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

Posted 2022-12-27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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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众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纲领上的达成一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当时的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加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展出了新三民主义，而它也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同时也是这次国共合作的一大特点，除此之外，这次国共合作还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新三民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发展了三民主义，加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发展，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一致，所以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第一、政治纲领基本一致。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提出了以“驱除鞋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经过十年的革命实践，他感到有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必要。从1922年末开始，孙中山着手修订国民党的纲领、章程，开始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翌年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均反映了这种新解释。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完成了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新三民主义是反帝、反封建、反地主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的新三民主义，这种“民族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正如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说的共产党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历史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基本符合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这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二、国共合作的建立是随着两党领导人和党员的认识的不断进步而有个酝酿—探索—形成的过程，不是一毗而就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和广大共产党员尚未认识和考虑到同孙中山导的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在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马林等人的多次建议和帮助，又经过“三大”和“三届一中全会”，全党同志基本上认识到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是实现革命宗旨的需要。孙中山跟共产党的合作，也不是偶然的。首先，孙中山以革命家的坦荡的胸怀，诚挚的态度，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与帮助，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合作，其次，国民党中的一些党员也逐渐认清了共产党是真正帮助国民党的，他们愿意与共产党共事。两党领导人经过反复研讨，乃至争论，对国共合作的认识趋于一致，又经过国共双方对本党党员的诱导和教育，两党党员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有了一定的认识。 第三，国共合作是在两党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共同努力实现的，因此是一种较完善、较密切的合作。中国共产掌人为国共合作竭诚努力，李大钊最先加入国民党，随之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谭平山、挥代英等相继加入国民党。1923年10月，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谭平山代表中共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参加了国民党“一大”的准备工作。一些共产党人还参与制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民党“一大”宜言，审定国民党章程等。“一大”召开时，中共党员代表纷纷发表坚持革命原则的意见，如在国民党中央要不要设立研究会或研究部、中央机构要不要实行比例选举制等问题上，毛泽东、夏曦坦率地发表反对意见，获得与会国民党员的赞同。孙中山为实现国共合作，热情地欢迎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信任共产党人。在筹备和召开国民党“一大”期间，共产党员几乎参加了各项具体工作，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国共两党当时如果没有良好的愿望，自觉的墓础，共同的努力，国共合作是无法实现的。 第四，两党实现合作，是各自同内部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结果。实行国共合作不是一帆风顺的，国共两党中的部分领导人和党员，对国共合作始终存有不同态度。当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正在酝酿时，国民党内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势力就诬陷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有人竟主张在国民党的章程上应写明“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的条文。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上书孙中山，怀疑苏俄帮助中国革命别有用心，诬蔑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是阴谋，甚至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目的是破坏国共合作。孙中山立即旗帜鲜明地批驳并教育邓、林等人，告诫他们“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孙中山的坚定立场，保证了国民党“一大”的顺利召开。大会期间，林森、谢持、方瑞麟等人秘密开会，拟定反对联共的提案。对此，孙中山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反复强调团结，“不可以无意识的话来挑拨意见”，不要“因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造成“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孙中山的威望和他的积极教育，使持异议的国民党员虽不能完全改弦更张，但也不敢公开制造分裂，保证了“一大”的顺利进行。在共产党内部，对国共合作也曾出现错误主张一种是张国熹等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只主张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另一种是陈独秀等人主张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里去，其口号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两种主张在1923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以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否定了错误主张，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强调共产党员虽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保证了国共合作变为现实。 第五，国共合作是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而且是在双方没有政权的情况下实行的合作。首次国共合作之时，国内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虽然都没有政权，却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两党对全国人民厌恶连绵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渴求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夙愿深刻理解。为要“将中国成为统一、完整的国家”，孙中山认识到必须振兴国民党，使国民党增新血液。这种新血液，在孙中山看来，就是共产党员。廖仲恺则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因而孙中山和国民党中的左派与共产党合作比较积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从1922年6月主张建立联合战线开始的。8月决定两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翌年6月就正式确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两党合作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反映民族利益。李大钊明确表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国家”。他在国民党“一大”会上还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动机“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正是由于“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曾经联合成一个队伍”，形成一个国民革命的中心，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全国才掀起了群众性的革命高潮，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在仅仅两三年内就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第六，国共合作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掌握的一部分权力，发挥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组织推动、批评帮助来实现的。共产党经过努力，使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在“一大”时进行了改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毛泽东、沈定一、林祖涵、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煮等七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央执委会的四十一人中，共产党员有十人，占四分之一弱。有一些共产党员被任命为部长，或在中央一些部任秘书。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长，杨饱安、彭湃、冯菊坡分别任组织部、农民部、工人部秘书。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是在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多是共产党员，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的宜中华，江苏的侯绍裘北方的李大钊、于树德、李永声、于方舟等。在国民党内部，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努力宣传国民党革命纲领和新三民主义，在作风上，以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严守纪律的高尚品格影响国民党。共产党正是通过参加国民党并执掌一部分权力来发挥其政治、组织和思想作用的。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当时，国民党不但在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孙中山正是在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于国共合作后，才“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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