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而不是遵义会议真正确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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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坝会议而不是遵义会议真正确立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毛泽东在中央的军事指挥权究竟是什么时候确立的,这一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是在遵义会议,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的笔者认为应该是在苟坝会议,他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确实一直在做指挥,但当时他并没有获得绝对指挥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种说法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而历史事实是:毛泽东真正获得对中央红军的绝对指挥权是在苟坝会议。 前一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担任了“党中央军委主席”,自然也就是直接掌握了军事指挥权。持这种观点的领导还不是一般人,其中有王稼祥、彭德怀、黄克诚、杨成武等。《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发表的《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变化概况》一文,认为遵义会议后军委的情况是:“军委”领导小组(实际就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红军前敌指挥部”(即前敌司令部—作者注)司令朱德、政委毛泽东。……“中革军委”成员并无变动。根据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讲,随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王稼祥、彭德怀、黄克诚、杨成武等回忆均讲毛泽东担任了“党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提法值得商榷。(费侃如:《遵义会议后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不是党中央军委》,见《中央红军长征在苟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另外,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大了解遵义会议实情的张国焘“虽然与毛泽东争论最为尖锐,但他口口声声承认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王健英:《“三人军事小组”小考》,《党史文汇》1986年第6期。) 对以上两种说法,费侃如均提出了质疑。作者赞同费侃如的质疑。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明白两个概念:“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 中央军委的前身是中央军事部。最早负责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和旧军队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等。后来承担起全国革命武装领导工作,是人民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机关。1925年9月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军事班学员回国,领队王一飞建议中央成立军委。10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第一次提出,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亦称军事委员会)。12月,改称中共中央军事部。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定,中央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中央军事部,张国焘兼任部长。是年底,周恩来率部分军事干部从广州到上海。不久,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与中央军事部合并为军事部(亦称军委)。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军事部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武汉。同月,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由周恩来任军事部部长。7月下旬,周恩来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军事部工作由王一飞负责。8月,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武装起义,进入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第17号通告。中共中央机构随之作了变动,军事部改称军事科,隶属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组织局,组织局负责人周恩来兼管军事科的工作。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军事部,各地设立军事委员会。在《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央军事部。各地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的一般指导,但在军事工作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指挥。10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央军事部,杨殷任部长,下设军事委员会(就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和建议的机关)及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五科。1929年8月,杨殷被捕遇害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10月,中央军事部在《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中央军事部是全国党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193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事部和军事委员会合并称中央军委。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下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主要领导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设在上海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白区的军事工作及对苏维埃军委、各主力红军重大决策的指挥等,不直接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随后,中央军委负责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 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政治上仍受中共中央(上海)及中央局的领导。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即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 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中央军委”是党中央的军事领导机关,“中革军委”是政府的军事领导机关。两者在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统一。在1934年,从各方面来看,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这样,李德不仅取代了朱(德),而且排斥了周(恩来)。”(《李德的回忆和毛的掌权》,载(英)《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号。)也就是说,在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的主导下,这时已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收归”给一个既不是中央常委,也不是中华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外国人李德身上。 那么,遵义会议是不是改组了军委领导呢?历史事实是:遵义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即取消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权力,同时撤销了博古给予李德的对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改变了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委)里分管军事工作的同志,也就是说调整了常委的分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三辑第183页)即恢复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指挥军事的权力。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亦即是说中央常委中,明确由周恩来负责分管军事。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总政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等军委和军队主要领导,和会前一样,一个也未更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共中央军委在遵义会议上均未恢复或重新成立(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是在到达陕北之后的1936年12月7日)。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由之前的政治委员增选为中央常委,并未当选任何军事职务。而“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页。)是在2月5日的扎西会议上的事了。 那么,为什么说苟坝会议才真正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个观点:说毛泽东在苟坝会议才获得了军事指挥权,但并不能否认遵义会议后,一渡赤水、二渡赤水,特别是遵义战役,甚至是失败了的土城战役,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毛泽东在出谋划策,甚至说是毛泽东在直接指挥也不过分。 但是毛泽东没有获得绝对指挥权! (来源:中央文献出版社 《寻找真理——苟坝会议十五问》 作者:杨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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