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展现其高超政治智慧

Posted 2022-12-27 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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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展现其高超政治智慧

毛泽东的政治智慧一直是后世所称道的，若非这样的智慧，中国革命不会在他的领导下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功。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曾多次展现他个人高超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在扎西会议上。究竟毛泽东在这场会议中所展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有哪些呢？本文将为读者详细分析。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解决了自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党内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后，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川军沿川、黔长江两岸集中布防并向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其他黔、滇地方军及薛岳国民政府军纷纷以合围之势蜂拥而至。中共中央、军委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渡长江，命令红军向云南扎西地域集结。”2月4日，中央红军开始向扎西地域开进。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威信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这三次会议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主要内容：一、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张闻天（洛甫）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二、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三、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四、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五、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军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其成果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更彰显了毛泽东个人高超的政治智慧。 第一，恰当处理本国事务与共产国际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加入共产国际始，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五十七个支部之一。按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重大革命活动、组织变更等，都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王明、博古等人的上台，就是共产国际的“杰作”。但共产国际以苏联革命为指导经验，其一般号召与各国实践不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是一个对中国革命不作具体分析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者。而共产国际确认和支持在中共党内“负总的责任”、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博古却盲目信从李德。故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实际成了李德凌驾于中革军委之上发号施令的畸形领导机构，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将中国革命一步步推入绝境，使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湘江战役更是使中央红军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该如何选择？从现实中毛泽东认识到，要使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必须摆脱共产国际的掣肘，独立自主解决自己的问题。盲目崇拜一个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讲的洋顾问，并完全由他来指挥中国的军队，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革命必须由一个熟悉中国、懂中国的人来指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最高“三人团”，并作出对常委进行再分工等的决定。遵义会议后，博古仍然还是党的总负责人，由他继续担任，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实施势必还可能受到干扰，因此，威信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领袖，而整个进程中毛泽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花房子会议前，张闻天提议换下博古，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力主张闻天。周恩来回忆说：“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在花房子的常委分工会上毛泽东说：“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他是从莫斯科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待。” 由张闻天接替博古的决定是在隔断王明和共产国际的干扰下作出的，如以后中央一旦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王明仍然可能借此攻击毛泽东，并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来推翻扎西会议的组织决定，这将可能会给党和红军再次带来灾难。张闻天在实践中认识并认可毛泽东，由张闻天接任总书记，能使正确主张得以实施，使党和军队更加团结统一，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以敏锐的洞察力，准确把握独立自主处理本国事务同尊重共产国际关系的度，从大局出发的明智之举。 第二，斗争——团结 自长征以来，针对红军要到哪里去，仗怎么打等问题，毛泽东和博古、李德一直是有很大争议的。在他们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中国那种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不懂现代军事理论，充其量算一个“游击大王”，他们从感情上就排斥毛泽东，但毛泽东依然时刻关注和担忧着红军的命运。他多次积极建议，试图和博古、李德交流沟通未果，只得改变斗争的方式。遵义会议的召开就是斗争的伟大成果，但遵义会议“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即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要肃清“左” 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得换下博古。水田寨花房子博古交权，彻底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会上，博古还一直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的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这话没给博古任何回旋的余地，也无疑给已失去主心骨的博古一剂强有力的清醒剂，让他认清形势，遂将中央的印章交出，会后，交出象征中央权力的“挑子”。毛泽东光明磊落，绝不向强权、错误低头。在他身上体现出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的高贵品质。“但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的磨练，他深刻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他看到了‘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容易被敌人消灭’？”坚决反对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博古和凯丰拒不承认路线错误也一律采取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的态度。说到对博古工作的安排，他说，就让他先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等王稼祥病好了再说。而对于一直不同意博古交权的凯丰是耐心等待，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恢复其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对李德的生活照顾如同往常，他的有益建议仍然采纳。毛泽东坚决推举张闻天来接替博古职位，都为稳定大局，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尽量减少内耗，以便共同对敌起到了作用。毛泽东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是义无反顾的，但是他以大局为重，敢于同错误路线斗争的同时尽可能团结大多数的同志，才使中国革命损失最小化，从而及时扭转了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 第三，善于把握有利时机 扎西会议的召开，似是“天赐良机”。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隔断了联系。面对每况愈下的中央红军，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怎样才能挽救其于危难之中。但与错误路线斗争不能一蹴而就，实践证明孤军奋战也不行，他遂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逐步为大多数人接受。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作出常委再分工的决定；撤出遵义后，一路上博古离开了李德这根“拐杖”，情绪非常低落；到了水田寨花房子，张闻天提议换下博古。天时地利人和。水田寨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开，博古交权。一切，都在毛泽东的预见和掌控之中。对于博古的交权，毛泽东采取的是“不能操之过急，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遵义会议期间，“贺子珍曾问毛泽东：‘博古同志既然有错，今后党中央还会要他领导吗？’毛泽东说：‘他（博古）思想不通啊。思想不通，岂能勉强，大家的意见让他思考一段时间。目前，他不同意交出党的大印。看来，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相信不会很长。’”毛泽东早就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但他觉得发动反王明路线斗争时机尚不成熟，弄不好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因此为了大局就先暂时忍耐，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是他让中央领导层从认识、理解、支持到自觉，直到扎西会议一切条件皆已成熟，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交替终于得以顺利进行。 第四，实事求是，灵活机动 土城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各路敌军的围追堵截，原定北渡长江计划又被迫改变。2月3日晚，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据此，中央红军各部相继前往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水田寨、扎西集结。中央红军向扎西集中，引起川军和滇军的各种分析和猜测，并部署了新的追堵计划。为此，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审时度势，分析了土城战役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打破川军的围追堵截局面，面对川军一直向西，利用长江天堑布防，滇军由南向北推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认为，红军北上，西进渡江，造成敌人错觉，把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一带，使得黔北兵力空虚，提出不能同敌人在扎西地域决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而要避实击虚，杀回马枪，争取战争主动。”?因此会议作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决定。中央红军离开扎西整整一个星期且就要发起二渡赤水战役，敌人依然不清楚中央红军的战略动向。毛泽东抓住战机，指挥部队攻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毛泽东走出了一招不仅出我多数红军指战员所料，而且也令敌人大感惊奇的绝棋，使得长期被动挨打的中央红军第一次获得了主动权，开创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新局面。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政治智慧的高度完美体现。历史让扎西会议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军史上的一个光辉节点，闪现出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智慧。（作者单位：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