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不得不改变文风去钻研此人的文章

Posted 2022-12-27 诗文

篇首语：天不生无用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本文由小常识网(cha138.com)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毛泽东为何不得不改变文风去钻研此人的文章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毛泽东为何不得不改变文风去钻研此人的文章

原标题：毛泽东为何不得不改变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导语从青年到老年， >毛泽东除研读韩愈的诗文之外， >他还在自己的诗词作品中， >都点化或引用过韩愈的 >不少诗文。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他对唐代文学家韩愈（768—824）的痴迷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国文老师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大把胡子，对学生要求很严，要学生学写桐城派古文，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开始钻研韩愈的文章。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今延安志丹县）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对这段读书经历仍然深有感触： >“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 >可见韩愈对毛泽东的影响还是很深远的。 >事实上，毛泽东当年写给旧友黎锦熙（1891—1967，中国流行音乐奠基人）、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很得韩愈笔意。1952年，毛泽东还应湖南一师历史老师罗元鲲之请，为袁仲谦撰写了墓文，可见他对恩师的感激和怀念。 >毛泽东读韩愈，当然不是小时候读私塾只知死记硬背，而是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首先凭借注释和词典，了解领会大意，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此基础上，进行反复默读和朗读。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愈的诗文大都被他背得烂熟于心。 >不仅如此，他在读书的过程中，还记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据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愈的笔记，涉及韩愈作品《感二鸟赋》等10多篇。在这个读书笔记里，不仅有对词句的释义，还有对思想内容和观点的圈点、眉批。毛泽东对韩愈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明辨是非优劣，达到去伪存真、求精去粗的目的。 >▲ 毛泽东读书习惯于“手到”，即写笔记、写批注 >晚年毛泽东对韩愈的阅读热情依然不减当年，1965年8月，他专门要来《韩昌黎全集》阅读，据不完全统计，仅他圈阅的韩诗就达12篇之多，包括《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调张籍》等。其中，毛泽东手书过的有三首，即《石鼓歌》《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其一）》。毛泽东还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随县，引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编辑和流传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的精熟和偏爱，就不会有这样的妥帖批语。 >从青年到老年，毛泽东除研读韩愈的诗文之外，他还在自己的诗词作品中，都点化或引用过韩愈的不少诗文。 >《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出自韩愈的《原道》。 >《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来自韩愈的《送穷文》。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有名句“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关于蚍蜉撼树的故事，就出自韩愈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转化为“蚍蜉撼树谈何易”，不仅文字有所减少，而且更充满了义勇和自信。 >《贺新郎·别友》结尾四句云：“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这四句原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其中的“呢呢儿女语”，即出自韩愈的《听颖师弹琴》，韩诗的开头两句是：“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形容唐代著名琴师的琴声，好似一对年轻的恋人，正在温柔缠绵地低低絮语。毛泽东化旧为新，借以表达革命者四海为家，不沉湎于儿女情长的志向。 >《卜算子·咏梅》中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其中的“山花烂漫”也很难说与韩愈《山石》里的“山红涧碧纷烂漫”没有关系。 >毛泽东对《师说》《进学解》文章里体现的教育原则、教育方法也给了很高的评价。韩愈《师说》云：“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种劝学思想被毛泽东所看重。 >▲ 韩愈的《师说》 >1940年秋在延安时，有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做报告。路上，毛泽东对迎接他的人说：“韩愈的《师说》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 >1949年，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毛泽东不是抽象地谈论气节，也不是以是否正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是以看其对人民的态度，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衡量是非的准绳，从韩愈的《伯夷颂》到毛泽东的伯夷批判，是典型的推陈出新。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大礼堂召开的职工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指出：“韩愈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就要学习。”毛泽东的勤学精思，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