分局根据陈毅考察的情况，确定了江南新四军各支队的集结地点——皖浙边的浙江开化。浙江开化县在安徽岩寺镇的南边（见上图标示出），之间相隔一座马金岭，相距200多里。红军时期，开化是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部分，是化（开化）婺（源）德（兴）苏区的中心区之一。中共闽浙赣省委和皖浙赣省委都在开化境内长时间的活动。红十军、新红十军、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和皖浙赣红军独立团，曾在开化进行多次的战斗和频繁的活动。开化境内建立有中共开（化）婺（源）休（宁）中心县委和开婺休游击大队、中共浙皖特委和浙皖军分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开化是皖浙赣游击区中心区之一。中共浙皖特委和浙皖军分区领导了皖浙赣三省八个县边界地区的游击斗争，开辟了千里岗游击区。因而当年开化成为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大部份部队开赴安徽岩寺集中前的集结地，开化县城、华埠镇与马金镇等是比较繁华的集镇，具备新四军大部队集结时的粮秣和物资供给条件。 1938年2月中旬陈毅到达开化后，先与国民党政府开化县县长罗兴华进行交涉，要求为即将到开化集结的新四军各部队准备粮秣、物资。罗兴华派出民政科科长夏中英具体负责。在华埠镇，陈毅约会华埠镇镇长王邦漠，商议筹措军饷和粮秣等事宜。陈毅住过的华埠镇汪家祖屋，现在是华埠镇工商弄20号。从2月中旬陈毅来开化迎接新四军各部队集中，到4月中旬第二支队离开开化的华埠镇（今已为开化县城）去岩寺，前后2个月时间里，先后有7000多人在开化集结，没有完成改编的部队，在开化分别编入第一、二、三支队。在开化监狱里关押来20多名的红军游击队员（何炳福、余斯韫、齐三荣、叶发忠、江腊利、余樟春等），经陈毅、张云逸、张鼎丞等新四军领导人与民国开化县政府交涉被释放。他们和在此期间参加新四军的开化籍青年40多人，跟随部队赴安徽岩寺，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三营。后来，这批开化籍青年绝大多数牺牲了，至全国解放时幸存的仅有3人。 2月6日，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接军部电令，要第三支队黄道、叶飞两部向浙江开化集中待命。同日，张鼎丞、谭震林接军部参谋处电令，要第二支队部队向开化集结（但为了讨回何鸣部被缴枪支，部队出发时间推至27日）。2月中旬，陈毅带领张震东、陈子谷等机要人员和战地服务团共20余人，从皖南翻过马金岭步行来到开化。 2月10日，傅秋涛、江渭清、钟期光、王槐生等率领湘鄂赣红军游击队1100多人编为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后来才正式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湖南平江县嘉义镇出发，经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宜春、清江、向塘、鹰潭、上饶、玉山，于23日抵达开化华埠。 2月14日，项英、陈毅《关于新四军行动原则的建议致毛泽东电》提出：陈毅部队先出动，到达集中地点后，三支队才出动；二支队领回被缴枪支后，再行动……。 2月14日，闽东游击队1300余人改编为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叶飞团长率领下，从福建屏南双溪、棠口出发，于27日抵达开化华埠。粤赣边游击队（亦称赣南游击队）和桂东游击队700余人、300余支枪，于2月下旬抵达开化。他们从江西大余出发，经赣县、吉安、樟树、东乡、上饶、浙江常山，抵达了开化，编入第一支队第二团。湘赣游击队330余人、枪200余支接受改编后，在刘善培、段焕竞率领下，于2月从江西莲花县垅上、神泉出发，经樟树、东乡、上饶、玉山，下火车步行，下旬抵达华埠，和先期抵达的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汇合，参加组编。 2月下旬，湘赣游击队和桂东游击队也分别从驻地出发，经浙江常山抵达开化华埠，也编入第一支队第二团。饶守坤率领的闽北游击队和黄道率领的闽赣省直属部队1200人、枪700余支，编入第三支队第五团，2月25日在饶守坤团长率领下，从江西铅山县石塘镇越过弋阳、横峰间的浙赣铁路，经德兴、白沙关于2月底、3月初抵达开化华埠。 2月26日，开化各界抗日后援会华埠分会在华埠的江西会馆举行欢迎新四军大会，新四军代表陈毅、傅秋涛带领“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尚未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的连以上干部应邀出席，陈毅在大会上作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演讲。此时，张云逸也已经抵达华埠。闽东游击队有1300余人、700余支枪，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2月14日，在叶飞、杨元三、黄庆元、阮英平率领下，从屏南出发。25日，赖传珠代表新四军军部传达了部队向浙江开化集中待命的命令。部队于27日抵达华埠。 3月3日，陈毅、傅秋涛等率部离开华埠，进驻开化县城。当天，陈毅召集排以上干部在县城徐家祠堂开会，宣布了新四军军部的任命：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同时以支队司令部的名义宣布：第一支队下辖第一团、第二团，并建立两团的团部。由此，完成了新四军第一支队整编任务。 3月7日，陈毅带领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部分机关人员先期离开开化县城，翻越马金岭去皖南岩寺。 3月中旬，第一支队傅秋涛、胡发坚、刘炎等率部离开开化县城，翻越马金岭去皖南岩寺。在华埠镇，新四军第三支队进行组编，建立了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第三支队司令员，胡荣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政治部机关设在华埠镇。在华埠，第三支队和抗日游击第一支队、湘赣边、赣粤边游击队举行了联欢会。战地服务团借调到第三支队第五、六团队伍中，开展动员和宣传。此后，战地服务团暂留在三支队五团，直到皖南岩寺才归回一支队。 3月上旬，第三支队和战地服务团离开华埠，进驻开化县城。3月10日，张云逸、胡荣率第三支队离开开化县城，翻越马金岭去皖南岩寺，战地服务团随第三支队行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的闽西（南）一大部分及钟德胜、胡荣佳、彭胜标领导的闽赣边（中央苏区）及闽南（闽粤边）游击队共2000多人改编的新四军第二支队，于 2月27日从龙岩、古田出发，经瑞金、赣县、万安、吉安到樟树上火车经东乡、上饶、玉山下火车，于3月29日抵达开化。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和第四团驻华埠，第三团驻航头。第二支队在开化进行了编组、整训。闽西（南）游击队大部、闽西和闽赣边游击队及闽南游击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第三团二营和三营。随后也是翻越马金岭抵达皖南岩寺，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入驻琶村。粟裕率领浙南游击队（已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600余人、200多支枪，于3月18日在平阳山门街举行誓师大会后，从平阳山门出发，部队途经瑞安、泰顺、云和、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于3月底抵达开化，由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随后该部由华埠出发，4月2日经开化县城抵达马金，再于上旬翻越马金岭去皖南岩寺。细数一下，在开化集结组编了6个团，其中，第一、三、五团（也即老一、三、五团）后来在皖南事变中损失了，而第二、四、六团成为新四军主力，一步步成长壮大，在华中抗日，在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功绩！从南方各地前来集中的部队中，抵达岩寺及附近驻地的先后时间依次是：由湘粤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湖南平江嘉义镇出发）于3月初抵达岩寺，驻扎潜口；第一支队司令陈毅从浙江开化经屯溪镇（今黄山市）于3月上旬抵达岩寺；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湘南红军游击队分别从江西莲花县垄上、大庾县（今大余县）池江、浮梁县（今景德镇市）瑶里等地出发，3月间陆续抵达岩寺，整编为第一支队第二团，也驻潜口；由闽西、闽南、闽赣边、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第二支队第三、第四团，由福建龙岩白土镇誓师后启程，由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率领，于4月初抵达岩寺，驻琶村、琶塘；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第三支队第五、第六团分别从江西铅山县石塘、福建宁德桃花溪出发，分于3、4月间抵达岩寺，驻西溪南；粟裕、陈铁君、张文碧率400余人（当时编为第三支队第七团队）从浙江平阳出发，于4月18日抵达岩寺，编入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驻琶村、琶塘。4月11日，李林领导的湘南红军游击第一大队和刘厚总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300余人抵达岩寺，编入军部特务营。在下图中，标明了新四军驻岩寺地区的分布，插着浅红色旗帜的，即3个支队的驻地，而插着深红色旗帜的是军部驻地。图中的王村标为红色但没有插着旗帜，在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的电子屏上显示王村是第一支队驻地，显示另外还有王和村是第三支队驻地。最后出发赶往岩寺的部队，是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和湘南赤色游击队后方抗日锄奸队这两部，共计300余人，于4月11日从湖南耒阳县江头出发，经东湾、毛栗冲、竹塔市、锡里洞、灶市、株洲、南昌抵达岩寺，编入新四军特务营；再就是闽中的红军游击队160人，于4月下旬从福州洪山桥出发，于5月中旬才赶到，编入新四军特务营第二连。《新四军军歌》中的歌词：“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指的正是岩寺集中。自确定新四军番号后，到八省10余处红军和游击队在岩寺大部集中，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这和坚持南方游击战的主要领导人项英、陈毅等的威信、主动性和工作能力息息相关的。新四军集中于岩寺，不要忘记还有来自于延安的长征红军和一些领导人。在《调四军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花名册》（下图）中，就有90名延安拟派出的干部（除了个别人外，这些人大部份到了新四军），他们分批乘坐汽车、火车、轮船，或到了汉口、南昌军部，再随队去岩寺，或直接赶往岩寺。我父亲田长华就是其中最早出发的人，他先任陈毅特务员，随陈毅到各地召集红军旧部，后留在军部当叶挺军长的特务员。军部移驻岩寺时，他已在军部教导队了。新四军岩寺集中后，应对了国民党派员的“点验”。国民党首席点验官罗卓英中将（下图为首者）带着几十名将、校级“点验委员”来到岩寺。叶挺同罗卓英既是广东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和粤军时期的同事，互相比较了解，其时罗卓英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九集团军军长，和叶挺的军衔同为中将。尽管罗卓英对新四军战士们的人数、素质、身体等等提出诸多质疑，但都被叶挺军长一一应付过去，同时叶挺军长答应可以按“点验”的要求作一些精简（这些精简不过是新四军内部的调整、消化），以满足罗卓英的骄横感。叶挺还为罗卓英及其随员们准备了几桌丰盛的宴席，还亲自陪同罗卓英等人游览黄山。看到叶挺应付国民党要员的这些安排，项英不禁高兴地说：“叶军长真有办法。” 几天后，新四军通过了罗卓英等人的“点验”，标志着国民政府认可新四军达到“军”的编制。在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里有重现岩寺点验的场景。新四军指战员们整齐列队，叶挺军长骑着高头大马，把国民党点验官们统统落在身后。其实这不是现实，为了点验过关，得把国民党点验官捧为上宾才行啊！不过，地面上只摆放了4挺轻机枪，倒是符合历史的——新四军当时只有这么几挺轻机枪，有重机枪却还是不能连发的！ 1938年4月12日，新四军秘书处作出全军已集中的部队实力统计表：军部633人；第一支队2366人，第二支队1270人，第三支队1915人，第四支队3136人；尚未到达的还有浙南、闽东、闽西、闽中等地的游击队1009人；全军共计10329人。另据统计，在岩寺完成整训后，新四军全军共有10个团，装备6231支长短枪、57挺轻重机枪、1门炮。新四军成军后，就开赴抗日前线了，不到一个月，打响了对日寇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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