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谈话会始末庐山谈话会和中国抗战宣言的发表

Posted 2022-12-27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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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谈话会始末庐山谈话会和中国抗战宣言的发表

庐山谈话之所以被称作庐山谈话是因为这份谈话是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的。庐山谈话会其实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民党精心筹备的一次谈话会。庐山谈话是庐山谈话会的重要成果，这份文件可以说是中国的抗战宣言。究竟庐山谈话会是怎么回事呢？ 1937年6月23日起，中国社会各界的不少名流巨卿，相继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这份请柬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副主席蒋介石共同署名，内容是邀请他们前往庐山共商国是、“茗叙候教”。中政会秘书长张群的随柬附函，用语更是华彩而谦恭。抗战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会，随着这一大批“积学盛名，世所共仰”人士的登山，拉开帷幕。庐山谈话会，是国民党中央为听取民意、集思广益，应对日见深重的民族危机以及诸多内政问题，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召开的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谈话会。谈话会从1937年6月初开始筹备，决定在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参加谈话，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到7月16日第一期谈话会召开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于7月7日阴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对策成为头等大事，因此，聚集了中枢和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的庐山谈话会尤其为中外所瞩目。谈话会的主题，即在此背景下由原来一般性的意见征询，进一步提升到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复兴民族。主持者明确要求与会人士就内政交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批评的尽量加以批评，要发表的意见多多发表，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抵抗强敌，自救危亡。谈话会由汪精卫、蒋介石共同主持，采取大会发言和分组交谈（分政治、经济、外交、教育4个组）两种形式进行。参加者有国民党、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业教育派、救国会等政党社团领袖，教育、学术、新闻出版、工商财经等各界教授名流，政府院、部、会官员则作为陪客出席。第一期谈话会于7月16日至20日举行，实际出席者158人；第二期谈话会于7月28日至30日举行，实际出席者72人。原定8月15日前举行的第三期谈话会因抗战军事紧张而取消。第一期谈话会举行了两次大会和两个下午的分组会。与会者在大会和分组会上踊跃发言，尤其是在17日的第二次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在发言中，相继提出了民族生存重于一切，在民族存亡关头全国上下应一致服从政府，政府应于言论自由、特种刑法和新闻检查等速予改善，政府施政实际与国民党政纲应根据时势变化而有变更，立即实行宪政，宪法应容纳各方面意见，加强国防教育、青年训练和充实学校内容，实行教育独立、净化教育，筹划战时经济财政措施、一致节约、严惩贪污等意见，表示要全国一致共赴国难。发言者主要有张君劢、张志让、王云五、杜重远、何基鸿、张寿镛、曾琦、左舜生、江恒源、胡适、梁士纯、江一平、林宰平、马君武、沈恒强、朱经农、陶希圣、刘湛恩、吴贻芳、高君珊、傅斯年、邵鹤亭、张世原等。18日，有六七十位与会者随蒋介石到海会寺，参加了庐山暑期训练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毋庸置疑，第一期谈话会中最重要也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是蒋介石在17日谈话会第二次大会上发表的讲演声明（一般称抗战宣言）。蒋介石报告了政府处置卢沟桥事变情况，表明了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他要求全国国民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他也表示，和平未根本绝望之前，仍希望和平解决，并提出了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最低限度立场：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他最后严正宣告：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的讲演，义正辞严，明确宣示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提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确方针，得到与会者的认同，“蒋致词毕全场鼓掌历数分钟而未歇，并带动此次共同谈话的主题”，“会场气氛极为热烈兴奋”（学者陈立文语），当时在场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即有“到会者均认为满意”的记载。可顺便提及的是，也许由于某种顾虑以及受到亲日派牵制，与中共在卢沟桥事变次日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进攻”不同，蒋介石在发不发表该讲演宣言上，曾有过仔细斟酌。7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芦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矣，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因此，他觉得“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17日，在谈话会上讲完后，他基本上放下了顾虑，“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制其野心也”。参加谈话会人士的拥护和赞扬，也坚定了他的决心。1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虽然有人认为危险而劝阻，他却下定决心“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认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当天（即19日），略加修改后的讲演稿即以《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的告民众书形式，由中央社正式公开发表。蒋介石庐山抗日宣言正式发表后，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扬。毛泽东在7月23日撰写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予以高度评价，指出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它与中共7月8日的通电，“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从当时社会反应看，宣言的发表，无疑是一次全国抗战的大动员，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政府团结御侮、反抗侵略的正义立场，日本当局也由此意识到面对侵略起而反抗的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全面战争的明明白白的决心”。中国从此进入全民族的全面抗战的历史新阶段。 第二期谈话会因蒋介石20日下山回南京，由汪精卫主持，举行了两次大会和一个下午的分组会。以前一般都说这一期谈话会草草收场，但据对庐山谈话会颇有研究的台湾学者吕芳上、陈立文等著述，会议同样十分认真。与会者发言拥护蒋介石抗战宣言所宣示的政府方针，并对长期抗战的准备提出多方建议，主张要抱定决心抗战到底，不必再希望和平了结；实行战时产业政策；注重战时后方组织，动员后方人员积极备战；实行战时外交，注重国际关系和国际宣传，尽量实行南联英美、北联苏俄；等等。最后还以第二期谈话会同人名义，发出致宋哲元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电，表示对前方将士守土御寇决心至深钦佩，勖勉同心戮力，抗战到底，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发言者主要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章益、卫挺生、吴南轩、潘序伦、洪深、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萧一山、方东美、崔敬伯、刘健群等。第二期谈话会人士中，有的早到庐山者如方东美、刘健群等参加了第一期谈话会，而第一期谈话会晚下山的人士如胡适、陶希圣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因此，与会人士有交叉，小部分人两期谈话会都参加了。参加庐山谈话会的人士，大多数积极建言（未及发言者大多留下了书面稿），但也有少数个别人晦暗消极。如参加第一期谈话会的周佛海，心中只有对日“和平”，不但自己无甚建言（周在山上几天的日记中，未记下他自己的主张和发言），而且对于其他人很有见地的发言，不感兴趣，基本上不以为然，甚至对与会者拥护蒋介石抗战宣言的发言，也认为“均无多精彩”。由此看来，他的日后投敌，是有着深厚思想基础的。庐山谈话会没有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是一遗憾，这应与当时国民党尚未正式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有关。但蒋介石似乎以另一种方法作了替代通融。这就是在第一期谈话会期间，他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到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进行第二次庐山谈判（第一次国共庐山谈判在6月上中旬举行），周恩来等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冲、邵力子、蒋鼎文等多有接谈和会面。此外，参加谈话会的一些人士，在会前会外也与周恩来等多有见面和交谈。如15日，周恩来等在仙岩饭店与张伯苓等多位与会人士见面交谈。又据《周佛海日记》记载，他在会间一天下午与陶希圣同访周恩来、林伯渠，相与详谈政策转变之意义及经过。周佛海说他们都是十年前老友，故“相见唏嘘，不胜今昔之感”。返回寓所后，他与陶希圣谈共产党的将来，认定“其不易维系也”。周佛海之无见识，于此也可见一斑。两期庐山谈话会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以个人名义，于1938年5月20日，邀请妇女界领袖在庐山举行了谈话会。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江西妇女代表劳君展（许德珩夫人）、程希孟夫人、熊芷、雷洁琼，以及史良、曹孟君、沈滋九、李德全、吴贻芳、刘清扬等各党派和无党派妇女界著名人士5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历时5天，主要讨论战时妇女动员和改善妇女生活、加强妇女团结等议题，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雷洁琼认为，会议“正确切实的认定了动员妇女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妇女文化水准，改善妇女生活，确立妇女经济独立基础，组训妇女发动启蒙运动。工作方法与内容又完备详细的提出配合全面抗战的一切工作，并决定以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女工作最高指导机关”。委员会仍由宋美龄任指导长，委员则由原来的7名扩大为36名，中共的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当选为委员。这次妇女谈话会，结成了全国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认为是全国妇女大团结的象征，“在妇女运动史上是有绝大意义的”，对动员和团结全国妇女投入抗日战争，起了良好的作用。庐山谈话会的举行和抗战宣言的发表，在中国近代史和民族抗战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抗战决心，挺起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抗御外侮的脊梁；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准备自卫”、抵抗日本侵略的动员，为凝聚抗战共识、实现团结救亡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们成为中华民族完成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战转变、共赴国难的重要标志，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雄伟大幕。与此同时，谈话会还开创了各党各派各界共商国是的政治新形式，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最高民意机关的主要渊源”，即继之在南京、武汉、重庆相继举行或成立的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的前身和先导。庐山，也因此作为全面抗战宣言的公告地和民族抗战动员的策源地而载入史册。

庐山谈话会始末 庐山谈话会和中国抗战宣言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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