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为何产生摩擦冲突

Posted 2022-12-27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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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为何产生摩擦冲突

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党为了保家卫国这一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但这并不表示两党之间不再存在分歧，相反，这些分歧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制造了不少摩擦冲突。根据本文笔者的观察，这些摩擦冲突的挑起者主要是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那么，蒋介石为何要挑起这些摩擦冲突呢？ 1937年9月22日在中共不懈的努力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书》，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此后至1938年10月，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文化上，尤其是军事上相互协商，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从而掀起了全国军民的抗日高潮。但是，在两党合作中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及所领导的军队的防范和遏制始终没有消除过，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防共、限共，制造分歧、摩擦乃至冲突日益明显地增多。究其原因，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始终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因此制造摩擦，限制、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是必然结果。但按现代理性来看，这是在一块没有现代民主和自由的文明的土地上，不同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必然引发相互冲突彼此征服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国家。因此，进入20世纪，尽管现代民主、自由的清新之风也已吹到了古老中华的神州大地，但民主、自由的现代精神却一时还难以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一场场思想启蒙运动，总遭一次次血雨腥风的暴力斗争摧残。这样，尽管专制帝制已退出历史舞台，然数千年造就的专制集权的政治心态依然根深蒂固。那些权力拥有者，特别是最高权力拥有者尽管也接触民主、自由等现代文明，但全然没有作为现代社会的国家领袖应有的思想境界和政治气度，往往把持不同政见，不同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追求的人不是看作是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信仰的体现，而是看成是对其统治权力的最大威胁，千方百计地打压他们，不允许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不同声音的出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刚确立时，蒋介石即授意国社党负责人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公开信，以“军队属于国家”为由，要求将八路军训练、任命及指挥权完全托之蒋介石，再以“一国之内唯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体系”为词，要求中共“取消特区之制”。1938年2月国民党《扫荡报》发表社论指责陕甘宁边区搞西北割据，红军虽改旗易帜却不服从中央。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论调，指出“在非常时期中，行动固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到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称中共为“异党”，要“严加限制”，还专门设立“防共委员会”，以制约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所有这些都表明蒋介石不能以现代政治领袖的风范与气度看待不同政治力量、不同信仰追求的存在，而是抱着传统帝王的思维把异己力量看成是对其权力的威胁，从而加以限制和打压。必要时，蒋介石甚至对异己力量冠之于反动分子、叛乱分子或匪徒加以消灭。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一系列反共惨案，以及1941年初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就是以“叛军”的名义残杀共产党员、八路军和新四军。此时他们口中虽然也说现代语境下的“自由”“民主”“平等”“权利”“人性”“人民”等术语，然往往成为他们愚弄民众，欺骗民众的宣传工具，甚至沦落为他们利用民众，煽动民众去消灭一切异己力量的工具。这一切说明在一块长期受专制集权浸淫，缺乏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上，那种现代文明下的政治宽容和温厚是不存在的。政见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追求不同往往就演变为政治斗争乃至暴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