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Posted 2022-12-27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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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的转折点，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场事变究竟是如何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哦的建立起作用的？我们又为什么说这场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的关键因素呢？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对于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是我国由内战到全国对日抗战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国内的和平与统一，建立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更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发展。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过对时局的全面考察与分析，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既符合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需要的。经过不懈努力，国共两党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联袂抗敌御侮的历史新进程。深入分析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统一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联系起国共合作的思想纽带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大家庭，统一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维系这个大家庭曲折发展、经久不衰的精神动力。这种体现中华民族观念的强大精神力量，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指向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保家卫国、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紧迫的任务。国共两党作为当时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能否精诚团结、密切配合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影响到抗日战争的进程以至最后的胜利。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共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采取逼蒋抗日策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蒋介石也在被囚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张学良、杨虎城等国军将士的抗日决心和勇气，强烈感受到举国上下对团结抗日的巨大期待，唤起了他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情怀。虽然之前国共之间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两党最终捐弃前嫌，携手共赴国难，这一变化发展的思想基础正是统一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充分认识全面评估形势，选择符合历史潮流的前进道路 历史潮流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承载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孙中山先生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加速升级并取代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要求，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反抗法西斯主义暴行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共同任务，成为这个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正是这种人心向背和历史大势的无形力量，对当事各方形成强大的政治约束，促使他们谨慎作出抉择。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竭尽所能使事态向和平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全力促成各方达成和平解决的共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势力没有冒然采取军事行动，蒋介石自身也作了一定的调整改变。这些顺应历史潮流之举，赢得了民众广泛支持和拥护，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结成“三位一体”联盟，依靠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支撑 红军长征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将东北军调往陕北，与驻扎陕甘的第十七路军共同围剿红军，但他这个“用异己消灭红军，同时用红军消灭异己”的卑劣手法却客观上促成了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盟的形成。在持续剿共连受重挫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唯一出路，逐渐与红军达成共识。 1936年4月，中共决定由周恩来同志负责联合张、杨的事务，后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委员会，设立了联络机构。中共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及爱国人士多次与双方高级军官接触，进行疏通调节，揭露蒋介石的独裁阴谋，消除了双方的猜忌与隔阂，使他们坦诚相见，在联共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方在前线由敌人变成了友军。1936年秋，在中共分别争取及三方共同努力下，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具有强大实力的“三位一体”政治联盟，构筑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牢固“铁三角”，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形成有力对抗。 尊重各自政治现实，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和灵活机动策略 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党派在一定时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联合战线。只有充分尊重各自的政治现实，存异求同，彼此让步，才能达成共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率先做出让步，这种让步是从改变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敌视态度开始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八一宣言》发表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共同抗日。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与此同时，在行动上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城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完成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政策的重大改变。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复杂的形势局面，中共中央正视客观现实，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于12月19日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最终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这个决定对中共来说，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也争取到社会的同情，为国共合作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了全国统一抗战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